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豪劣绅是什么-土豪劣绅如何产生的
1.西周宗法制对中国封建社会的影响
2.评价一下鲁迅,带批判的,人无完人,
3.《儒林外史》是如何揭露科举制度的危害的?
4.社会考察的方法
5.主题思想
西周宗法制对中国封建社会的影响
宗法制是按照血统远近以区别亲疏的制度。早在原始氏族时期宗法制就有所萌芽,但作为一种维系贵族间关系的完整制度的形成和出现,则是周朝的事情(周公制礼作乐)。 在宗法制度下,“天子建国,诸侯立家,卿置侧室,大夫有贰宗,士有隶子弟”(《左传》桓公二年),形成了系统而完整的制度。宗法制的关键在于定人伦,别尊卑。
儒家创始人孔子特别推崇周公,把周礼作为儒家的核心内容。故在儒家大兴后的历朝历代,宗法制亦随儒学大兴而得以发展,因为保证了各级贵族在政治上的垄断和特权地位,有利于统治集团内部的稳定和团结。宗法制在此后的长时间里,在广大范围内对中国社会结构产生了重大影响,直至今日,其内涵仍体现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和观念中。
评价一下鲁迅,带批判的,人无完人,
让我们做个智力测验。不要思考,全凭直觉回答这下面的问题:当今中国,诸多的人物中,谁的地位最高,名气最大?
鲁迅,鲁迅,还是鲁迅。
我敢保证,十个人里有九个会这样回答。唯一那个不这样回答的,不是他心里另有一个
地位比鲁迅还高、名气比鲁迅还大的,是他根本就不知道这世上还有个鲁迅。
这是事实,谁也否认不了的。
但是我们不能因为它是事实,就说它肯定是对的。
长期以来,在大陆民间和学界,都把鲁迅视为中国的第一号人物。有的说是统帅,有的说是领袖,有的说是主将。有一个时期,谁要是对鲁迅有所非议,那是会受到批判,至少也是让人鄙弃的。王朔在《我看鲁迅》一文中说的这段话,可视为中国人的共同心理:
在我小时候,鲁迅这个名字是神圣的,受到政治保护的,“攻击鲁迅”是严重的犯罪,要遭当场拿下。直到今天,我写这篇东西,仍有捅娄子和冒天下之大不韪的感觉。人们加在他头上无数美誉:文豪!思想先驱!主将!骨头最硬!我有一个朋友一直暗暗叫他“齐天大圣”。
学界也是这样看的。只是没有王先生说的那样直白。以张梦阳为主编的《1918—1983鲁迅研究学术论著资料汇编》,每卷前面都有一篇《鲁迅研究学术史概述》,第一卷的概述中就说:“鲁迅是中国近代史最伟大的天才之一,他作为五四文化新军的最伟大和最英勇的旗手,作为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和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在中国近代思想史、文化史和文学史上创立了奇迹般的功绩。”
王富仁是著名的鲁迅研究专家,在一次访谈中说到鲁迅是这样说的:“中国现当代作家始终是在以鲁迅为主将的新文学先驱们所开辟的文学空间中进行创作的。”(《世纪末的鲁迅论争》第108页)
这话就更倾向于主将的说法了。新文学先驱们的主将,还不就是的主将吗?
无论民间还是学界,对鲁迅的评价,都可说其源有自。
这个源,就是中国***领袖主席对鲁迅的历次评价。
现在我们来看看,鲁迅究竟是中国的主将呢,还是仅仅是中国文化新军的主将,或者说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请注意,这里的文化新军和文化革命是一个概念,和是绝然不同的两个概念。的涵盖面要大得多,而文化新军、文化革命则专指中国***领导的文化队伍,和这方面的革命行动,或者说是革命运动。
这一点,中国***的领袖,早在多少年前,就做过精辟的论述。
评价鲁迅,大的有两次,一次是一九三八年,在陕北公学纪念鲁迅的会上说的,发表出来的文章叫《鲁迅论》。一次是在一九四○年写的《新民主主义论》里,有两大段专门谈鲁迅。
细细地看看这两篇(段)文章,就知道是怎样评价鲁迅的了。
在《鲁迅论》里,对鲁迅的评价没有后来高,只是分三个特点,概括了鲁迅的精神。第一个特点是政治的远见,第二个是斗争精神,第三个是牺牲精神。在说这三个特点之前有个总的评价。原文是:
我们今天纪念鲁迅先生,首先要认识鲁迅先生,要晓得他在中国革命史中所占的地位。我们纪念他,不仅是因为他的文章写得好,成功了一个伟大的文学家,而且因为他是一个民族解放的急先锋,给革命以很大的助力,他并不是***的组织上的人,然而他的思想、行动、著作都是化的。尤其是他的晚年,表现了更年青的力量……他近年来站在无产阶级与民族解放的立场,为真理自由而斗争。
这段话,是很有分寸的,一是确定了评价的范围,是“在中国革命史上所占的位置”,而不是中国文化史、中国思想史,更不是五四史。二是确定了鲁迅年龄的时间段,“尤其是他的晚年,表现了更年青的力量”。“近年来”才站在无产阶级与民族解放的立场上,为真理自由而斗争。
当然在文章中,还说了一些评价性的话,比如说“鲁迅在中国的价值,据我看要算是中国的第一等圣人,孔子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圣人,鲁迅是新中国的圣人”。还说,鲁迅“在革命队伍中是一个很革命的很老练的先锋分子”。说鲁迅是圣人,是个比方。说鲁迅是革命队伍中的一个很革命很老练的先锋分子,该看作是对鲁迅的中肯的评价。
当时鲁迅去世不过两年,这样的评价不算低了。
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对鲁迅的评价更高了。
共两大段。第一大段,先说,“五四”以后,“中国产生了完全崭新的文化生力军,就是中国***人所领导的共产主义的文化思想,即共产主义的宇宙观和社会革命论”。这支文化生力军是怎么来的?“由于中国政治生力军即中国无产阶级和中国***登上了中国的政治舞台,这个文化生力军,就以新的装束和新的武器,联合一切可能的同盟军,摆开了自己的阵势,向着帝国主义文化和封建文化展开了英勇的进攻……其声势之浩大,威力之猛烈,简直是所向无敌的。其动员之广大,超过中国任何历史时代”。下来就是那句最著名的话了:
而鲁迅,就是这个文化新军的最伟大和最英勇的旗手。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这是殖民地和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鲁迅是在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诚、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新文化的方向。
第二大段主要说,在一九二七年到一九三七年新的革命时期,中国***主要在两条战线上与敌人作战,一个是粉碎敌人的军事“围剿”,一个是粉碎敌人的文化“围剿”。在这两条战线上,中国***人都取得了胜利。接下来就说到鲁迅了:
其中最奇怪的,是***在国民党统治区域内的一切文化机关中处于毫无抵抗力的地位,为什么文化“围剿”也一败涂地了?这还不可以深长思之么?而共产主义者的鲁迅,却正在这一“围剿”中成了中国文化革命的伟人。
从以上概述与引文中,可以看出,对鲁迅的评价,仍是在一定的范围内下的。鲁迅的业绩,是贡献给这支文化生力军、文化新军的。他是这支文化新军的最伟大和最英勇的旗手。无论是作为伟大的文学家,还是作为伟大的思想家,伟大的革命家,都是就鲁迅在这支文化新军中的贡献而言的。说他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是说他是中国这支文化新军进行文化革命的主将。如果说第一大段中毛的话还不太明确的话,第二大段中的话就很明确了,正是在反对敌人的文化“围剿”中,鲁迅成了中国文化革命的伟人。这是就中国革命历史而言的。
就鲁迅的年龄而言,不管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还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伟人,主要说的是鲁迅的晚年,也就是一九二七年到一九三六年这不到十年的时间。这一点,和在《鲁迅论》中的说法是吻合的。
对中国的历史,是清楚的。他是一个亲历者,也可说是一个参与者,办过刊物,写过文章。他是北大教授杨昌济的女婿。一九二○年前后,他在北京住过一段时间,还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当过职员。中国的是怎样发起的,当年的风云人物是哪些,他全都是知道的。他给胡适写过信,还去胡适家里拜访过。一九三六年同斯诺谈话时,说他“非常佩服胡适和陈独秀的文章”。鲁迅在当年是个什么地位,有多大的影响,他有基本判断,不会说出格的话。他对于鲁迅的评价,不管多高,总是紧紧地把握在文化新军、文化革命这个范围内,总是确定在鲁迅的晚年那些年。作为中国革命的领袖,同时领导着武装革命和文化革命这两个方面的革命,确定鲁迅为文化革命的主将,是有战略意义的。
对鲁迅的评价够高了,但这只是个人的看法,事实上,在作出这样的评价之前,就以文件的形式,对鲁迅作出很高的评价。这就是一九三六年十月,鲁迅去世之后,以中国***中央委员会和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政府的名义,发表的《为追悼鲁迅先生告全国同胞和全世界人士书》、《致许广平女士的唁电》、《为追悼与纪念鲁迅先生致中国国民党委员会与南京国民党政府电》。
这三个文件,对鲁迅的评价,一点都不比的评价低,从某种程度上说,还要更高。于此也就可以看出,鲁迅在中国革命文化界的领袖地位,和鲁迅对中国文化革命的贡献。这三份文件,是中国***中央刚到陕北不久,在极端困难的境况下,以电报的形式发出的。直到国共合作后,才在延安的《解放》半月刊上登载,时间已是一九三八年十月三十一日了。
为追悼鲁迅先生告全国同胞和全世界人士书
噩耗传来,中国文学革命的导师、思想界的权威、文坛上最伟大的巨星鲁迅先生陨落于上海。当此德、日等法西斯蒂张牙舞爪,挑拨世界大战,中华民族危急存亡之秋,鲁迅先生的,使我们中华民族失掉了一个最前进最无畏的战士,使我们中华民族遭受到了最巨大的不可补救的损失!中国***中央委员会、中华人民苏维埃中央政府对于鲁迅先生的,表示最深沉痛切的哀悼!
鲁迅先生一生的光荣战斗事业,做了中华民族一切忠实儿女的模范,做了一个为民族解放、社会解放、为世界和平而奋斗的文人的模范。他的笔是对于帝国主义、汉奸卖国贼、军阀官僚土豪劣绅、法西斯蒂,以及一切无耻之徒的大炮和照妖镜,他没有一个时候不和被压迫的大众站在一起,与那些敌人作战。他的犀利的笔尖,完美的人格,正直的言论,战斗的精神,使那些害虫毒物无处躲避。他不但鼓励着大众的勇气,向着敌人冲锋,并且他的伟大,使他的敌也不能不佩服他、尊敬他、惧怕他。中华民族的敌,曾用屠杀、监禁、禁止发表鲁迅的一切文字、禁止出版和贩卖鲁迅一切著作来威吓他,但鲁迅先生没有屈服;民族的敌想用“赤化”、“受苏联津贴”等捏造的罪状来诬陷他,但一切诬陷都归于失败;民族的敌,特别是托洛斯基派,想用甜言蜜语来离间他离开大众的救亡阵线,但是鲁迅先生给了他以迎头痛击。鲁迅先生在无论如何艰苦的环境中,永远与人民大众一起与人民的敌人作战,他永远站在前进的一边,永远站在革命的一边。他唤起了无数的人们走上了革命的大道,他扶助着青年们使他们成为像他一样的革命战士,他在中国革命运动中,立下了超人一等的功绩。
《儒林外史》是如何揭露科举制度的危害的?
就从范进中举来说吧
文章运用对比、夸张手法,深刻揭露了科举制度下士人的丑恶嘴脸和封建末世衰颓的世风 ,强烈抨击了封建科举制的罪恶 。
当范进刚进学时,丈人胡屠户拿着一副大肠和一瓶酒去贺喜,但根本不像贺喜,分明是在进行批评说教。他口口声声骂范进是“现世宝”、“烂忠厚没用的人”,并教导范进今后要立起个“体统”来。过后,范进叫他借乡试盘费,又被他“骂了个狗血喷头”,又是“尖嘴候腮”,又是“瘌蛤蟆想吃天鹅肉”。范进中举后则一跃龙门,身价倍高。胡屠户对他的态度来了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他慷慨送来几斤肉,几千钱当作贺礼,并当众称赞范进“才学高”、“品貌好”、“是天上的星宿”。甚至还一路上低头替女婿把皱了的衣裳后襟扯了几十回,真是判若两人。作者写胡屠户在范进中举前后大相径庭的两种态度,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使他的前倨后恭、嗜钱如命、庸俗自私的世侩形象,十分典型的跃然纸上。丈人如此,旁人就更不用说了。同样是这一回,在范进中举之前,已经穷得揭不开锅,母亲更是饿得两眼都看不见了。但邻居中竟没有一个借米借钱周济他。中举后,他的情形就完全不同了。单看邻居中就有拿鸡蛋来的,有拿白酒来的,也有背了斗米来的,也有捉两只鸡来的,有帮忙去寻人的,有帮忙出主意的。好一派邻里好比亲戚的亲热图景。就连做梦也不敢奢望接触的“大人物”张乡绅也主动登门拜访,又是送银,又是送房,一下子从“一向有失亲近”变成“至亲骨肉”了。小说就是通过前后冷与热的态度对比,生动地把人物丑态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了,使我们看到了封建社会的世态炎凉、人情冷暖,讽刺意味甚浓。真是“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
社会考察的方法
考察报告
一、考察报告的概念及作用
考察报告的概念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的考察报告是指作者为了了解某地区的基本情况,或者为了获取某项科研任务的科学数据或证据,根据一定的科学标准,亲自进行考察活动,并在此基础上写成文章,如考察散记、考察札记、考察日记,以及一些学术性的报告等,统称为考察报告。
的认识论表明:认识的唯一源泉是物质世界。认识依赖于实践,人们的认识过程必须经过感性认识阶段,然后上升到理性认识阶段。到社会实践中去考察,就是的认识论的具体运用。
重要***的职责是发现问题,制定政策,解决问题。要发现问题,就必须考察客观事物的历史和现状,考察它的内部、外部的各种联系。至于作出决策,解决问题,那就更需要通过系统、周密的考察,探寻客观事物的本质及其发展变化的规律,然后才能提出解决问题的政策。重要***亲自进行考察是十分重要的,当然不可能事必躬亲,他们需要借助别人的考察结果来协助他们制定有关政策。这样,考察活动就日趋社会化,群众化。在以信息为基础,讲究决策科学化,工作高效率的新时期,考察报告就具有更大的意义与作用了。
科研人员要为某项科研任务获取科学数据,也需要亲自进行实地考察——对事物的内部的活动规律进行考察,对有关资料进行考察,否则无法得出科学的结论。
我国社会科学的考察工作有良好的传统,但对自然科学的考察,由于种种原因,受到很大限制。新中国成立后,根据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规律的客观要求和大规模区域经济开发的需要,才开展了多学科的综合考察工作。建国四十年来,综合考察范围遍及全国三分之二以上的省区,特别是对许多边远地区,进行过数次综合考察。以自然资源的综合考察为例,1956年制定了十二年科学技术发展规划,为完成其中规定的有关国家边远地区自然条件、自然资源的考察任务,中国科学院成立了综合考察委员会,统一领导和组织各项综合考察,先后组成十个大型综合考察队,每年有上千人同时考察。这一时期的自然资源综合考察活动,取得了明显的成就,为国家开发利用自然资源,制定国民经济发展计划和地区开发方案提供了大量的科学资料和依据;促进了资源研究和考察事业的发展。在综合考察活动开展的基础上,还建立了许多科研机构。有的考察队还系统地编写了地貌、气候、土壤、植物等科学考察报告,成为学科专着。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科学研究面向经济建设任务的增加,科学考察活动,尤其是以自然资源开发、利用为中心的考察活动,为振兴中华肩负着光荣任务。它将为我国国民经济,社会文化的发展,为各类学科的科学研究。发挥更大的作用。
二、考察报告的分类及特点
考察报告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去分类。以报告的对象为依据,可分为地质地貌考察报告,古生物考察报告,考古考察报告,卫生防疫考察报告,生产力发展考察报告等等,每门学科都可以成为考察对象,写出考察报告。
以写作特点为基准,可分为概貌介绍型考察,考证型专察,论证型考察,学术型考察等。
人们习惯上常把单门学科的考察报告称为考题性考察,把二门以上学科联合考察写成的报告称为综合性考察。报刊上常见的是专题性考察报告和综合性考察报告。
我们这里着重从写作特点的角度分类,讨论各类不同考察报告的特点及其写作。
1.概貌介绍型考察报告
这类考察报告常用于自然资源与社会文化的综合考察。作者经过实地考察后将被考察地区的各方面的基本情况介绍出来。它的作用是,让人们对该地区的概貌有清楚的了解,同时也为上级领导开发利用自然资源,制定有关政策或措施,提供科学依据。
这类考察报告的特点是具有普查性、综合性。考察对象广泛。考察地区的面积、地形、气候、河湖、工农业、交通运输、文教卫生等都是考察对象,有必要时还需要考察该地区的民俗人情。
比如像杨勤业写的《片马行——横断山科学考察散记》①就是一篇概貌介绍型的考察报告。这篇考察报告考察了“位于横断山脉西侧高黎贡山主脊线以西,隶属云南省怒江僳僳族自冶州沪水县”的片马的各种情况。如地理地形特点,“片马,包括上片马和下片马等自然村,海拔都在两千米以下”,“是脑昌卡河源头的一个山间小盆地”。人口、农业耕种的历史状况和现实状况是:“历史上早在明朝就是中国版图的一部分,属六库登格土司所管辖”,现在“总人口只有500多,耕地也只有千多亩,这里至今仍然广种薄收,虽然也进行最低限度的松土耕作,可是没有施肥的习惯。玉米、水稻一年一熟,农业单位面积产量维持在三百斤以下的低水平,与优越的自然条件很不相称。”片马的气候特点:“片马年降水量估计在1400毫米左右。每年雨季从六月开始至十月结束,长达五个月之久,其中七月最多,估计占全年的一半左右。所以,尽管片马海拔较低,气温并不比东坡地沪水高”,“夏季最热月平均气温低于25℃,晚上睡觉还离不开棉被。”片马的森林资源情况:“片马的沟从里生长着常绿阔叶林。山坡上的常绿阔叶林受到不同程度的破坏,有一部分成为云南松林”,“进入林子,藤蔓缭绕,草类茂密。到处是几人合抱的人树”,“乔木的上层树冠就可以分五六层之多,组成极复杂,在250平方米的样方内,竟有22种高大的乔木,占优势的科属是壳属以及樟科的一些种属。上层乔木冠幅直径3.5米,茂密的枝叶使林下不见阳光,湿生草木特别发育,盖度可达90%以上”。“片马经济林非常丰富。只要在老乡古老的木屋周围走一圈,就会看到家家用茶树作篱笆,户户用桃李和苹果作遮阴,用核桃和梨树作围墙。”片马地区居民的特点是:“片马居民以景颇族和僳僳族为主。他们热情好客”,对于“远方来客,更是招待殷勤、周到。”
概貌介绍型考察报告的考察对象众多,考察面广泛。上面举出的这篇考察报告,把片马地区的各种优势及其不足之处,考察得清清楚楚,从而为提高该地区人民的文化素质,开发该地区的水利、经济、林木资源制定合理的发展规划,提供了充分的科学依据。
这类考察报告的第二个特点是“记游性”。所谓“记游性”是指游记的一些特点。具体说,首先是指介绍概况要有鲜明的真实性。如介绍地质地貌、政治经济文化状况,山川古迹,物产资源、建筑特征、民俗风情等,必须有鲜明的真实性,绝不允许“合理”想象或夸大。考察报告以其真实性,使读者对该地区有一个正确的认识。
其次,是指有优美的形象性。概貌介绍的记叙状貌时既可以用说明、记述的方法,也可以用描写的方法,灵活地运用多种表达方法将概貌考察写得清晰明了,又优美形象,从而使读者在得到知识的同时获得美感。《片马行》有些山川景物的描写就非常生动形象:“藤曼缭绕,草类茂密,到处是几人合抱的人树,树身上披满了绿苔,树干悬挂着绿纱般的松萝,藤蔓从一棵树绕到另一棵树,从上层乔木绕到下层灌木,好象一条条巨蟒来往穿织。”这种描写能激发读者的美好想象,有身临其境之感。
“记游性”的一另一个特点是指清晰的踪迹。概貌介绍型考察报告,往往是以作者的考察足迹来组成全文的结构,层次井然有序。
这种类型的考察报告的文体特点更接近散文文体,而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应用文体。诸如“考察散记”,“考察札记”,“考察日记”等都是接近散文体的考察报告。有些到国外访问考察的同志写成的考察报告,如李国山等人写的《考察归来——少数民族畜牧业考察团记问新西兰》,又如陈有为、安建国写的《青山翠竹行思——康塞普西翁林区考察记》,则更明显地具有“游记”的一些特点,所以往往被误认为是游记。事实上概貌介绍型考察报告,只具有“记游性”,但并不是游记。它们的最大区别是写作宗旨不同。概貌介绍型考察报告,是为有关决策部门开发各种资源,制定有关发展计划提供科学资料与依据,实用性极强,而游记的主要目的,则是通过作者对游览地各类情况的特点的记叙,来抒发作者个人的情怀,折射时代的特征。抒情性浓郁。
2.考证型考察报告
这类报告的任务:作者通过有目的有计划的科学考察,对一般说法提出异议并予以纠正,确立新的科学结论;或对有争议的考察结果,表述自己的考察结论。
前人由于各种条件的限制,考察研究成果用今天的科学尺度去重新评议,难免有不准确或不精确之处。在科学技术蓬勃发展的今天,对前人研究成果已成定论的一般说法,即“通说”,或至今仍有争议的科学项目重新进行考察,以获得更精确的数据,得出符合事物本质规律的给沦,是考察工作义不容辞的责任,是考察报告的重要内容。
黄效文先生①写的《江源考》②就是一篇考证型的考察报告。
长江的源头在何处?《辞海》这样注释:“长江,我国第一大河,上源沱沱河出青海西南边境唐古拉山脉丹冬雪山。纳当曲后称通天河……全长6300公里。”这是前人考察研究的成果,已成“通说”。我国曾在1976年、1978年两次派出江源考察队至长江源头考察。这两次考察,把源头的水文地理等情况弄得清清楚楚,确认沱沱河上游唐古拉山主峰格拉丹冬雪山西南侧的姜根迪如冰川为长江正源。这样,长江长达6395公里。新的长度把我国第一大河长江列为世界上第三位。但也有一些考察队认为长江上游地段的另一主流当曲,也不失为长江主源之一。此说目前有争议,为此黄效文先生于1985年夏季亲自到沱沱河及当曲源头考察。通过实地考察,作者在报告中写道:可以进一步证明,“姜根迪如南侧冰川实为沱沱河(玛尔曲)的主源”,当曲亦是长江的源头,“当曲正源发自卡史贡东北的扎日山贯麓的马鞍形山脊中,北为拖喇山,南为沙亚山(皆藏语译音),有溪从山沟中流出,哪个最长。”作者的考察结论是:“若以此地为算,当曲源应更比沱沱河长得多,长江长度亦应有新的计算。”
这类考察报告的特点是:以事实说话,由事实本身引出结论。黄效文先生在《江源考》中全部是用事实来证实自己的正确结论,纠正一些错误的考察结果。这篇报告这样写道:“查实这里的当曲源头与有关书本所说的当曲源头出入颇大。霞舍目阿巴山于此当曲源之西南3天马程,那里的东西两条小河名为绕德曲和查敦曲,并非有关书中所说的多朝能或达姆曲等。霞舍日阿巴山当地名阿日西诺。另书谓源头山名扎拉荣,更不对了,因当地各藏民皆肯定扎拉荣为扎曲(即澜沧江)的源头,在当曲之北,莫云公社之西。”作者在考证当曲的正源为何处时,也是以其考察的事实来说话:“查实当曲正源的霞舍日阿巴山之东北约120至150公里(按藏族说3天马程)”,“我们骑马考察最上源为沼泽蓄水聚流而成,主流两旁各有较短的同样小溪来会。当曲水下流约10公里至卡史贡坝子(约4900米),乃沿北往南过一小山丘(藏名左米当),再折西流至错尼家小地区,折西北流向。往西流前另一小溪从东来会,此也可算当曲另一源流,约可溯10公里至卡史贡坝子东南一山名我勒山,沟名沙扎,源头发自小水潭,长约1.5米,阔0.5米,潭中小石带**斑纹,水从地下出,间流间断而成小溪。”
作者的考察极为认真仔细,由此得出的结论令人坚信无疑。
潘裕生写的《三上打加拉》①也是一篇考证型考察报告。作者通过三天周密细致的考察,“确定了代表大洋地壳的蛇绿岩套的存在”,“查清了打加拉蛇绿岩套的②是由偏上部的辉绿岩墙群到下部的堆积岩层组成,进而可以恢复地质历史上这个海洋的发生、发展与消亡的过程和当初的自然环境。
由考察的事实中引出正确的结论,来纠正“通说”,或消除争议,或证实久而未决的考察结果,是“考证型考察报告”的主要特点。这类考察报告,是人们习惯中所认为的“正宗”型应用考察报告。
3.论证型考察报告
这类考察报告的任务是:作者通过考察对错误的结论或言论予以驳斥,给人们以正确的引导。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就是这类考察报告的典范。
这篇考察报告,主要是针对当时党内外对于农民革命斗争的错误言论而写的。为了有力地批驳错误的言论,亲自到湖南进行了三十二天的考察工作,通过对已经起来和正在起来的农民运动进行深入考察,总结了农民协会领导下所作的十四件大事,从中得了符合农民运动本质规律的科学结论:农民运动,“好得很”。“先生致力国民革命凡上四十年,所要做而没有做到的事,农民在几个月内做到了。这是四十年乃至几千年未曾成就过的奇勋。”考察报告用铁的事实驳斥了“糟得很”的错误论断和所谓“过分”,所谓“痞子运动”等错误言论。这篇考察报告在当时给党内以陈独秀为首的右倾势力以有力的回击,同时为党内外正确认识农民运动,为***领导农民运动制定正确的方针、政策,提供了充分的科学论据,也为当时的革命当局正确处理农民运动,提供了非常有说服力的资料。
这篇考察报告的特点是;鲜明的论证性,具有议论文的基本特点。具体说就是:鲜明的观点,有力的论证,严密地逻辑性。
这篇考察报告,用分析的手段加强对事实的分析论证,通过严密的分析论证,将事实原本质特性揭示出来。比如在批驳所谓“过分”的错误论调时写道:“……所谓‘过分’,所谓‘矫枉过正’,所谓‘未免太不成话’。这派议论貌似有理,其实也是错的。第一,上述那些事,都是土豪劣绅、不法地主,……历来凭借势力称霸,践踏农民,农民才有这种很大的反抗。凡是反抗最力、乱子闹得最大的地方,都是土豪劣绅、不法地主为恶最甚的地方。农民的眼睛,全然没有错的……”“所谓‘过分’的举动,都是农民在乡村中由大的革命热潮鼓动出来的力量所造成的。这些举动,在农民运动第二时期(革命时期)是非常之需要的。……”作者通过分析论证,使人们清醒地看到农民的某些举动的意义所在,对农民的“过分举动”的本质有了透彻的理解。
论证型考察报告的论证语言除要求严密、精炼、准确外,也重视形象性。这样可以增强论证的说服力与感染力。这篇考察报告在语言表达上也是范例。
4.学术型考察报告
这类考察报告往往是在专题考察的基础上深入开展探讨、研究,从中揭示事物发展的规律,探求客观真理,或形成某种理论体系,有很强的理论性和学术性。
熊映梧写的《“横向经济联合”的生产力经济学考察》①是一篇学术型考察报告。
这篇考察报告对新时期出现的“新的企业组织形式——‘横向经济联合’”作了专题考察,并在此基础上,对这一新事物进行了较深入的理论探讨。
这篇报告探讨了“横向经济联合”,新型企业组织形式产生的客观原因及理论根据。报告认为“横向经济联合是生产要素合理地组合的要求,即适应发展生产力的客观需要而产生的”。这种新型组织形式的出现,是以生产力系统论的理论为根据的。作者认为“社会生产力不是劳动者、劳动对象,工具(机器)、设备、动力系统、运输系统、管理系统等等生产要素的机械相加,而是由它们有机组合的经济系统。生产要素的组合,不是一劳永逸的,而需要不断地调整。因为,各种生产要素的消耗期长短不一,资源条件、技术条件和社会需求经常发生变化,以及生产过程中其它一些变动的因素”,这些都能“引起生产要素的重新组合”。作者还认为“进入发达的商品经济时代,生产要素的组合是通过商品交换的形式实现的”。我国目前出现的横向经济联合,“这就是商品生产者之间的联合”,“发展商品经济,理所当然包括发展横向经济联合的内容”。
这篇考察报告的正文部分,着重探讨了如何依据生产力震动规律来发展横向经济联合的问题,作者认为“发展横向经济联合,首先要符合生产力社会化的规律;此时,还要符合产业结构优化、生产力布局合理化、技术进步”,“工农业现代化”等等规律。只有依据生产力运动规律去发展横向经济联合,才能真正推动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发展。
这篇学术性考察报告,无论是揭示规律,还是提出措施,都为决策部门提供了可靠的资料和科学的理论依据,是一篇有价值的考察研究成果。
这类考察报告的特点是:有突出的科学性和创造性,注意社会价值、学术价值。
像庞公、韩纲写的《党和国家领导体制的历史考察与改革展望》①,姚诚等人写的《社会主义经济运行模式的前提性考察》②都属于这类考察报告。
三、考察报告的写作
1.实地考察是基础专业知识是指导
考察与调查的关系极为密切,考察离不开调查,调查也离不开考察。但两者还是有区别的。考察侧重在观察、考核基础上的研究,调查侧重在采访、了解基础上的研究。因此,考察工作者必须亲自对考察对象进行实地的细致深刻的甚至是长期的观察,进而搜集考察对象的标本、资料、数据以供自己研究,必要时也可通过采访了解有关情况,以促进考察活动的开展。而调查工作者往往在接受任务进行调查对,调查的第一对象已消失,即事件、问题等已成往事,他们必须向目睹、或亲自参预某事、某问题、某工作的第二对象进行采访了解,收集有关资料、数据供自己研究,必须时也可以“蹲点调查”。“蹲点调查”,实质上就是考察。
简括地说,考察报告是在作者亲自参加实地观察考核的基础上完成的,而调查报告是在作者进行采访了解情况的基础上完成的。文章以《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为题,而不以“湖南农民运动调查报告”为题。理由就在于此。
实地考察,是考察报告写作的重要基础。
考察重亲自观察,目的就是要抓观察对象的特征,但没有专业知识作指导,观察就是两眼一抹黑了。结果一无所获,或者得出错误的结论。比如一个没有地质地貌知识的人站在西藏打加拉山坡上,看到一个高于一个的平台会无动于衷,但对搞地质地貌的考察队员来说,他们面对这种地貌马上就能判断:“所有这些平台的存在,都表明高原在上升过程中是间歇性的,运动时快时慢,交替更进,每个平台代表着或长或短一个相对稳定的时期。”(见《地理知识》 1984年第6期)对一个没有林业知识的人来说,面对卡马沟谷里茂密整齐的林子只能发出“真美呀”的感叹,却说不出各类树木的名称,更不懂它们的价值,但对有专业知识的考察队员来说,他就能马上发现:“在250平方米的样方内,竟有22种高大的乔木,占优势的科属是壳斗科的栲属、石株属、青冈属,槭科的槭属……”(《片马行》)(见《地理知识》1983年第1期。可见,有了丰富的专业知识作指导,考察队员才能耳聪目明,迅速捕获到考察对象的种种特征,发现考察对象发展变化的规律。从这个意义上说,考察报告是专家们的写作。像综合考察就必须由各门科学的专家们联合组成考察团,容不得“南郭先生”滥竽充数,只有这样,才能完成综合考察任务,最终完成考察报告的写作。
丰富深厚的专业知识,既是考察活动的必备条件,也是写出有分量的考察报告的必备条件。
2.定体则无 大体须有
考察报告的写作没有一成不变的“定法”、模式,但需要遵循它的基本格局。
不同类型的考察报告,可以有不同的结构样式,概貌介绍型的考察报告,常常采用散文体或日记体的结构样式。《片马行——横断山科学考察散记》、《瀚海腹地考察记》、①《青山翠林行思——康塞普西翁林区考察记》等都采用散文体的结构样式。《内蒙古野外考察札记》②采用的日记体结构样式。
考证型考察报告采用的是“正宗”的应用体结构样式,既“三段式”:开头、正文、结尾。
论证型考察报告则采用应用体与议论体相结合的结构样式。即报告的“前言”部分是应用体样式,扼要交代基本情况,而正文部分又是议论体样式,或并列式、或递进式、或分总、或总分等。
学术型考察报告,由于注重规律性的探讨,内容丰富,篇幅较长,所以结构样式也复杂些,或结论→本论,或本论→结论,或绪论→本论→结论等等。
不同类型的考察报告有不同的结构样式,就上述所言,也不是某种类型的考察报告一定要采用某种模式的结构样式。
《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的结构布局,从整体上看,就很难将它套在上述哪种样式中,它别具一格,自成一体。
考察报告的结构样式应与考察报告的宗旨相谐调,同时要考虑读者的思维习惯,即要依循它自身的一些规律。
第二,前言要明确交察主体,考察地点、时间、对象、任务等。如《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的前言:“我这回到湖南实地考察了湘潭、湘乡、衡山、醴陵、长沙五县的情况。从一月四日起至二月五日止,共三十二天,在乡下,在县城,召集有经验的农民和农运工作同志开调查会,仔细听他们的报告,所得材料不少。……所有各种反对农民运动的议论,都必须迅速矫正。革命当局对农民运动的各种错误处置,必须迅速变更。这样,才于革命前途有所补益。”这段“前言”将考察主体、地点、时间、对象,以及要达到的目的都简明扼要地交代清楚了,让读者阅读后一目了然。
第三,正文部分要将考察经过,考察得来的事实、数据和考察结果叙写清楚。论证型考察报告与学术型考察报告在这部分则要加强论证分析,阐明正确的观点或揭示事物内部的规律。
考察报告的结尾很灵活,既可以单独有结尾段,又可以将正文部分的结尾作全文的结尾。
考察报告表达方式的选择和语言的运用也很灵活。不同类型的考察报告,由于偏向于某种文体,因此,表达方式的选择和语言的运用也往往各有侧重。有的侧重于叙述说明,语言简洁准确;有的既可以叙述,也可以描写,语言简洁而又生动形象;有的则偏重于议论,语言要清晰准确。表达方式的选择及语言的运用,如同结构样式的选择一样,都要注意与考察报告的写作宗旨相谐调。
四、考察报告阅读提示
考察报告同调查一样,实用性很强,因此,适合采用记忆阅读法。通过记忆阅读,吸收其中于自己有用的信息,以推动自己工作的开展。由于考察报告各类型之间有不同的写作特点,因而除采用记忆阅读方法外,还应该根据不同的写作特点,采用其它不同的阅读方法。
像概貌介绍型的考察报告,由于它具有很鲜明的散文体特点,表现出许多优美质朴的自然美,因此读者还应该采用赏析式阅读法来阅读,充分享受报告奉献给读者的散文美。
考证型考察报告、学术型考察报告的专业性、针对性很强,因此,在采用记忆阅读方法的同时,还应采用评判式阅读方法。如果读者的目的就是评判它们的价值,那幺评判式阅读则应该是主要的阅读方法。
论证型考察报告,因为旨在对错误的结论或言论予以驳斥,给人们以正确的引导,作者在论证时往往通过多角度、多侧面的论证来阐述自己的观点,因此,这类报告应采用“多侧面”阅读法。“多侧面”阅读法也被称为“八面受敌”读书法。
“八面受敌”读书法是北宋大文学家苏轼在实践中总结出来的阅读法。苏轼说:“但卑意欲少年为学者,每一书皆作数次读之。……如欲求古今兴亡治乱、圣贤作用,且只此意求之,勿生余念。又别作一次,求事迹故实,典章文物之类。亦如之。他皆仿此,此虽似迂钝,而他日学成,八面受敌,与涉猎者不可同日而语也。”①
曾对这种力法表示赞许,并将其推广到研究中国社会这一部活的巨著之中去。他说:“古人说‘文章之道,有开有合’,这个说法是对的,苏东坡用‘八面受敌’法研究历史。用‘八面受敌’法研究宋朝,也是对的。今天我们研究中国社会,也要用‘八面受敌’法,把它分成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军事的四个部分来研究,得出中国革命的结论。”①
“八面受敌”(或曰“多侧面”)阅读法的特点是:对一本书或一篇文章、一篇报告,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侧面去阅读,“各个击破”,从而达到读懂弄通全文的目的。这种阅读方法的好处是有利思考研究问题,增加知识,提高认识。
论证型考察报告正文部分,议论文体的特色非常突出,作者从不同角度去批驳错误论点,论证自己观点,因此,采用“八面受敌”(“多侧面”)阅读法最为适宜。
当然阅读任何文章,总不可能只单纯地采用一种方法,正确的读书法,往往是以一种或两种阅读方法为主,兼用别的阅读方法。
主题思想
《儒林外史》是我国文学史上一部杰出的现实主义的长篇讽刺小说。
鲁迅先生评为“如集诸碎锦,合为帖子,虽非巨幅,而时见珍异。”冯沅君、陆侃如合著的《中国文学史简编》认为“大醇小疵”。
全书故事情节虽没有一个主干,可是有一个中心贯穿其间,那就是反对科举制度和封建礼教的毒害,讽刺因热衷功名富贵而造成的极端虚伪、恶劣的社会风习。这样的思想内容,在当时无疑是有其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教育意义。加上它那准确、生动、洗练的白话语言,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塑造,优美细腻的景物描写,出色的讽刺手法,艺术上也获得了巨大的成功。
当时,由于时代的局限,作者在书中虽然批判了黑暗的现实,却把理想寄托在“品学兼优”的士大夫身上,宣扬古礼古乐,看不到改变儒林和社会的真正出路,这是应该加以批判的。
内容介绍
元朝末年,诸暨县的一个村子里有一个少年叫王冕,因家境贫寒,他从小替人放牛,聪明颖悟,勤奋好学,他画的荷花惟妙惟肖,呼之欲出,并且他博览群书,才华横溢。他不愿意接交朋友,更不愿意求取功名利禄。县令登门拜访,他躲避不见;朱元璋授他“咨议参军”的职务,他也不接受,心甘情愿的逃往会稽山中,去过隐姓埋名的生活。
明朝立国,推行八股取士制度,王冕不禁感叹:这种以八股文形式取士的制度不仅不会为国家选到真正的人才而且将来的读书人恐怕也只有这一条荣身之路了,他们因此会把学问、道德、做官、退隐的准则都看得轻了。这是一代文人碰上了厄运!王冕是反对八股取士、自甘清贫的隐士,然而在当时的社会里,像王冕这样的人实在太少了。在王冕后百年的明朝成化年间,文人们所走的是一条醉心于科举功名的歧路。
明宪宗成化末年,山东兖州府汶上县有一位教书先生,名叫周进,他为了能够出人头地,荣耀乡里,屡次参加科举考试,可是60多岁了,却连秀才也未考上。
一天,他与姐夫来到省城,走进了贡院。他触景生情,悲痛不已,一头撞在了号板上,不省人事,被救醒后,满地打滚,哭得口中鲜血直流。几个商人见他很是堪怜,于是凑了二百两银子替他捐了个监生。他马上就向众人磕头,说:“我周进变驴变马也要报效!”
不久,周进凭着监生的资格竟考中了举人。顷刻之间,不是亲的也来认亲,不是朋友的也来认做朋友,连他教过书的学堂居然也供奉起了“周太老爷”的“长生牌”。过了几年,他又中了进士,升为御史,被指派为广东学道。在广州,周进发现了范进。为了照顾这个54岁的老童生,他把范进的卷子反复看了三遍,终于发现那是一字一珠的天地间最好的文章,于是将范进取为秀才。过后不久,范进又去应考,中了举人。
当时,范进因为和周进当初相似的境遇,在家里倍受冷眼,妻子对他呼西唤东,老丈人对他更是百般呵斥。当范进一家正在为揭不开锅,等着卖鸡换米而发愁时,传来范进中举的喜报,范进从集上被找了回来,知道喜讯后,他高兴得发了疯。好在他的老丈人胡屠户给了他一耳光,才打醒了他,治好了这场疯病。转眼功夫,范进时来运转,不仅有了钱、米、房子,而且奴仆、丫环也有了。范进母亲见此欢喜得一下子胸口接不上气,竟一命归了西天。胡屠户也一反常态,到处说他早就知道他的女婿是文曲星下凡,不会与常人一样的,对范进更是毕恭毕敬。后来,范进入京拜见周进,由周进荐引而中了进士,被任为山东学道。范进虽然凭着八股文发达了,但他所熟知的不过是四书五经。当别人提起北宋文豪苏轼的时候,他却以为是明朝的秀才,闹出了天大的笑话。
科举制度不仅培养了一批庸才,同时也豢养了一批含官污吏。进士王惠被任命为南昌知府,他上任的第一件事,不是询问当地的治安,不是询问黎民生计,不是询问案件冤情而是查询地方人情,了解当地有什么特产,各种案件中有什么地方可以通融;接着定做了一把头号的库戥,将衙门中的六房书办统统传齐,问明了各项差事的余利,让大家将钱财归公。从此,衙门内整天是一片戥子声、算盘声、板子声。衙役和百姓一个个被打得魂飞魄散,睡梦中都战战兢兢。而他本人的信条却是“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朝廷考察他的政绩时,竟一致认为他是“江西的第一能员”。
高要县知县汤奉,为了表示自己为政清廉,对朝廷各项法令严加执行。朝廷有禁杀耕牛的禁令,汤奉不问因由,竟然将做牛肉生意的回民老师父活活枷,闹得群众义愤填膺,鸣锣罢市。事发后。按察司不仅没有处罚汤奉,反而将受害的回民问成“奸发挟制官府,依律枷责”之罪。如此“清廉”的知县,一年下来居然也搜刮了八千两银子。
官吏们贪赃枉法,而在八股科举之下,土豪劣绅也恣意横行。举人出身的张静斋,是南海一霸。他勾通官府,巧取豪夺。为了霸占寺庙的田产,他唆使七八个流氓,诬陷和尚与妇女通奸,让和尚不明不白地吃了官司。
高要县的监生严致和是一个把钱财看作是一切的财主,家财万贯。他病得饮食不进,卧床不起,奄奄一息,还念念不忘田里要收早稻,打发管庄的仆人下乡,又不放心,心里只是急躁。他吝啬成性,家中米烂粮仓,牛马成行,可在平时猪肉也舍不得买一斤,临时还因为灯盏里多点了一根灯草,迟迟不肯断气。
他的哥哥贡生严致中,更是横行乡里的恶棍。他强圈了邻居王小二的猪,别人来讨,他竟行凶,打断了王小二哥哥的腿。他四处讹诈,没有借给别人银子,却硬要人家偿付利息;他把云片糕说成是贵重药物,恐吓船家,赖掉了几文船钱。严监生后,他以哥哥身份,逼着弟媳过继他的二儿子为儿子,谋夺兄弟家产,还声称这是“礼义名分,我们乡绅人家,这些大礼,却是差错不得的”。
科举制度造就了一批社会蛀虫,同时也毒害着整个社会。温州府的乐清县有一农家子弟叫匡超人,他本来朴实敦厚。为了赡养父母,他外出做小买卖,流落杭州。后来遇上了选印八股文的马二先生。马二先生赠给他十两银子,劝他读书上进。匡超人回家后,一面做小买卖,一面用功读八股文,很快他就得到了李知县的赏识,被提拔考上了秀才。为追求更高的功名利禄,他更加刻苦学写八股文。不料知县出了事,为避免被牵累,他逃到到杭州。在这里,他结识了冒充名士的头巾店老板景兰江和衙门里当吏员的潘三爷,学会了代人应考、包揽讼词的本领。又因马二先生的关系,他成了八股文的“选家”,并吹嘘印出了95本八股文选本,人人争着购买,五省读书的人,家家都在书案上供着“先儒匡子之神位”。
不久,那个曾提拔过他的李知县被平了反,升为京官,匡超人也就跟着去了京城,为了巴结权贵,他抛妻弃子去做了恩师的外甥女婿,他的妻子在贫困潦倒中在家乡。这时,帮助过他的潘三爷入了狱,匡超人怕影响自己的名声和前程,竟同潘三爷断绝了关系,甚至看也不肯去看一下。对曾经帮助过他的马二先生他不仅不感恩图报,还妄加诽谤嘲笑,完全堕落成了出卖灵魂的衣冠禽兽。
科举制度不仅使人堕落,同时也是封建礼教帮凶。年过六十的徽州府穷秀才王玉辉,年年科举,屡试不中,但他却刻守礼教纲常。他的三女婿了,女儿要殉夫,公婆不肯。他反而劝亲家让女儿殉节。又对女儿说:“我儿,你既如此,这是青史留名的事,我难道反而阻拦你?你就这样做罢。”八天以后,女儿穿着守孝的白色的衣服,绝食而,他仰天大笑说:“得好!得好!”但事过之后,当他女儿的灵牌被送入烈女祠公祭的时候,他突然感到了伤心。回家看见老妻悲痛,他也心上不忍,离家外出散心。一路上,他悲悼女儿,凄凄惶惶,到了苏州虎丘,见船上一个少年穿白的妇人,竟一下想起了穿着孝服殉夫的女儿,心里哽咽,那热泪直滚下来。
凡此种种从明朝成化年间以来形成的风气,到了万历年间则愈演愈烈。科场得意,被认为才能出众;科场失意的任你有李白、杜甫的文才、颜渊、曾参的品行,都被看成愚笨无能。大户人家讲的是升官发财,贫贱儒生研究的是逢迎拍马。儒林堕落了,社会更加腐败。看来,要寻找不受科举八股影响的“奇人”,只能抛开儒林,放眼于市井小民之中了。
那知市井中间,真的出了几个奇人。
一个是会写字的。这人姓季,名遐年,自小无家无业,总在这些寺院里安身。他的字写的最好,却又不肯学古人的法帖,只是自己创出来的格调,由着笔性写了去,他性格乖张,但凡人要请他写字他要斋戒一日,亲自磨一天的墨,要等他情愿,他才高兴。他若不情愿时,任你王侯将相,大捧的银子送他,他正眼儿也不看。他又不修边幅,穿着一件稀烂的直裰,靶着一双破不过的蒲鞋。每日写了字,得了人家的笔资,自家吃了饭,剩下的钱就不要了,随便不相识的穷人,就送了他。一日大雪天,他的烂鞋踩了朋友家一地的泥,朋友让他换鞋,他居然说我这双鞋就不可以坐在你家?我坐在你家,还要算抬举你。一次,他看见和尚房里摆着一匣子上好的香墨,不管人家是否要写字,拿来就写,当一位有权有势的乡绅要他去写字时,他竟破口大骂“我又不贪你的钱,又不慕你的势,又不借你的光,你敢叫我写起字来!”
又一个是卖火纸筒子的。这人姓王,名太,他自小儿最喜下围棋。他无以为生,每日到虎踞夫一带卖火纸筒过活。
那一日,妙意庵做会。王太走将进来,碰到三四个大老官簇拥着两个人在那里下棋。大家开始很是瞧不起他,但是他们同王太刚下了半盘,就不得不投子认负,众人大惊,就要拉着王太吃酒。王太大笑道:“天下那里还有个快活似杀矢棋的事!我杀过矢棋,心里快活极了,那里还吃的下酒!”说毕,哈哈大笑,头也不回就去了。
像他们这样淡泊功名利禄的隐士在市井中还有,只不过在那些达官贵人看来,追求功名利禄才是正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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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林外史》原本仅55回。根据程晋芳《怀人诗》,可以证明在吴敬梓49岁的时候已经脱稿,但是直到作者后十多年才由金兆燕给他刻了出来。这个刻本,今已失传。现在通行的刻本是56回,其中最末一回乃后人伪作。
第一回 说楔子敷陈大义 借名流隐括全文
第二回 王孝廉村学识同科 周蒙师暮年登上第
第三回 周学道校士拔真才 胡屠户行凶闹捷报
第四回 荐亡斋和尚契官司 打秋风乡绅遭横事
第五回 王秀才议立偏房 严监生疾终正寝
第六回 乡绅发病闹船家 寡妇含冤控大伯
第七回 范学道视学报师恩 王员外立朝敦友谊
第八回 王观察穷途逢世好 娄公子故里遇贫交
第九回 娄公子捐金赎朋友 刘守备冒姓打船家
第十回 鲁翰林怜才择婿 蓬公孙富室招亲
第十一回 鲁**制义难新郎 杨司训相府荐贤上
第十二回 名士大宴莺脰腹溯 侠客虚设人头会
第十三回 蘧駪夫求贤问业 马纯上仗义疏财
第十四回 蘧公孙书坊送良友 马秀才山洞遇神仙
第十五回 葬神仙马秀才送丧 思父母匡童生尽孝
第十六回 大柳庄孝子事亲 乐清县贤宰爱士
第十七回 匡秀才重游旧地 赵医生高踞诗坛
第十八回 约诗会名士携匡二 访朋友书店会潘三
第十九回 匡超人幸得良朋 潘自业横遭祸事
第二十回 匡超人高兴长安道 牛布衣客芜湖关
第二十一回 冒姓字小子求名 念亲戚老夫卧病
第二十二回 认祖孙玉圃联宗 爱交游雪斋留客
第二十三回 发阴私诗人被打 叹老景寡妇寻夫
第二十四回 牛浦郎牵连多讼事 鲍文卿整理旧生涯
第二十五回 鲍文卿南京遇旧 倪廷玺安庆招亲
第二十六回 向观察升官哭友 鲍廷玺丧父娶妻
第二十七回 王太太夫妻反目 倪廷珠兄弟相逢
第二十八回 季苇萧扬州入赘 萧金铉白下选书
第二十九回 诸葛佑僧寮遇友 杜慎卿江郡纳姬
第三十回 爱少俊访友神乐观 逞风流高会莫愁湖
第三十一回 天长县同访豪杰 赐书楼大醉高朋
第三十二回 杜少卿平居豪举 娄焕文临去遗言
第三十三回 杜少卿夫妇游山 迟衡山朋友议礼
第三十四回 议礼乐名流访友 备弓旌天子招贤
第三十五回 圣天子求贤问道 庄征君辞爵还家
第三十六回 常熟县真儒降生 泰伯祠名贤主祭
第三十七回 祭先圣南京修礼 送孝子西蜀寻亲
第三十八回 郭孝子深山遇虎 甘露僧狭路逢仇
第三十九回 萧云仙救难明月岭 平少保奏凯青枫城
第四十回 萧云仙广武山赏雪 沈琼枝利涉桥卖文
第四十一回 庄濯江话旧秦淮河 沈琼枝押解江都县
第四十二回 公子妓院说科场 家人苗疆报信息
第四十三回 野羊塘将军大战 歌舞地酋长劫营
第四十四回 汤总镇成功归故乡 余明经把酒问葬事
第四十五回 敦友谊代兄受过 讲堪舆回家葬亲
第四十六回 三山门贤人饯别 五河县势利熏心
第四十七回 虞秀才重修元武阁 方盐商大闹节孝祠
第四十八回 徽州府烈妇殉夫 泰伯祠遗贤感旧
第四十九回 翰林高谈龙虎榜 中书冒占凤凰池
第五十回 假官员当街出丑 真义气代友求名
第五十一回 **骗人折风月 壮士高兴试官刑
第五十二回 比武艺公子伤身 毁厅堂英雄讨债
第五十三回 国公府雪夜留宾 来宾楼灯花惊梦
第五十四回 病佳人青楼算命 呆名士妓馆献诗
第五十五回 添四客述往思来 弹一曲高山流水
第五十六回 神宗帝下诏旌贤 刘尚书奉旨承祭
吴敬梓与《儒林外史》
吴敬梓一生以移居南京为界可分前后两段。前期,他与小山一样,以声色犬马的生活方式游离于“正常”的生活轨道之外。“少年时,青溪九曲画船,曾记游冶……朝复夜,费蜀锦吴绫,那惜缠头价。”(《买肢塘》)“王家昙首,伎识歌声春载酒,白板桥西,赢得才名曲部知。”(《减字木兰花》)吴敬梓不像小山一样真正沉醉到情爱之中,而更多地标榜一
种不见容于俗世的生活姿态。不是为游冶而游冶,而是在游冶中体验自由。胡适说,吴氏的家产是在秦淮嫖掉的,我倒觉得,“泥沙一掷金一担”是他有意为之。只有丧失了财产,挣脱了宗族的约束后,他才能以纯粹的心境进入到文学创作之中。
“枭鸟东徒,浑未解于更鸣”!(《移家赋》)33岁、不名一文的吴敬棒移家南京时,他在族人眼中已是“传为子弟戒”的“败家子”。到了“白门三日雨,灶冷囊无钱”的地步,他仍拒不参加傅学鸿词科考试。当“长老苦口讥喃喃”干涉他的自由时,他“叉手谢长老,两眉如戟声如虎”。[45]他的“痴憨”、“颠憨”、“隐括”终一生而不变,与小晏何其相似!
《儒林外史》以王冕作为“隐括全文”的“名流”。他之所以有这么大的能耐,就因为他是一个“嵌崎磊落”的人,一个“有意思”的人。王冕既是葆有童心的放牛娃,又是才华横溢的畸人。他画荷花,“那荷花精神、颜色无一不像”,因为他自己就是一朵出淤泥而不染的荷花。“遇着花明柳媚的时节,把一乘牛车载了母亲,他便戴了高帽,穿了阔衣,执着鞭子,口里唱着歌曲,在乡村镇上以及湖边到处玩耍,惹得乡下陔子们,三五成群跟着他笑,他也不放在眼里。”这是何等任情自遂、天真自然!面对“灭门知县”的威逼,王冕宁可风餐露宿逃亡在外,也不肯低头。他处茅屋之远而怀天下苍生,一语道出入股取仕的实质:“这法子却定得不好!将来读书人即有一条荣身之路,把那文行出处,都看得轻了。”
凤四老爹在小说中看似可有可元,实则为一大关键。据考证,凤四老爹的原型为侠客甘凤池。[46]当时浙江总督李卫在奏折中这样描述甘凤池:“查此辈棍徒,造作讹信,往来煽感,着实痛恨,断难容其漏网。臣细思江浙好事悻谬之人,莫过于现在拿获之甘凤池等各犯。”(《雍正朱批谕旨》)对于这样一个叛逆者,吴敬棒却由衷地赞美道:“官府严刑密网,多少士大夫见了就屈膝就范,你一个小百姓,视如上芥,这就可敬了!”
《儒林外史》以四大奇人的故事作结。当“那南京的名士都已渐渐销磨尽了”的时候,奇人却出现在市井中间。会写字的季遇年,“却又不肯学古人的法帖,只是自己创出来的格调,由着笔性写去”。“他若不情愿时,任你王侯将相大捧的银子送他,他正眼儿也不看”。他这样迎着施御史的脸痛骂:“你是何等之人?敢来叫我写字!我又不贪你的钱,又不慕你的势,又不借你的光,你敢叫我写起字来卜独立人格,意气风发。吴敬梓把“四大奇人”当作“述往思来”的一流人物。儒林中一片狼藉,而井市中则有闪光的人格,吴敬梓已悄悄换了一套崭新的价值标准。为什么在市井中反倒能保持人格的独立与心灵的自由呢?
做裁缝的荆元,会弹琴、会写字,也喜欢做诗。朋友问他:“你既要做雅人,为甚么还要做你这贵行?何不同些学校里的人相与相与?”他道:“我也不是要做雅人,也只为性情相近,故此时常学学。至于我们这个贱行,是祖父遗留下来的。难道读书写字,做了裁缝,就玷污了不成?况且那些学校中的朋友,他们另有一番见识,怎肯与我们相与!而今每日寻得六七分银子,吃饱了饭要弹琴,要写字,诸事都由我。又不贪图人的富贵,又不伺候人的脸色;天不收,地不管,倒也快活厂这席话真石破天惊。吴敬梓认识到,人格独立的背后是经济独立。被权力网络所覆盖的儒林中,只有爬墙藤一样的附庸,而元岩上松一样的独立者。市井人物操持着被士大夫所蔑视的职业,他们却在这职业中获得了真正的经济独立。好一个“诸事都由我”!儒林人士即使爬到宰辅这样的最高位置,怕也不敢说这样的大话。吴敬梓突破传统的道德评判,揭示出产生“奇人”的经济基础。这一点,此前无人认识到。
开头出现王冕,中间出现风四老爹,结尾出现四大奇人,这是作者的精心安排。他们全是没有任何社会地位、游离于统治秩序之外的平头百姓。他们的冰清玉洁、古道热肠、淡泊明志,都与丑态百出的儒林和官场形成鲜明对照,正如胡适在《吴敬梓评传》中所说:“不给你官做,便是专制君主困人才的唯一的妙法。要想抵制这种恶毒的牢笼,只有一个法子:就是提倡一种新的社会心理,叫人知道举业的丑态,知道官的丑态;叫人觉得‘人’比‘官’格外可贵,人格比富贵格外可贵。社会上养成这种心理,就不怕皇帝‘不给你官做’的毒手段了。而一部《儒林外史》的用意只是要想养成这种社会心理罢了。”
然而,这种社会心理终究很难养成。吴敬梓这个嵌崎磊落的败家子是寂寞的,他笔下的奇人们也是寂寞的。荆元为知音于老者弹琴,“弹了一会,忽作变徽之音,凄清宛转,于老者听到深微之处不觉凄然泪下”。读者读到这里,掩卷深思,怕也要“凄然泪下”了!
胡适《吴敬梓评传》
在浩若星海的中国古典小说中,被鲁迅许以“伟大”二字的,只有两部书,其中之一便是吴敬梓的《儒林外史》。《儒林外史》是写士林阶层的。在中国的古代,所谓的士林,既是知识分子的世界,也即是官场。这是部批判知识分子的书,也可以说是一部揭露官场昏晦的书。这样说来,在当代的中国,确实很有重读《儒林外史》的需要了。
作者吴敬梓(公元1701年—1754年),生长在长江北岸安徽省全椒县一个“名门望族”的大家庭。曾祖和祖父两辈官运亨通,在明清之际,有50年“家门鼎盛”的时期。但他自己的祖父在同辈中功名很小,而且早逝;他从小被出嗣给长房吴霖起,即是他的养父,吴霖起只做了几年县教谕,后来因为得罪上司而丢官,郁郁而终。吴敬梓13岁丧母,23岁丧父,本身既不热心功名,又轻视钱财,随意挥霍,慷慨仗义,上代留下的家产在几年之内被他挥霍得所剩无几,以致“田庐尽卖”、“奴逃仆散”,一时“乡里传为子弟戒”(《减字木兰花·庚戌除夕客中》)。加上考场失利,刺激甚重,“那得双眉时暂开?”回乡之后,由于不堪冷遇,于雍正十一年移家南京。从此时直到54岁在扬州逝世,主要靠卖文和朋友周济过活,也是在此期间完成了《儒林外史》这部鸿篇巨著。
吴敬梓自幼处在名门望族的社会环境中,而成长的家庭却是一直在走下坡路,中年后又骤然陷入贫困不堪的境地。在他一生所经的这种由“渐”而“骤”的家庭破落过程中,他在家乡全椒县、在苏北赣榆县(其父任职之地)、在南京都曾久住,到过扬州、安庆、芜湖等城市;从宗族几代关系以及自己的人际关系看,他接触的士大夫阶层很广泛,认识与熟知的人物也非常多。他看的嘴脸,受的冷暖,经历的人事,体验的世情,都极其丰富深刻。这就培养了他富有正义的敏锐感觉和体察现实的清醒头脑,使他能够看透清朝黑暗统治下士大夫阶层的堕落与无耻,看透政治的罪恶与社会的腐败。正是这种身世经历,成为吴敬梓严肃的现实主义精神的直接渊源。
《儒林外史》对于士林阶级进行了无情的鞭挞,含泪的批判。鲁迅先生曾经说过《儒林外史》“秉持公心,指摘时弊。机锋所向,尤在士林;其文又戚而能谐,婉而多讽”。通过对种种不和谐、悖于人情、逆于常理的荒谬现象的揭露,注入描写人物的自吹自擂、大言不惭、自作聪明、弄巧成拙、欺世盗名、自命清高、自相矛盾等等。正像果戈里所说:“我们的骗子们,我们的怪物们!……让大家笑个痛快!笑真伟大,它不夺去生命、田产,可是在它面前,你会低头服罪,像个被绑住的兔子。”
《儒林外史》的讽刺艺术有鲜明的目的,那便是“作者之意为醒世计,非为骂世也”。作者虽然极尽讽刺之能事,却是要挽救被讽刺的这一群,正所谓“善者,感发人之善心;恶者,惩创人之逸志”。作者以悲天悯人的手笔描写了八股制度下众多儒林人士的悲剧性命运,进而展开了一幅封建科举时代的社会风情画,抨击了制度的腐朽和社会的黑暗,使《儒林外史》成为中国古典讽刺小说中的圣品。
《儒林外史》历来被评价为古典现实主义巨著,即为现实主义作品,其中很多故事与人物直接来源于生活。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中就曾说过:“《儒林外史》所传人物,大多实有其人,而以象形谐声和庾词隐语寓其姓名。”《儒林外史》擅长运用“皮里阳秋”的笔法,也就是“口无所臧否,而心有所褒贬”。作者的看法并不是直接拿出来硬塞给读者,而是在具体形象的塑造中微言大义。周进和范进的中举,匡超人的转变,杜少卿的豪举,马二先生的迂腐,这一切都是通过具体的情节来表现深刻丰富的思想。作者并没有直接向我们褒贬什么,但每个形象都饱含着巨大力量的褒贬,传达着作者明确的正义观,我们必须从不同时期、不同场合的各种形象的关联、发展上体会和了解。这是一种富有现实主义色彩的叙事方式。
该书另一个艺术特色是速写式和剪影式的人物形象。《儒林外史》是一部主角不断变换的长篇小说,或者说是一部由无数短篇交替而成的长篇小说,基本上不可能通过详细描写其一生经历,以及在曲折的故事情节中表现人物的性格特点和精神世界。所以,吴敬梓把重点集中在人的性格中最刺目的特征上,从而深入细致地表现一个相对静止的人生相。这就如同从人物漫长的性格发展史中截取一个片断,再让它在人们面前转上一圈,把此时此地的“这一个”,放大给人看。这是勾画讽刺人物的一个很出色的手法,它使人物形象色彩明净,情节流动迅速,好像人物脸谱勾勒一成,这段故事便告结束,而给读者留下深刻印象的也正是这些精工提炼的精彩情节。
胡适在《吴敬梓评传》中所说:“不给你官做,便是专制君主困人才的唯一的妙法。要想抵制这种恶毒的牢笼,只有一个法子:就是提倡一种新的社会心理,叫人知道举业的丑态,知道官的丑态;叫人觉得‘人’比‘官’格外可贵,人格比富贵格外可贵。社会上养成这种心理,就不怕皇帝‘不给你官做’的毒手段了。而一部《儒林外史》的用意只是要想养成这种社会心理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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