秉笔直书与春秋笔法-秉笔直书与春秋笔法区别

1.文人风骨（一）

2.拿笔的四字成语

3.太史公的“项羽情结”

4.春秋笔法与传统精神有什么关联？

文人风骨（一）

最近在读刘小川所著的《品中国文人》一书。因为书中有很多内容需要细细品味，所以读得很慢，但收获很多。这本书从战国时期至今家喻户晓的屈原写起，一直写到弃医从文的现代文学斗士鲁迅，中间囊括了上下五千年著名的文人。作者查证了大量的文史资料，通过具体的历史事实，让我们全方面、更立体地了解了中国文人的风骨。

1.文人的风骨在于一腔报国之心。

屈原的淳淳爱国之心在自己所著的《离骚》一书中表现得淋漓尽致。作为楚怀王的好友兼伴读，屈原开始非常受楚怀王的信任，曾官至三闾大夫。但古代帝王的身边多奸臣，屈原的忠贞在他们的眼中是那样格格不入，因此数次以谗言陷害屈原。当众口铄金时，楚怀王也犹豫了。再加上张仪的一张巧舌如簧的嘴撒了一个弥天大谎，以三百里商於之地做诱饵，想要破了齐楚联盟。这时，朝中那些不喜欢屈原的大臣们联合起来向楚怀王进言，而屈原的一番肺腑之言在这些人的眼中却成了清高与固执。“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屈原本来已经出使齐国修复了齐楚关系，但任谁也改变不了倔强的天子之心。于是，楚亡国了，屈原投汨罗江而。他的那一跳，跳出了中国文人视如归的风骨。

2.文人的风骨在于敢于秉笔直书，不屈不挠的斗志。

被鲁迅先生称作“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史记》的作者司马迁就是这样一个不屈不挠的斗士。他出生于史官之家，自幼便博览群书，有着非凡的才华和气度。在自己父亲司马谈的教导下，从小立志做一个历史的真实见证者和记录者。他就是为李广的孙子李陵说了几句真话而被囚于牢笼。身体和心理所受到的束缚并没有让他屈服，反而更给了他一颗直面现实的心。在后世眼中，汉武帝拓疆域，驱匈奴，南征北讨，战功赫赫；但连年征战导致的赋税加重也使当时的老百姓民不聊生。而在汉武帝的严酷刑法之下，司马迁受到了最侮辱的刑罚。这次刑罚虽然摧毁了他的身体，但却没有打倒司马迁的灵魂。他将自己余下的所有时间和精力都用于了《史记》的创作。就在这样的条件下，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作品诞生了！这部著作用一个个生动的历史故事让我们看到了那段真实的历史和一个个鲜活的人物。司马迁擅长使用春秋笔法，让我们在作品的留白之处读到了更多。这样的不屈不挠，秉笔直书，值得彪炳史册。

拿笔的四字成语

妙笔生花、 投笔从戎、 春秋笔法、 笔走龙蛇、 奋笔疾书、 口诛笔伐、 梦笔生花、 信笔涂鸦、 大笔如椽、 神来之笔、 点睛之笔、 一笔勾销、 弃笔从戎、 秉笔直书、 意在笔先、 涉笔成趣、 笔酣墨饱、 笔下生花、 下笔成章、 笔歌墨舞、

太史公的“项羽情结”

雪漠家道文化，打造智慧家庭

XUE MO CULTURE

选自《中华文明》第1期

主编：雪漠

太史公的“项羽情结”

马? 尊

1?

中国史学的开山祖师司马迁，他着《史记》的宗旨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我觉得三者他都做到了。

历代的史学家向来以“直书”“春秋笔法”作为着史的一大标准。可是春秋笔法和秉笔直书很难统一，孔子说：“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是的，我们应该“罪”他，他的“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的伦理原则，一字褒贬的敍述方法，让历史事件晦涩模糊，真伪难辨。北宋最有革新精神的王安石，称《春秋》为“断烂朝报”，真是慧眼独具。而他的同事欧阳修写了一部《新五代史》，却用所谓的“春秋笔法”，我们现在看来，这部书的精彩恰恰在于他的敍事部份，至于“两相攻曰攻，以大加小曰伐，加有罪曰讨，天子自往曰征。”这种“一字褒贬”的风格，以及他“呜呼”开头的传记评论，似乎显得无比迂腐。为什么春秋笔法该“罪”呢？因为往往会歪曲事实，以史官的主观判断或最高统治者的道德标准，来衡量是非曲直，为正统、正朔，涂脂抹粉。最后历史事实往往变成了“成王败寇”的一朝之言，着史的起点变得很低劣了。《史记》之后，恐怕很少有哪部史书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为宗旨，或者有，但是没有司马迁的“史才”“史学”“史识”“史德”。《项羽本纪》便是这四者的绝佳体现。以班固，刘知几为代表的著名史学家、史学评论家，诟病司马迁把项羽列入本纪，似乎纪传体史书的本纪，只应该记录得“正朔”的帝王。而这恰恰是他们在史识上比不了司马迁的地方。

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中说：“余所谓述故事，整齐其世传，非所谓作也，而君比之于春秋，谬矣。”表明自己不为一家一姓正名份，谈正统，如《春秋》一般。任何史学家总免不了要有自己的思想渊源，或意识形态，司马迁不尊《春秋》，便是不尊儒家的史学价值观，那他尊哪家？在谈到自己的家学渊源时，他引用了父亲司马谈对各家学说的评价：“夫阴阳、儒、墨、名、法、道德，此务为治者也，直所从言之异路，有省不省耳。尝窃观阴阳之术，大祥而众忌讳，使人拘而多所畏；然其序四时之大顺，不可失也。儒者博而寡要，劳而少功，是以其事难尽从；然其序君臣父子之礼，列夫妇长幼之别，不可易也。墨者俭而难遵，是以其事不可遍循；然其彊本节用，不可废也。法家严而少恩；然其正君臣上下之分，不可改矣。名家使人俭而善失真；然其正名实，不可不察也。道家使人精神专一，动合无形，赡足万物。其为术也，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立俗施事，无所不宜，指约而易操，事少而功多。儒者则不然。以为人主天下之仪表也，主倡而臣和，主先而臣随。如此则主劳而臣逸。至于大道之要，去健羡绌聪明，释此而任术。夫神大用则竭，形大劳则敝。形神骚动，欲与天地长久，非所闻也。”他借父亲司马谈之口，评论阴阳、儒、墨、名、法、道。唯有对道家没有微词，其他各家都有批评，尤其对儒家强调再三。而当时汉武帝正喊着“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意识形态口号。《史记》列传中，把《仲尼弟子列传》排在第七，韩非都在前面，司马迁的用心值得深思。班固在《汉书·司马迁传赞》中说：“其是非颇缪于圣人，论大道而先黄、老而后六经，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贱贫，此其所蔽也。”在班固看来，司马迁偏离主流价值观，这是司马迁思想中的弊病。历来都认为司马家族尊道家，我们暂且不作归类。《史记·伯夷列传》中说：“或曰：天道无亲，常与善人。若伯夷、叔齐，可谓善人者非邪？积仁洁行，如此而饿。且七十子之徒，仲尼独荐颜渊为好学。然回也屡空，糟糠不厌，而卒蚤夭。天之报施善人，其何如哉？盗蹠日杀不辜，肝人之肉，暴戾恣睢，聚党数千人，横行天下，竟以寿终，是遵何德哉？此其尤大彰明较著者也。若至近世，操行不轨，专犯忌讳，而终身逸乐，富厚累世不绝。或择地而蹈之，时然后出言，行不由径，非公正不发愤，而遇祸灾者，不可胜数也。余甚惑焉，倘所谓天道，是邪非邪？”不难看出，他对天道是否存在，持怀疑态度。作为个人也许是他的悲哀，再加上受到“宫刑”，内心的痛苦与挣扎可想而知，用他的话说“肠一日而九回，居则忽忽若有所亡，出则不知其所往”，心灵处在矛盾的流浪中，精神处在矛盾的纠葛中。但是作为史学家，不以任何一家为意识形态的归属，也许是一种“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的表现，注定是一流的史学家。如果说司马迁偏向于道家，也许更多的原因是对汉武帝“外儒内法”“杂霸王道”等一系列专制思想的一种内心深处的抵触，但不能说他信奉道家。

我们常说黄河流域造就什么文明，长江流域造就什么文明，或者北方属于什么文化，南方属于什么文化（文明和文化至今没有标准的定义区别，我觉得区别在于明和化，变成一种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的文明，可以称为文化，所以无法对古代的文明或文化明确区分。）这是用地域划分文化界限的方式，作为文明的起源有它的道理，但是在文明的冲突中，难免会有彼此的融合，呈现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一种文明的存在，有赖于即使在无数的外来文明侵略，或者交流中，它的核心永远不受动摇，尽管不能硬性划分某地域属于什么文明，但也不能忽略文明的界限，多种文明的交融总有主次之分，中华文明是否有绝对共同的源头，很难考证，但是在商周之际，产生了两种不同文化的对撞，却有很多依据。在周朝，以荆楚，宋，齐为代表的殷商文化继承者，总是和主流周鲁文化，发生冲突。荆楚文化自商朝以来就是半独立的状态，但后来完全受到殷商文化的熏陶，到了周朝，文化更加独立，《史记·楚世家》写到楚君熊渠对周天子说：“我蛮夷也，不以中国之号谥”，明目张胆地分庭抗礼。宋本来就是殷商故地，完全是受殷商文化熏染，齐文化是在晚周才成熟起来的，《管子》一书便是齐文化的集大成，本书的思想核心是以道家为核心的殷商文化。楚宋文化的代表是老庄道家，屈原辞赋，齐文化的代表是管仲，黄老道家，这两种文化的核心是殷商文化；周文化以周公孔子为代表，也是西周的官方文化，到了东周便是儒家文化，孟子大量吸收了齐文化，跟正宗的孔子思想有区别。东周诸侯国名义上仍然尊周天子，所以儒家文化一直是“显学”，即官方思想，秦朝虽用法家的苛刻统治，但是大一统的思想，各种典章制度，仍然继承了周朝。秦朝末年，各诸侯国后裔群起复兴家国，以楚国的反抗势力最为强大，因为楚文化的思想最难接受秦朝的专制思想。汉初，民心未稳，经济凋敝，六国后裔，尤其楚、齐文化还有很大的民间影响力，在这各种形势的逼迫下，不得不奉行“与民休息”的黄老思想，对待匈奴族的百般挑衅，无力反击，只能忍辱负重。经文、景两帝经营，汉武帝时，国力变得雄厚，加之武帝好大喜功的性格，他便一眼看中儒家思想中的的大一统和独裁部份，便别有用心采纳了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为的是统一民心，征服匈奴，开疆扩土，这跟秦始皇采纳李斯“焚书坑儒”的做法，貌似相反，实则一脉相承，只是嬴政没有做到的，刘彻做到了。这种专制在政治稳定，经济发展上，确实有有利的一面，但在文化上，却是个极大的摧残。司马迁亲眼所见、亲身经历了这一意识形态的变革大事件。以他的文化敏感度，定然产生巨大的忧患意识，《史记》便是他苦心孤诣保留百家思想渊源的“传世”之作。

任何与主流文化不统一的思想，永远是被同化的对象。荆楚、宋、齐，便是周、秦、汉统治者的主要同化对象。孔子鄙视管仲不知礼，一旦执政，先杀少正卯，少正卯是齐鲁文化的一位大家。中原诸国普遍认为“齐人多诈”，大概是齐国文化对周鲁礼乐不够重视，崇尚实利，从《史记·齐太公世家》便能看出一二。那么楚、宋呢？自然也是被嘲讽调侃的对象，尤其在寓言中，楚国人，宋国人都是荒唐的非主流代言人。孟子的寓言“揠苗助长”，讲的就是宋国人，韩非的寓言“守株待兔”讲的也是宋国人。《吕氏春秋》中“刻舟求剑”的那个人就是楚国的，汉代刘向讲的寓言“叶公好龙”的叶公也是楚国人。汉朝人王逸在注解屈原作品时，也无意中透露出主流文化对楚国人的偏见，如：“惟此党人之不谅兮，恐嫉妬而折之。”（《离骚》），注曰：“言楚国之人，不尚忠信之行，共嫉妬我正直，必欲折挫，而败毁之也。”“夫惟党人鄙固兮，羌不知余之所臧。”（《怀沙》），注曰：“楚俗狭陋，莫照我之善意也。”屈原所说的党人，是楚国朝廷结党营私的小人，绝不是笼统指楚国人，屈原自己是地地道道的楚国人，他的所有作品，无一不表达对楚国风俗、楚文化的爱恋之心。

也许楚宋之人的行为，确实比较浪漫，放诞，甚至荒唐，很有“狄奥尼索斯”式的酒神精神。从屈原、庄子的作品就能看出它的奔放，不拘。这跟儒家“礼仪三百，威仪三千”中规中矩的思想完全不同。项羽虽是一介武夫，也很能代表受荆楚文化熏染的个人行为的某些方面，司马迁对这个历史人物的浓墨渲染，好像尼采塑造超人一样，托尔斯泰塑造“哈吉穆拉特”一样，使其精神载体、文化内涵远高于历史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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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羽本纪》集周、秦、汉历史撰述手法之大成，文笔纵横捭阖，事件跌宕起伏，人物立体多元，但性格精神又一以贯之，毫无违和感，几尽短篇小说之能事，几乎开了整个中国小说人物塑造、事件编排、氛围营造之先河。所有人物都围绕项羽展开，或者正衬项羽，或者反衬项羽，但出场的无论哪个历史人物，跟项羽一比马上黯淡无光，甚至低劣之极。钱钟书《管锥编》中说：“《项羽本纪》仅曰：“长八尺余，力能扛鼎，才气过人”，至其性情气质，都未直敍，当从范增等语中得之。“言语呕呕”与“喑呜叱咤”，“恭敬慈爱”与“剽悍滑贼”，“爱人礼士”与“妒贤嫉能”，“妇人之仁”与“屠坑残灭”，“分食推饮”与“玩印不予”，皆若相反相违；二既具在羽之一身，有似两手分书、一喉异曲，则又莫不同条共贯，科以心学性理，犁然有当。《史记》写人物性格，无复综如此者。”在纪传体史书中，因为受为单人立传的限制，一件历史事件，往往需要分配到多人传记中，所以详略主次不能均匀，所以要全面看待一个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需要多部传记一起参照，这既是纪传体迷人的地方，也是不足的地方，编年体史书就不存在这个问题，但是对历史人物的饱满度描写，却又远不如纪传体。钱氏所列举项羽性格行为矛盾的一面，都出自他人之口对项羽的评价，钱先生以明锐的鉴识眼光，看到司马迁对项羽性格行为的立体矛盾统一塑造，但是忽视了通过对项羽的评价，也反衬出其他人性格。尤其从项羽一方反水过去的陈平、韩信等人，还有先友后敌的刘邦对项羽的评价，更能看出这一点。

陈平对刘邦说：“项王为人，恭敬爱人，士之廉节好礼者多归之。至于行功爵邑，重之，士亦以此不附……项王不能信人，其所任爱，非诸项即妻之昆弟，虽有奇士不能用，平乃去楚。”陈平一向以使诈谋立功，他最担心的是刘邦对他的怀疑，不信任，所以在评价项羽时，刻意提到项羽不能信人。韩信对刘邦说：“请言项王之为人也。项王喑恶叱咤，千人皆废；然不能任属贤将，此特匹夫之勇耳。项王见人恭敬慈爱，言语呕呕，人有疾病，涕泣分食饮；至使人有功，当封爵者，印刓敝，忍不能予，此所谓妇人之仁也。”韩信用兵如神，但为人反复无常，一直心存野心，投靠刘邦后，很快封为大将军，他在灭掉齐国之后，“使人言汉王曰：“齐伪诈多变，反覆之国也，南边楚，不为假王以镇之，其势不定。原为假王便。”当是时，楚方急围汉王于荥阳，韩信使者至，发书，汉王大怒，骂曰：“吾困于此，旦暮望若来佐我，乃欲自立为王！”所以他评价项羽最在乎是否封爵封王，而从《项羽本纪》来看，项羽最大的失误就是封王太多，没封到的人怨沸腾，封到的越来越不服管束，导致人心涣散，互相攻击，搞得项羽东征西讨，疲于奔波。而刘邦恰恰最吝啬封王封候，否则怎么会逼到韩信讨要封，得天下后把封的侯王们，不是一个个都消灭了吗。再看看刘邦对项羽失败原因的评价：“项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此其所以为我擒也！”刘邦最为自鸣得意的地方是自己无能，却会用人。他说：“夫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镇国家，抚百姓，给饷馈，不绝粮道，吾不如萧何；连百万之众，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三者皆人杰，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者也。”很多人以为这是刘邦的自谦，其实是他的自夸，好像一个暴发户开了个大公司，雇了一群高学历人才，然后说：“我小学都没毕业，那又有什么关系，这些高学历的家伙，还不照样给我打工！”刘邦可能就是这种心理，而听他话的人，以为是在夸大臣们，这是刘邦的帝王术，意思是本事再大也逃不出他的手掌。我猜测施耐庵深明此道，便在《水浒传》中塑造加工了宋江这个历史角色。刘邦在很多场合都展示出他的无赖、泼皮本色，被项羽打得丢盔弃甲时，一路逃跑，“楚骑追汉王，汉王急，推堕孝惠、鲁元车下，藤公常下收载之。如是者三。”把自己的儿子和女儿推下车三次，可谓无毒不丈夫。也就是这次逃跑中，丢下了老父亲和妻子，被项羽活捉了，“当此时，彭越数反梁地，绝楚粮食，项王患之。为高俎，置太公其上，告汉王曰：今不急下，吾烹太公。汉王曰：吾与项羽具北面受命怀王，曰‘约为兄弟’，吾翁即若翁，必欲烹而翁，则幸分我一桮羹。”也许做皇帝就要有刘邦这种特质，项羽怎么斗得过他？无奈之下，“项王谓汉王曰：‘天下匈匈数岁者，徒以吾两人耳，愿与汉王挑战决雌雄，毋徒苦天下之民父子为也。‘汉王笑谢曰：‘吾宁斗智，不能斗力。’”项羽的幼稚可爱，令刘邦忍俊不禁，他说项羽不能用范增，却忘了项羽一直尊范增为“亚父”，陈平使了离间计，项羽才疏远了范增，“稍夺之权”，可是范增却大怒。刘邦说自己会用人，可用完总是卸磨杀驴，刘邦临前，连从一开始跟着他出生入的樊哙都囚禁起来，准备斩首。刘邦所说的不能用范增，应该指的是在“鸿门宴”上没听范增的话杀了他。刘邦君臣上下一心，无所不用其极，使尽权谋之术，而项羽总是我行我素，过于相信自己的勇力，不懂权术，也不屑于用权术。项梁后，自己最亲的亲人项伯，关键时刻总是胳膊肘往外拐，不是通风报信，就是百般阻拦，项羽却从没怀疑过他，项羽后，项伯还被封侯，项羽何等可悲。群雄起兵之初，各个首鼠两端，陈婴明哲保身，宋义侥幸投机，而项羽却“悉引兵渡河，皆沉船，破釜甑，烧庐舍，持三日粮，以示士卒必，无一还心。于是至则围王离，与秦军遇，九战，绝其甬道，大破之，杀苏角，虏王离。”项羽和秦兵做殊斗的时候“诸侯军救巨鹿下者十余壁，莫敢纵兵。及楚击秦，诸将皆作壁上观。”项羽身先士卒，将勇所以兵勇。司马迁连用三个“无不”来渲染项羽之神勇，楚兵之奋勇。“楚战士无不一以当十。楚兵呼声动天，诸侯军无不人人惴恐。于是已破秦军，项羽召见诸侯将，入辕门，无不膝行而前，莫敢仰视。”恐怕没有项羽，秦将章酣早都把起义的“群贼”一扫而光了。汉朝的半壁江山，难道不是项羽打下的？

对于夺得天下的汉方君臣来说，项羽的失败可以有无数种原因，因为成功只有一种原因，胜利本身就是原因。而司马迁不这样认为，他用项羽的悲剧，映衬出整个时代的人性。魏晋时期的思想家阮籍，登上楚汉交争地，发千古之感叹：“时无英雄，使竖子成谋”。项羽的失败，跟宋襄公的失败，跟楚怀王的失败，都有着异代同工之处。

“破釜沉舟”的项羽，在“鸿门宴”，一听求饶（刘邦、张良），一见壮士（樊哙），便心慈手软了，宁肯被范增羞辱，也一言不发。结果弄得“四面楚歌”，陷入“垓下之围”中，不得不上演一出“霸王别姬”，“项王军壁垓下，兵少食尽，汉军及诸侯兵围之数重。夜闻汉军四面皆楚歌，项王乃大惊曰：“汉皆已得楚乎？是何楚人之多也！”项王则夜起，饮帐中。有美人名虞，常幸从；骏马名骓，常骑之。于是项王乃悲歌慷慨，自为诗曰：“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歌数阕，美人和之。项王泣数行下，左右皆泣，莫能仰视。”有神力，有美人，有宝马，有兄弟，有美酒，有歌声，有诗词，有悲伤，有眼泪，有生离别。这哪是逐鹿中原的霸王，争夺天下的枭雄，分明是水泊梁山的好汉，行走江湖的一代风尘侠客，只是一失足在政坛名利场，而成千古遗恨。

当兵败到乌江岸边时，“亭长檥船待，谓项王曰：‘江东虽小，地方千里，众数十万人，亦足王也。愿大王急渡。今独臣有船，汉军至，无以渡。‘项王笑曰：‘天之亡我，我何渡为！且籍与江东子弟八千人渡江而西，今无一人还，纵江东父兄怜而王我，我何面目见之？纵彼不言，籍独不愧于心乎？’乃谓亭长曰：‘吾知公长者。吾骑此马五岁，所当无敌，尝一日行千里，不忍杀之，以赐公。’”楚人信天，信鬼神，所以项羽信天，认为天要亡他，他情愿一。司马迁批评项羽：“放逐义帝而自立，怨王侯叛己，难矣。自矜功伐，奋其私智而不师古，谓霸王之业，欲以力征经营天下，五年卒亡其国，身东城，尚不觉寤而不自责，过矣。乃引‘天亡我，非用兵之罪也’，岂不谬哉！”司马迁的口吻大似恨铁不成钢，他忘了要能觉悟还是项羽吗？要不信天还是“项氏世世为楚将”的楚人中的贵族后代吗？放逐义帝的项羽是该批评，但是杀了小明王的明太祖朱元璋呢？

项羽不肯过江东，却将乌骓宝马赠船工。又“顾见汉骑司马吕马童，曰：‘若非吾故人乎？’马童面之，指王翳曰：‘此项王也。’项王乃曰：‘吾闻汉购我头千金，邑万户，吾为若德。’”再将霸王头颅赠故人。终于在“垓下自刎”了，这一幕幕场景，成了悲壮的传奇。虽然屠咸阳是他最大的污点，但是楚国人对秦国的刻骨仇恨，不止他一个吧，“楚虽三户，灭秦必楚”，千军万马，怎么会不屠秦呢！作为一个鲜活的真性情的“人”，在尔虞我诈的时代，项羽注定要失败的。项羽自刎后，“王翳取其头，余骑相蹂践争项王，相杀者数十人。最其后，郎中骑杨喜，骑司马吕马童，郎中吕胜、杨武各得其一体。五人共会其体，皆是。故分其地为五：封吕马童为中水侯，封王翳为杜衍侯，封杨喜为赤泉侯，封杨武为吴防侯，封吕胜为涅阳侯。”在我们看来，这是丑陋的一幕，司马迁用这些小人们的封侯，来给项羽以最高的葬礼。司马迁说：“吾闻之周生曰舜目盖重瞳子，又闻项羽亦重瞳子。羽岂其苗裔邪？”后来的很多史学评论家，觉得司马迁逻辑不通，难道舜有重瞳子，项羽也是重瞳子，就能断定项羽是大舜的后代？刘邦出生时他妈“梦与神遇”，他爹看见“雷电晦冥”“见蛟龙于其上”，人给人戴绿帽子是耻辱，神啊、龙啊，给人戴绿帽子是荣耀。得人心者得天下，得天下者得天命，得天命者得神助，然后神道设教，为所欲为。这是《二十五史》开国皇帝的标准出身套路，如教科书一般没有创意，连历代农民起义的领袖们都照搬照用，帝王将相却屡教不改。项羽没有这样的出身，司马迁心里不平衡，觉得项羽“何兴之暴也！”（来的这么突然）没有异相，横空出世。肯定是圣人之后，所以才给项羽一个出身证明。《列子·汤问》中记载：“夸父不量力，欲追日影，逐之于隅谷之际。渴欲得饮，赴饮河、渭。河、渭不足，将走北饮大泽。未至，道渴而。弃其杖，尸膏肉所浸，生邓林。邓林弥广数千里焉。”大约项羽是夸父的化身吧，否则怎么生得这么豪气干云，得这么大气磅礴。也许只有荆楚文化能造就出这种人！也许只有司马迁才能让我们用这种方式领略荆楚文化的魅力！

END

雪漠，原名陈开红，甘肃凉州人。国家一级作家，著名文化学者，甘肃省 作家协会副主席，广州市香巴文化 研究院院长，复旦大学和上海中医药 大学肿瘤研究所“人文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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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笔法与传统精神有什么关联？

读古书，《左传》往往是必选书目，因为它的文学性，更因为它是经史兼备的典范。讲传统文化的人历来喜欢用各自的话描述传统精神，却很少有人从文献典籍的角度来思考。其实，传统精神的核心就是经史合一、互为体用。

《左传》原本是《春秋经》的传注，相传为鲁人左丘明所作，后来独立成书，与《公羊传》、《谷梁传》并称《春秋》三传。说《春秋》，离不开春秋义法和笔法。一部最早的编年史被后人依儒家观念发挥衍生出众多精妙的“微言大义”，并通过隐约其辞的史笔凸显出来，这本身就是经学和史学精神互为体用的集中体现，而且贯穿整个思想的历程。由于春秋“书法”、“书例”最早是由公羊学家提出，很多人总错误地把它当作今文学派的专利，殊不知《左传》也讲笔法。杜预在他的《春秋左传集解》里便既解经例、又解史例，这充分表明忽视《左传》的经学成分是不合情理的。另外，我们不要忘记，“微言大义”一词来源于尊《左传》的古文学家刘歆《移书让太常博士》一文，即“及夫子没而微言绝，七十子卒而大义乖”。尽管近现代以来随着经学的衰落，研究《春秋》、《左传》渐渐只说其史学和文学价值，但它们所说的义法和笔法沟通了经史，铭刻在传统精神中，所以近人辜鸿铭用英文译写《春秋》时便是以“中国人的精神”为书名的。

清代史家章学诚有过“六经皆史”的论断，事实上《二十四史》又何尝不是无“经”之名的“经”呢？《春秋》尊王攘夷、道尽华夷之辨，《二十四史》正是建立在正统经学思想基础之上的正史，几千年的政治观、历史观和文化观无不以此为中心。《春秋》褒贬美刺、维护儒家秩序，《二十四史》也是宣扬忠孝、协除奸邪那一套。有人说《二十四史》是帝王家史，《春秋》难道不是鲁王家史？至于《左传》开创的以春秋笔法的隐性形式和“君子曰”的显性形式阐发大义，均为《史记》、《汉书》等史书继承。可见，在《春秋》、《左传》那里，经史是并通为一的，后世的经书、史书也概莫能外。大到天下兴亡、小到论资排辈，我们的传统精神就是以历史故事的形式积累、传递和展开的。故而，中国的思想家和史学家往往兼于一人之身是毫不奇怪的。

史家述史历来有所谓“直笔”、“曲笔”之说，这显然源于春秋笔法。秉笔直书本为史官的天职，然而史料无一不烙上写者的倾向，以至于保留下来的“直笔”也成了“曲笔”的一种特殊形式。而且，从大文学的层面来讲，“直笔”、“曲笔”又构成修辞，所以胡适以来的许多学人甚至认定春秋笔法是我国修辞的最早萌芽。这种修辞不仅体现在典籍思想里，也融入到民间思想中。我们平常所说的“隐恶扬善”、“长幼有序”、“适可而止”等等，塑造的便是含蓄的谦谦君子和礼仪之邦。众所周知，《左传》重“礼”，对于违“礼”之事，往往以“直笔”极尽鞭挞之能事。当然它也遵循春秋笔法“为尊者讳、为贤者讳、为亲者讳”的“曲笔”原则，有所顾忌。

近几十年来，《左传》的译注本有不少，其中以杨伯峻先生的《春秋左传注》和沈玉成先生的《左传译文》为目前国内最好的本子。杨先生的注释吸收了前人的学术成果，修正了千百年来的误说，是典型的集大成著作；沈先生的译文是杨注的姐妹篇，准确易懂，文采斐然，可读性强，很有自己的特点。我想，读《左传》应该透过文学性，回到通过其经学和史学思索反映的传统精神中来。（芜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