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古论今说改革-谈谈改革

1.田单何以两城复千里齐地？故事的历史难免吊诡，谈古论今要讲道理

2.在初中历史教学课例中有哪些优势可以达到什么目的

3.1000字读诸葛亮大专有感

4.谈古论今说沉迷

5.唐宋八大家为什么没李白

田单何以两城复千里齐地？故事的历史难免吊诡，谈古论今要讲道理

田单复齐，单从军事上分析，就是一头雾水。

除了英雄主义的赞歌就是小人多作祟的权力 游戏 ，但这些根本不能解释一支即墨城中军是怎么击溃燕军、光复齐国的。

田单复齐，一句话、四个字。然后，齐国千里之地、七十余城就光复了。

燕战国虽然是七大战国中最弱的，但也是七雄之一，经历燕昭王改革，已经锤炼出了一支蓟北精兵。国力正上升、军力正彪悍，而且是举国倾兵，在其他四国的配合下已经灭了齐战国。

而此时的齐国，就剩下即墨（今山东平度）和莒城（今山东莒县）两座城池，连齐湣王都被杀了。

PS：《战国策?齐策》摘录，”燕将惧诛，遂保守聊城、不敢归“、”岁余，士卒多而聊城不下“。田单复齐，齐国七十余城皆已光复，但聊城始终攻不下来。燕国的聊城守将担心燕王猜疑、担心归国别杀，于是赖在齐国不走。而聊城燕军之所以最难打，就是因为这伙人有国不能回。因此，可以判断燕国早就占了聊城，齐国就剩下即墨和莒这两座城池，一座由田单坚守、一座由齐襄王坚守。

田单反间计而燕国换将、即墨火牛阵而燕军完败，这些都是在讲故事而不是在讲道理。故事虽然精彩，却解释不了问题。然而，讲故事的成本足够低，而且最能被受众信以为然，一听是这么回事，然后就信了，于是故事就成了 历史 。但讲道理的成本就太高了，你得对比燕齐两国、两军，还得仔细叮问各种细节，甚至还要结合当时人心形态，关键是你得逻辑自洽地给出说法。史书就是写简略的记叙文，根本就容不下多少文字来揭示太多复杂。

但是，我们却必须往道理层面去追问而不能满足与故事提供的愉悦体验。否则，就理解不了 历史 的本来面目。虽然细节已经淹没难查，但大势中还是能够为简略 历史 做出注解。

要解释齐国为什么能以两城复国，就必须先解释乐毅与燕国为什么用了五年时间都不能攻破即墨和莒城。

原因就是乐毅犯了三个错误：

第一个错误是在济西之战后遣散了五国联军。

以燕国的实力，只能被齐国吊打，燕昭王明君、乐永霸名将，这些统统没用。战国战争就是缠烂打，而竞争越残酷、打法就越相似。所以，战争竞争就是拼国力、拼战士、拼战心凝聚力，所谓的名将、兵法要么是实力的注脚、要么是幸存者偏误。

但燕国之所以能够灭齐，不是玩战争手段而是玩外交手段。但前提是齐国得极为配合，而偏巧齐湣王就是一个妄人，把能得罪的人全给得罪了。最不要脸的就是：趁着五国伐秦（齐、燕、韩、赵、魏），他把宋国给占了。于是，燕昭王、乐毅和苏秦这个君臣铁三角一通捭阖操弄，就组织了五国联军，没啥可说的，就是要揍齐国而且还要猛揍。公元前288年还是五国伐秦，公元前285年就是五国伐齐了，你就说齐湣王是怎么玩的吧。这个过程中，楚战国一直没露脸，本来可以做齐国盟友的，但也被齐湣王给得罪了。所以，后来就是坐山观虎斗，你们中原人套路深、我们楚国人玩不了。等五国联军把齐国打残了，楚国就赶紧收割淮北之地这个硕大果实。

燕国灭不了齐国，但五国就没啥问题了。没有名将称雄、没有兵法精妙、更没有什么英雄故事，我就是人多，我人多就是欺负你人少。于是，在济西决战中，五国联军就消灭了齐国的主力部队。齐国不是秦国，要实力没实力、要天险没天险，所以一战之后就国门大开，然后等着被灭。

但此战后，乐毅开始耍滑头了，认为齐国已经成不了什么气候了。于是，他就把其他四国给忽悠走了，当然得给钱、没钱人家肯定不走。其他四国当然不是见钱眼开短视之辈，你给钱我就走，这根本就不符合战国逻辑。但，这里面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因素，那就是秦国。秦国这家伙看你们已经打乱了，就赶紧折腾三晋。齐国对秦国是越国以鄙远，而秦国远交近攻的国策也不允许自己图谋齐国。但三晋就不一样了，秦国能揍三晋就不会给三晋留一口气。在乐毅殖民齐国的这段时间里，秦国是拳打三晋、脚踢楚国，把燕齐以外的其他战国打了个遍。所以，乐毅能够把其他四国给忽悠走，燕国也能在齐国殖民五年。这是 历史 给乐毅和燕国的机会。

但，这个机会虽然难得，但也有问题。那就是燕战国自己灭不了齐国。因为燕国的体量太小，而齐国的体量太大，给乐毅一个齐国、他也消化不了。而在当时，这个问题还不严重，因为齐国已经被打残了，只能挨揍、不能还手。

乐毅的这个失误说得有点儿多了，主要是得交代清楚一个问题，那就是：齐国灭宋招来五国联军，燕国灭齐为什么没人搭理。

乐毅的第二个错误就是分兵攻打莒城和即墨。但这个两个地方都不好打，因为实力非常强。齐国五都，分别是临菑、平陆、阿、即墨和莒。齐国但凡列国征伐，就是五都出兵。齐国灭燕的时候，就是五都主力会同燕齐边防军的组合，五都兵当然是最硬王牌。所以，五都不是简单的五座城市，而是齐国的五大，是能够出重兵集团的地方。

于是，简单概括当时形势：乐毅虽然占了齐国七十余城，齐国就剩下两座城池了，也就是即墨和莒城，但是，这两座城市却拥有齐国五分之二的军事力量。齐国虽残破，但即墨和莒城的力量肯定更强，因为被打溃的齐军也要往这里跑。

而楚国在这个时候已经发兵援齐了，楚兵进入莒城。但楚国也不是仁人君子，这时候齐国就是破鼓万人捶，于是楚国的前线主将把齐湣王给玩了。但是，没事。后来莒城父老又立了齐襄王。齐襄王好坏不论，关键是齐国已经不可能再出比齐湣王更差的国君了，齐湣王就是昏君的底线。

你乐毅把即墨和莒城捆在一起打，就一个也打不下来。举国燕军怎么就打不下来了？原因就是占了齐国七十余城，城城都要派军镇守，而燕国本身的兵力就不够。但齐国剩下的这两座城市至少能够集中齐国五分之二的兵力。所以，两个一起打，根本就打不动。

乐毅的第三个错误就是输出暴力还没结束就开始输出秩序了。燕国要吞并齐国，就必须输出秩序，否则建立不了统治。于是，乐毅在遭遇阻力之后就放慢了对即墨和莒城的进攻，开始搞攻心化齐。乐毅经略齐国五年时间，其主要工作不是攻城而是化民，具体操作就是输出秩序。这个思路是对的，但问题是齐国一直就没，不仅有两座坚城而且还有了新国君。这就是输出暴力不彻底，乐毅自己给自己挖坑了。

然后，再讨论田单是如何复齐的，简单认为就是靠两座城市就能光复齐国，这就是天方夜谭。但实际的 历史 根本就不会这么简单。

趁着五国灭齐，楚国抢了淮北之地，可以说是收益巨大。但接下来楚国就会踏实呆着吗？这个不可能。秦国和三晋都顾不上燕齐之争，而楚国却完全顾得上。公元前284年，齐湣王莒城被杀，楚国势力被赶出齐国。公元前280年，秦国开始折腾楚国，但楚国割让汉北及上庸地，然后秦楚就不打了，秦国又去折腾三晋了。到了公元前279年，才出现燕国换将而田单复国。

也就是说，在公元前284年到公元前280年，楚国就没啥事。直到公元前279年，秦国才又开始折腾楚国，这时候才是大折腾，直接把楚国国都给占了。而战国是大争之世，谁也不会没事浪费光阴。所以，楚国在干预燕齐相争这件事上，不仅有时间而且有能力，关键是有动机。楚齐交界而楚齐交恶，邻国就是仇敌。但楚国宁愿面对一个羸弱的齐国也愿意面对一个崭新的燕齐大战国。这是楚国所不能容忍的。因此，楚国一定对田单和齐襄王进行了物质上的援助，楚国可以不出兵，但一定出粮、出钱、出辎重，不会眼睁睁地看着燕国彻底吞并齐国。

所以，乐毅灭齐不是单纯的军事问题，田单复齐也不是单纯的军事问题，甚至都不是两国之间综合国力的较量。一定要把战国时代看成一个关系复杂且尔虞我诈的关系网。否则，很多战争问题就根本没法解释。

还有一个就是得结合当时的时代背景，这个时代背景就是人心。这是最重要的问题。

秦始皇攻灭六国，但大秦帝国短命而亡。陈胜吴广振臂高呼，然后就是六国复辟，根本就没有陈胜吴广这支农民军什么事。原因是什么？

大秦之所以迅速解体，是因为六国人心；陈胜不能为王，也是因为六国人心。六国百姓只认六国的王，既不认大秦皇帝也不认陈胜吴广。

公元前221年，始皇帝统一六国。而六十年前呢？六十年前，这个人心就更强。这里就有必要交代一下古之人心到底是一个什么逻辑了。简单说，就是天下百姓是怎么对待忠诚这个问题的。

还是通过一个故事来解释这个问题吧。因为你用今人的人心根本就无法类比探求古人的人心。

春秋之时，晋国大将中行穆子率军围攻鼓国。鼓国肯定是打不过，于是鼓人就要献城投降。但是，中行穆子不同意，让鼓人好好守城、迎接晋军辣手摧花。中行穆子这个没道理的举动，到底是什么道理？投降不行，非要攻城，他到底在想什么？

原因就是：鼓人投降，肯定要与中行穆子做交易。接受城池，答应了他们的交易，就是与奸人为伍；接受城池，却拒绝了他们的交易，就是失信于人。无论怎么做，都是道德困境。这就是所谓的“非事君之礼也”，都对不起国君。

这是中行穆子的逻辑，那么鼓国就没有中行穆子这种事君以礼的人臣吗？当然有，这个人就是夙沙釐（lí），而且这个人讲的道理才真正揭示了古之人心的底层逻辑。

中行穆子攻下鼓国，然后为鼓国新立了国君，告诫鼓国百姓好好辅佐新国君。之后，中行穆子就带着鼓国原来的国君鼓子鸢，准备回晋国了。这时候鼓国大臣夙沙釐却非要带着族人跟着鼓子鸢一起去晋国当俘虏。中行穆子就质问夙沙釐：鼓国还在、鼓国也有了新国君，你这个鼓国大臣为什么不留下来辅佐新国君治理鼓国？为什么非要跟着鼓子鸢呢？夙沙釐则言：

这句话的意思是我夙沙釐忠于的是鼓国国君，而不是鼓国土地，自古从来只有君臣而没有土臣。“委质为臣，无有二心。委质而策，古之法也”，我把我自己交给了国君鼓子鸢为臣，就不会有二心，我的名字已经被国君记录在册，所以就必须以相报，这是“古之法也”。

从夙沙釐的回答中，我们就能够推理出古之人心的底层逻辑。精英士大夫，忠诚的是国君而不是国土，也就是忠于人而不是忠于地。所以，齐国田单的忠诚逻辑就是忠于国君齐王而不是忠于齐国土地。这是士大夫，那么普通百姓呢？他们忠诚的是齐国田氏家族，而不是齐国土地。

在古之人心中，忠于君还是忠于国，不是一回事，是分开讲的，而且忠于君要强于忠于国。这个逻辑肯定不是绝对的，而且以后则是忠于国要胜于忠于君。特别是的孟子的观点占了上风以后。但，就当时的齐国百姓而言，他们更忠于齐国国君而不是齐国土地。所以，燕国占领了齐国的土地，既输出了暴力又输出了秩序，但还是不能化齐归燕，因为始终征服不了齐人的人心。

于是，田单复齐，只要击破围攻即墨的骑劫所部，就能引发整个齐地七十余城的光复大战争。原因就是这个人心的逻辑，才是齐国能以两城实现复国的根本所在。

最后总结：

战国战争就是缠烂打的，实力说了算，而燕国的实力不仅吞不下齐国甚至也灭不了齐国。

战国关系则是错综复杂的，战争之外还有各种纵横捭阖，于是集中五国之力的乐毅就能灭掉齐国。

但乐毅却不能化齐为燕，齐国虽然仅余两城，但这两城至少可以提供五分之二的齐国军事力量。除了实力的不允许，还有人心的不允许。

在灭齐与化齐的过程中，乐毅在战略上遣散了五国同盟、在战术上左右开弓、在手段上提前结束了暴力输出。这是乐毅所犯的错误。

齐国残存两城而不，楚国的干预必不可少，而其他战国也应该干预，这是乱世竞争的逻辑。但是，秦与三晋顾不上，因为这四个国家也在缠烂打。

齐国之所以能够复国，一个外部支持就是楚国，但关键是一个人心的逻辑。齐国百姓忠于齐国田氏家族，而不是齐国土地。所以，燕国以暴力输出加秩序输出的方式占了齐国土地，也没用，因为改变不了齐国民心。

而田单但能解除即墨之围、击溃骑劫所部，就会引发千里齐地的光复大战争，齐国人心所向，燕军只能狼狈归国。

在初中历史教学课例中有哪些优势可以达到什么目的

课程改革以来,广大历史教师根据新理念、新课标组织教学,课堂教学呈现出可喜的变化。

从形式上看,在45分钟的课堂里常常是欢声笑语、 *** 迭起,似乎我们的历史课堂已经走进了新课程的最佳状态。

但是,认真审视一下目前的初中历史课堂教学,有些教师对新课程的理解是肤浅的,突出的表现是重现象不重本质、重形式不重实质,致使课堂中出现了虚假的“繁荣”。

下面,是我对初中历史新课程改革中课堂教学的一些粗浅认识,期望大家能提出更多宝贵的想法,以便在今后的历史教学 *** 勉,为2009年即将进入新课程的高中课堂教学提供有益的借鉴。

一、实行新课程改革,是在继承基础上的改革,不是全盘否定传统教学

新课程在推广和实践过程中,给人一种把传统教学“推倒重来”的感觉,在处理新课改与传统教学关系时,存在一种“全盘肯定”与“全盘否定”的思维倾向,应该引起重视。

我认为应处理好新课改与传统教学的两个辩证关系:

一是继承性和创新性的关系。

与新课程要求相适应的教学改革不能脱离“历史”,要在继承优秀传统基础上进行改革。

目前我们在新课程实验中需要思考和梳理的是,经过长期实践检验和证明的行之有效的优秀教学传统思想和做法有哪些?传统教学中有哪些思想和做法已远远不能适应社会的发展,不能适应我国改革开放的新形势对培养人才要求的实际?在推进新课程实验进程中,我们要如何继承和改进传统的教学思想和做法?新课程要求教学实施与时俱进,改革、发展、创新。

但发展什么?目前哪些方面首先要发展?用什么标准来检验教学实施改革、发展、创新的成败呢?我认为要服务于每一位学生成人成才全面发展的大目标,改革教育教学的方方面面;围绕提高教育教学的针对性、实效性、时代性、主动性,用课程新理念反思传统教学中的不足,采用新的教学方式和学习方式把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作为着力点。

二是理论前瞻性和现实操作性的关系。

新课标理论的前瞻性与历史现实环境局限的矛盾,是不容回避的现实问题,也是广大师生深入进行新课程研究实践的主要障碍。

在目前大环境下,我们不能空谈观念更新,而应该实事求是,结合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教育界的各种研究成果,融合新课程理念,踏踏实实研究历史教学法,并自觉运用到自己的教育教学实践中去,解决实际操作性的问题,我们在教学中,要在新理念指导下实践,在实践中总结反思,逐步把新理念转化为个人教学行为习惯。

二、重视过程与情感目标，但不能忽视“知识”目标

历史新课程从义务教育的基础性、普及性、发展性的特点出发,要求学生掌握基本的历史知识。

基本的历史知识包含重要的历史史实和基本历史线索两部分。

一些老师在知识与能力、过程与方法、情感态度与价值观三维目标达成的过程中,更多地关注了后两者。

对历史教学任务的理解从课堂设计和教学过程上看,有一些教师忽略对具体知识的传授,表现为在课堂上少讲或不讲新知识,或是上课一开始就提出问题让学生讨论。

这样一来,学生缺乏对历史基础知识的了解和掌握,缺乏历史的具体感受,因而很难积极地回答教师提出的问题,甚至很难展

开讨论。

教师这样安排,可能是认为应当让学生来建构新知识,或是认为讲多了就会使学生处于被动的地位。

但实际情况是,由于学生缺少必要的背景知识,教学的活动难以深入,使得学生和教师都处于尴尬的被动状态。

我们知道,历史教学的任务包括很多方面,在新的课程标准中表述为知识与能力、过程与方法、情感态度与价值观。

历史教学的目标无论怎样划分,都是整体目标的具体体现,都不应该忽视某一个方面。

而且,正是由于历史本身所包含的丰富内涵,才使得历史教育具有感染力和生命力。

知识是基础,是依托,是载体,是学生发展的双翅,学生只有在掌握基本的历史线索和具体的历史知识的同时,才能形成历史学习的初步能力,才能真正学会学习,才会产生爱国主义情感、正义感、社会责任感以及正确的生活态度、做人态度和科学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

学生不掌握必要的历史知识,一切活动都难以展开,一切能力也都难以形成,思想、品德、情感、态度等方面的生成也会成为空泛之谈。

所以,现在要注意避免对教学目标整体把握上的失缺,要

全面和正确地理解历史教学的任务。

第一,在知识传授方面,一是在贯彻整体知识结构的教学方面,教师应注意从总体上把握教材的基本结构和发展脉络,尤其还要重视对内容的深广度作出恰如其分的规定,便于有的放矢地教学;二是要重视学生知识结构的转化,即将教材的基本知识结构转化为学生自己的认知结构和学习能力。

第二,在学生的智能培养方面,要想使智能培养真正达到素质教育的目标,应从进一步改进课堂教学入手,具体说:一是教师应留出更多的时间,让学生自己去阅读教材、思考问题,并进行思辨的讨论;二是教师讲授的侧重点应从历史过程为中心转向历史发展的逻辑联系为中心;三是历史教学要联系实际,要谈古论今,发挥历史的明理、鉴今、育人的作用。

第三,在思想教育方面,总体看在历史课堂上落实不够是个普遍现象,当然学科的思想教育的阵地作用也就远未得到充分发挥。

思想教育的内容笼统地讲,在中国史教学中要着重突出爱国主义教育和民族自尊心及民族自豪感的培养;在世界史教学中主要是审美观、世界观和社会发展规律的教育。

相比之下,中国史的思想教育要好于世界史部分。

形成这种情况的原因,与应试教育有直接的关系,历史教师应引以为戒,在今后的教学活动中予以重视和进一步地落实。

三、倡导教学形式多样化,但不能丢弃教学重点历史课程标准提倡多样化的教学形式。

在课堂教学实施的过程中,为了给学生学习历史营造一个兴趣盎然的学习环境,激发学生学习历史的兴趣,老师们积极探索多种教学形式,改变过去那种严格按照教学流程按部就班地进行教学的状况,组织了丰富多彩的教学活动。

但是,有些活动作为一种教学形式只是一种点缀。

例如,历史剧是学生非常喜欢的形式,但是教师在设计这些活动、指导学生编演时没有充分考虑要达到什么目的、学生可以从中了解些什么,有时候表演的过程中学生们嘻嘻哈哈,内容简单、形式单一。

表演过后就进入了下一个环节,至于剧中表现的主题思想是什么就不得而知了,表演只是起到了活跃课堂气氛的作用。

而对教学内容重点的把握,一堂课的时间有限,需要选定重点的内容,组织重点的活动,而重点活动是应该围绕着重点内容来设计的。

但现在有些教师在课堂上不是围绕着重点内容展开教学,而是舍本求末,追逐形式,或是就一些枝节性的问题组织讨论;或是对重点的内容轻描淡写,把主要时间和精力放在其他的内容上。

1000字读诸葛亮大专有感

公元220年，诸侯并起，天下纷争。山清水秀的竹林间，茅舍内，一位中年男子头戴纶巾，手握羽扇，身在茅舍，心系天下，看兴亡成败，胸中尽万点河山，道：“人和者，得天下也。”于是三顾茅庐的佳话造就了一代伟人，军事家——诸葛亮。诸葛亮谦虚、谨慎、认真又尽职，或许谈不上雄才大略，但在实务管理上几乎是第一流的，人格、担当、技巧也的确无懈可击，也可称得上是中国史上杰出的政治人物，诸葛亮以其卓越的政治军事才干，建蜀国，兴汉业，历经图治，呕心沥血。以其智，以其情，以其义，展现了一代蜀相伟大的胸襟气魄，令天下人为之敬仰。

罗贯中笔下的诸葛亮有通天彻地的才干，深谋远虑，有扭转乾坤的力量，呼风唤雨。他神机妙算，料事如神。诸葛亮在益州从无到有，不但建立了整个法令制度，也能发扬赏善惩恶的正名上下的王道，使整个社会公平正直，明察秋毫。有益于国家，虽然是仇家，也会赏赐；违法犯纪，虽是至亲，也会处罚。刑罚虽严峻，但是没有人因此而埋怨，这种公平的统治，很难有人能相提并论。

草船借箭，三气周渔，借东风赤壁之战。六出祁山，七擒孟获，司马面前摆空城。威镇八方，“真乃神人也。”他调兵遣将，知人善用。赤壁之战中，明知关羽乃情义深重，知恩必报者，亦派其扼守要道，结果华容道上关羽顾念旧恩，宁舍己而放走了劲敌曹操。有人说，此乃孔明之过也，错失良机。然而却不尽然。因为刘备急切地加以阻止：“云常乃性情中人，必放曹操，贤相怎可让其扼守要道？”时，孔明听罢曰：“此乃天意，天不灭曹。若魏国亡，东吴势必崛起，此乃一劲敌，又占地利只势，蜀国必难与其相抗衡，势必亡矣。今三分天下，呈三足鼎立之势，我等趁此良机，兴农业，固粮仓，养精蓄锐，方可破敌。而云常经此一战，必更忠心效蜀，此乃臣之大计也！”由此看来，放走曹操绝非偶然，亦非孔明之败笔，实乃形势所逼，无奈之举也。是为刘备的汉室兴亡着想。

诸葛亮不但具有“大公无私，令人钦佩’的人格和政风，而且他谦虚下人，广纳各方意见，对人才的培养更实不遗余力。

在《出师表》中，诸葛亮特别强调“斟酌损益，进尽忠言，裨补缺漏，有所广益”。另一篇《视听》中更表示：“为政之道，务在多闻，是以听察采纳士下之言，谋及庶士则万目当其目，众音住其耳。”“故人君以多见为智，多闻为神。”是以“人君拒谏，则忠臣不敢进其谋，而邪臣专行其政，此为国之害也。”

诸葛亮不但说，而且也彻底地去作。出任宰相后，他特别在丞相府中，成立“参署，’的机构，其目的在于“集思广益”以采纳更多人的意见。他客气地表示，自己“资性鄙暗”，所以有时无法完全理解和采用，温他和查和、徐庶、崔州平及胡济四人的关系始终和好，因此相当鼓励大家不疑于直言的精神。

最令人感动的是第一次北伐失败，诸葛亮在汉中前线向北征军团公布的檄文，公开表示希望今后请将士能勤于攻击诸葛亮的缺点，才算忠于国家的人。他曾听从杨洪的建议，急速派兵驰援在汉中和曹操陷人苦战的刘备，以稳定北方防务；征求邓芝和孙权的策略；遵从马稷“攻心为上”战略，以为南征蛮夷的主要精神指导。或许这些也是他个人心中早作的决定，但他绝不居功，让优秀的部属不要被自己的光芒所掩盖，使每个人才都能乐于发挥自己的智慧，用心于公事。三国鼎立中，蜀汉力量最小，但人才最多，所以才有力量屡次向曹魏攻击。这些优异的人才，的确都是因诸葛亮“不居功、不情才；虚心纳谏．的作风．才能获得。北宋大政治改革家王安石在《诸葛亮诗》中便写道：“区区庸蜀文吴魏，不是虚心岂得贤广。”明代大儒方孝孺也评论道：“诸葛孔明之为相，敏然虚己，以求问己之示，秦汉以下为相者皆不及也。”

诸葛亮不仅在培养人才上有一套，在驭用人方面也是值得我们共同学习的。如用魏延。其时三足鼎立，蜀国力量较为弱小，诸葛亮苦撑危局，自然注重网罗人才。蜀中名将除关张赵马黄外，还有一位就是魏延。诸葛亮在对其的使用上可谓煞费苦心。魏延也算能够骁勇善战，屡建功勋。但此人头后有“反骨”，不够忠诚，诸葛亮料定他日后定会谋反，但国家正值用人之际，此人不可不用，尤其在关张赵马黄等人凋零之后。况且你如不用，就有可能为敌所用。诸葛亮一边用他，一边又防范着他。待到诸葛亮操劳过度，病危之际，密令魏延断后。当夜魏延忽作一梦，梦见头上长出二角，得知乃大吉之兆，遂起兵谋反，果应孔明之言。还是诸葛亮早有安排，并留下锦囊妙计，才有马岱砍下魏延首级之举。知道其有谋反之心，还要用之，如走钢丝一般，诸葛亮成竹在胸，自己在世其有惧怕之心还不敢公然造反，不用可惜。在其造反之前杀之，又让将士们寒心。只有在其身边埋下伏兵，待其反时一举杀之，一般而言，用人不疑，疑人不用，但在特定形势下，如何变通的取得最佳之效，实乃大智慧也。

鲁迅在评价诸葛亮时认为他太神而近乎于“妖”。对前人的评价，我不能深入领会。在我看来，即为“妖”，那意味着贬义。我以为不然，尽管诸葛亮的才智近乎神话，但称其为“妖”不免过于尖酸刻薄，他只是一个人，一个有血有肉的人，一个重情义的人。

街亭之战中，马谡争先，一再狂言不休，没有引起他的注意，这是他的失察。派王平，岂知马谡怎肯听王平之言，这是再度失察。结果失去战机，失去所的之地，失去了将得的胜利，失去了锐气，失去了灭魏兴汉的大业，失去了政治家、军事家所应有的明智，可谓“一失足成千古恨”。此乃孔明人生的一大败笔。这当中固然有孔明失察之过，却也不尽其然。看，马谡请兵时，孔明虽有疑虑，但因素对其有好感，抹不开面子，故委以重任，究其根源，乃一“情”字。事后孔明挥泪曰“吾与汝义如兄弟，汝之子即吾之子也，不必多嘱。”这一哭，一挥手之间，深深的自责，贻误战机，用人不当，也害了马谡，累及其全家，可见其“情”之深。对马谡家属的安置照顾，又可见其“义”之重。孔明二哭，当参军蒋琬求情时，孔明流涕而答曰：“惜孙武所以能制胜于天下者，用法明也。今四方分争，兵戈方始，若复废法，何以讨贼耶？合当斩之。“这一哭，又交织着多少情感。马谡将斩，虽心中不忍，奈执法严明，为不得不斩而哭，恨自己知人不能善用而哭。街亭失守，战局不能扭转，兴汉渺茫，于是悲从中来，怎不流涕？马谡斩毕，孔明又大哭不已，蒋琬问曰”今幼常得罪，既正军法，丞相何故哭耶？“孔明曰：“吾非为马谡而哭，吾想先帝在白帝城临危之时，曾嘱吾曰：‘马谡言过其实，不可大用。’今果应其言，乃深恨己之不明，追思先帝之言，因此痛哭耳！”大小将士，无不流涕。这一哭，多少悲愤涌上心头，眼前曾经的茅林溪水；沙场点秋兵；与先帝纵马与广袤的田天地之间，谈古论今往事历历在目。思旧恩，悔自己不听先帝之言，枉费先帝一片苦心。深恨己之不明，失去了兴汉大业，对不起先帝的知遇之恩，一片深情，又是一个“情”字。

说孔明不“明”，我认为只有一点。先帝白帝城托孤之时曾说：“幼主刘禅昏庸无能，贪图享乐，万不得已之时，丞相可取而代之，兴我汉室。”然尽管先帝如此之说，孔明决不违“情”犯上，依旧忠心耿耿，一生为蜀国鞠躬尽瘁，而后已。此怎可“情义”二字所能尽表？“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可怜白发生！”

对于历史人物，由于立场的不同，后代的评价带有高有低、有好有坏、有正有邪，但数千年来，人们对诸葛亮的评价却都是正面的，或许有程度的高低，但基本立场则是清一色的赞扬、钦敬及仟念

谈古论今说沉迷

谈古论今说沉迷

历史书上被大书特书的家伙们，基本上都是沉迷分子。

沉迷是一种相当极端的心理品质，对沉迷者自身无所谓好坏：可以造就众生仰望的大佬，也可能收获一无是处的烂人；区别仅仅只在于沉迷什么。

然而，对沉迷者的亲人而言，沉迷大概率是影响人生幸福的可恶德性。

有人沉迷醉卧美人膝、醒掌天下权：李世民屠兄杀弟逼爹灭儿子，弟媳小娘一锅端，然而人家玩得溜、马屁精得力，照样是大帝。

有人沉迷王霸宏图千秋功业：杨广无视草民活，筑大道、修运河、征高丽、讨突厥……就算名声烂成炀帝，一条运河后人享受上千年。

有人沉迷为国为民，立功立业：王安石一心思考改革大业，据说不爱洗澡不爱换衣顶风臭十里，吃饭心不在焉，夹菜只夹面前，可惜玩砸了，成了拗相公。

有人沉迷大好河山我要去看看：徐霞客万水千山走遍，写下几多美篇。

有人沉迷济世救民研学术：李时珍采遍全国把本草纲目编。

有人沉迷书法艺术：王羲之馒头把墨蘸，妙笔书名帖。

有人沉迷科学研究：高斯只爱数学，牛顿婚都不想结。

至于沉迷金钱财富美食的，不用举例了，就在你身边。

不管玩溜了还是玩砸了，这种人都不适合做亲人：李大爷一类就不说了，边都不敢沾；王夫人们要是有现代思想，估计不离婚也得给王大爷们弄几顶绿帽子啥的，你想想，辛辛苦苦做美味，人家当猪食给吃了；更何况，以王大爷们这种尿性，估计做夫妻间不方便说的事情时，也就当传宗接代的任务三两下完事吧？弄不好做一半想起他的改革大业或艺术灵感来，提上裤子就跑掉，换谁都难受吧？

徐霞客整年不回家，李时珍天天山里钻，妻儿在哪儿呢？

这种人有个共同点：在他们心中，妻儿老小没位置或者只能靠边站（功成名就之后或许会用嘴说说对妻儿老小很抱歉啥的）。

这种人更多的是沉迷于没名堂的东西里面去：迷麻将、迷网游、迷聊天、迷小说、迷新闻、迷影剧、迷武器、迷灭米国沉日笨……最后一无是处成烂人；然而，共性还是在的，在他们心中，妻儿老小依旧没位置或者只能靠边站。

自私的人未必沉迷，沉迷的人多半自私，就算沉迷于为万世开太平，实质仍然是自私。

所有有沉迷品质的人都不可爱，哪怕他成就了伟业；哪怕他恰好沉迷于爱你一万年，他依旧不可爱，他的爱除了让人感动，大概率还会让人难受。

个人观点：迷恋刺激得来的爽感（学名叫成就感），这是人的本能之一；如果爽感来源高度专一集中，沉迷就是大概率事件；影响爽感来源的因素，先天占一半，教育占一半。

通过教育防沉迷，我家的方法是治未病、预防为重中之重！

所有这些项目，家长都不能放水让孩子自己一个人去玩去学，或者扔到培训班就算完事； 家长要努力学习相关的教学技艺、细致观察孩子的学习过程、在恰当的时机提供正确的帮助，让孩子学有所成——标志是孩子在共同学习的群体中至少处于中上位置，最好是前列； 只有学有所成，学习的爽感才会越来越强，只有全部或大多数项目都学有所成，孩子的爽感才会越来越分散。

当上述项目的 爽感足够多、足够强、足够分散 的时候，家长可以给孩子提供手机电脑网游等粘滞性超强、沉迷勾引强度超高的危险品了。

尽可能早一点，争取初中阶段以前搞定，不要试图永远不让孩子接触；对中国孩子而言，高中段和大学段沉迷是最不利的时机；因为， 人生的不同时期，相同的时间长度人生价值并不相同。

个人认为，普通孩子大概率会短期沉迷进去，毕竟这些东西是真正的心理学高手针对性设计过的；然而，因为有大量其它项目分散提供爽感，孩子在家长帮助下挣脱出来还是可能性很大的，时间早晚而已。

我家孩子曾经沉迷进去有两年多时间，由于事涉隐私需要请示孩子的同意（估计大概率不同意），所以，不方便在这里说细节，实在抱歉。

说说原则吧： 和孩子站在一起，从孩子的立场出发，提供帮助之后仍然是提供帮助！而且是经过孩子同意才提供帮助。

防沉迷，培养一个擅长经营幸福人生的孩子，那就从小开始进行多线程、全方位、三要素（身体事业家庭）能力同步提高的家庭教育吧。

要贪多，不要求快。

每一项的学习，可以不赢但一定不要输，输了没爽感外加伤胃口。

不要等到已经完全沉迷进你不希望的项目了才去捞孩子。

不要主动推孩子沉迷进任何东西，哪怕是你喜欢的项目：数学英语艺术……

就算沉迷于拯救世界而且确乎拯救了世界，这个人，还是不可爱。

END

唐宋八大家为什么没李白

唐宋八大家，是唐宋时期以散文著称的八位文学家的合称，而李白是诗仙。

唐宋八大家，又称唐宋古文八大家，是中国唐代韩愈，柳宗元和宋代苏轼、苏洵、苏辙、王安石、曾巩、欧阳修八位散文家的合称。其中韩愈、柳宗元是唐代古文运动的领袖，欧阳修、三苏等四人是宋代古文运动的核心人物，王安石、曾巩是临川文学的代表人物。他们先后掀起的古新浪潮，使诗文发展的陈旧面貌焕然一新。

明初朱右选韩、柳等人文为《八先生文集》，遂起用八家之名，实始于此。明中叶唐顺之所纂《文编》中，唐宋文也仅取八家。明末茅坤承二人之说，选辑了《唐宋八大家文钞》共164卷，此书在旧时流传甚广，“唐宋八大家”之名也随之流行。自明人标举唐宋八家后，治古文者皆以八家为宗。通行《唐宋八大家文钞》164卷，有明万历刻本及清代书坊刻本。清代魏源有《纂评唐宋八大家文读本》8卷。

韩愈

韩愈，贞元八年（七九二年）进士，为唐宋八大家之首。唐宪宗时，曾随同裴度平定淮西藩镇之乱。在刑部侍郎任上，他上疏谏迎佛骨，触怒了宪宗，被贬为潮州刺史。后于穆宗时，召为国子监祭酒，历任京兆尹及兵部、吏部侍郎。

韩愈是唐代著名的散文家和重要诗人。他和柳宗元政见很不和，但并未影响他们共同携手倡导古文运动。他们反对过分追求形式的骈文，提倡散文，强调文章内容的重要性。唐宋八大家之一的韩愈，曾经因为进言佛骨一事，被贬袁州，即今江西宜春。任职袁州期间，韩愈政绩卓越，并且培养了当时江西省的第一个状元。现宜春秀江中有一沙洲，名为状元洲，传说就是当年学子读书之处。宜春城中最高山头建有状元楼，宜春市区有昌黎路，都是为了纪念韩愈的特别功绩。

韩愈时代的诗坛，已开始突破了大历诗人的狭小天地。韩愈更是别开生面，也创建了一个新的诗歌流派。他善于用强健而有力的笔触，驱使纵横磅礴的气势，夹杂着恢奇诡谲的情趣，给诗思渲染上一层浓郁瑰丽的色彩，造成奔雷掣电的壮观。

另外韩诗在艺术上有“以文为诗”的特点，对后世亦有不小的影响。当然韩诗中也有追求怪诞诡谲的游戏文字，是不足取的。著名作品有《韩昌黎集》四十卷，《外集》十卷，《师说》等。更有《祭十二郎文》传世，与欧阳修的《陇冈阡表》以及清代袁枚的《祭妹文》并称中国古代三大祭文。

艺术风格

韩愈被列为“唐宋散文八大家”之首，又将他与杜甫并提，有“杜诗韩笔”之美称。 他的散文创作，实现了自己的理论。其赋、论、说、传、记、颂、赞、书、序、哀辞、祭文、碑志、状、表、杂文等各种体裁的作品，都有卓越的成就。论说文在韩文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以尊儒反佛为主要内容的中篇和长篇，有《原道》、《论佛骨表》、《原性》、《师说》等，大都格局严整，层次分明。叙事文在韩文中比重较大。其中学习儒家经书的，如《平淮西碑》用《尚书》和《雅》、《颂》体裁，篇幅宏大，语句奇重，酣畅淋漓；《画记》直叙许多人物，写法脱化于《尚书·顾命》、《周礼·考工记·梓人职》。继承《史记》历史散文传统的，如名篇《张中丞传后序》，熔叙事、议论、抒情于一炉。学习《史记》、《汉书》，描绘人物生动奇特而不用议论的，如《清河张君墓志铭》、《早春呈水部张十八员外》等。为友情深厚的文学家而作，能突出不同作家特色的，如《柳子厚墓志铭》等。但在大量墓碑和墓志铭中，也有一些“谀墓”之作，当时已受讥斥。

柳宗元

柳宗元的骚赋成就极高。宋人严羽说：“唐人惟子厚深得骚学。”此论相当中肯。柳宗元的辞赋继承和发扬了屈原辞赋的传统。他的辞赋，不仅利用了传统的形式，而且继承了屈原的精神。这或者是因为两人虽隔千载，但无论是思想、遭遇，还是志向、品格，都有相通之处。《旧唐书》本传云柳宗元“既罹窜逐，涉履蛮瘴，崎岖堙（户乙）。蕴骚人之郁悼，写情叙事，动必以文，为骚文数十篇，览之者为之凄恻。”与屈原之作辞赋，何其相似。柳宗元的“九赋”和“十骚”，确为唐代赋体文学作品中的佳作，无论侧重于陈情，还是侧重于咏物，都感情真挚，内容充实。

《惩咎赋》、《闵生赋》、《梦归赋》、《囚山赋》等，均用《离骚》《九章》体式。或直抒胸臆，或借古自伤，或寓言寄讽，幽思苦语，深得屈骚精髓。《晋问》两巨篇，则为另一种类型，形式仿照《天问》《七发》，造语奇特深奥。此外，柳集中也有不少有关佛教的碑、铭、记、序、诗歌等作品，对禅宗、天台宗、律宗等学说有所涉及。

政治、哲学思想文学成就而外，柳宗元又是一位著名的思想家。一个积极投身于政治革新的人，必然是一个思想家。柳宗元的哲学论著有《非国语》《贞符》《时令论》《断刑论》《天说》《天对》等。在这些论著中，柳宗元对汉代大儒董仲舒鼓吹的“夏商周三代受命之符”的符命说持否定态度，把董仲舒这样的大人物斥为“*巫瞽史”，指责他“诳乱后代”。他反对天符、天命、天道诸说，批判神学，强调人事，用“人”来代替“神”，这在一千多年前神学迷信思想占统治地位的封建社会中，是十分难能可贵的。柳宗元还把对神学的批判变成对政治的批判，用朴素唯物主义观点解说“天人之际”即天和人的关系，对唯心主义天命论进行批判。他的哲学思想，是同当时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自然科学所达到的水平相适应的。他把古代朴素唯物主义无神论思想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是中唐时代杰出的思想家。

艺术风格

柳宗元是思想深邃的哲学家、文学家，他重视文章的内容，主张文以明道，为“道”应于国于民有利，切实可行。他注重文学的社会能，强调文须有益于世。他提倡思想内容与艺术形式的完美结合，指出写作必须持认真严肃的态度，强调作家道德修养的重要性。他推崇先秦两汉文章，提出要向儒家经典及《庄子》、《老子》、《离骚》、《史记》等学习借鉴，博观约取，以为我用，但又不能厚古薄今。柳宗元一生留下600多篇诗文作品，其骈文有近百篇，不脱唐骈文习气，但也有像《南霁云睢阳庙碑》那样的佳作。古文大致为5类：①论说。包括哲学、政论等文及以议论为主的杂文。笔锋犀利，论证精确。《天说》为哲学论文代表作。《封建论》、《断刑论》为长篇和中篇政论代表作。

苏轼

苏轼的文学观点和欧阳修一脉相承，但更强调文学的独创性、表现力和艺术价值。他的文学思想强调“有为而作”，崇尚自然，摆脱束缚，“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他认为作文应达到“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但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所不可不止。文理自然，姿态横生”（《答谢民师书》）的艺术境界。苏轼散文著述宏富，与韩愈柳宗元和欧阳修三家并称。文章风格平易流畅，豪放自如。释德洪《跋东坡（左忄右允）池录》说：“其文涣然如水之质，漫衍浩荡，则其波亦自然成文”。苏轼的散文与韩愈并称“韩潮苏海”，与欧阳修并称“欧苏”，是宋代散文最高成就的代表。苏轼是继欧阳修之后主持北宋文坛的领袖人物，在当时的作家中间享有巨大的声誉，一时与之交游或接受他的指导者甚多，北宋文学家黄庭坚、秦观、晁补之和张耒四人都曾得到他的培养、奖掖和荐拔。故称苏门四学士。

苏诗现存约四千首，其诗内容广阔，风格多样，而以豪放为主，笔力纵横，穷极变幻，具有浪漫主义色彩，为宋诗发展开辟了新的道路。燮星期《原诗》说：“苏轼之诗，其境界皆开辟古今之所未有，天地万物，嬉笑怒骂，无不鼓舞于笔端。”赵翼《瓯北诗话》说：“以文为诗，自昌黎始，至东坡益大放厥词，别开生面，成一代之大观。……尤其不可及者，天生健笔一枝，爽如哀梨，快为并剪，有必达之隐，无难显之情，此所以继李、杜后为一大家也，而其不如李、杜处亦在此。”其诗清新豪健，善用夸张比喻，在艺术表现方面独具风格。少数诗篇也能反映民间疾苦，指责统治者的奢侈骄纵。词开豪放一派，对后代很有影响。《念奴娇·赤壁怀古》《水调歌头·丙辰中秋》传诵甚广。诗文有《东坡七集》等。

苏轼的词现存三百四十多首，冲破了专写男女恋情和离愁别绪的狭窄题材，具有广阔的社会内容。苏轼在中国词史上占有特殊的地位。他将北宋诗新运动的精神，扩大到词的领域，扫除了晚唐五代以来的传统词风，开创了与婉约派并立的豪放词派，扩大了词的题材，丰富了词的意境，冲破了诗庄词媚的界限，对词的革新和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名作有《念奴娇》、《水调歌头》等，开豪放词派的先河，与辛弃疾并称“苏辛”。刘辰翁在《辛稼轩词序》说：“词至东坡，倾荡磊落，如诗，如文，如天地奇观。”

苏轼还擅长行、楷书，与黄庭坚、米芾、蔡襄并称“宋四家”。他曾遍学晋、唐、五代名家，得力于王僧虔、李邕、徐浩、颜真卿、杨凝式，而自成一家，自创新意。用笔丰腴跌宕，有天真烂漫之趣.。自云：“我书造意本无法”；又云：“自出新意，不践古人。”黄庭坚说他：“早年用笔精到，不及老大渐近自然”；又云：“到黄州后掣笔极有力。”晚年又挟有海外风涛之势，加之学问、胸襟、识见处处过人，而一生又屡经坎坷，其书法风格丰腴跌宕，天真浩瀚，观其书法即可想象其为人。人书并尊，在当时其弟兄子侄子由、迈、过，友人王定国、赵令畤均向他学习；其后历史名人如李纲、韩世忠、陆游，以及的吴宽，清代的张之洞，亦均向他学习，可见影响之大。黄庭坚在《山谷集》里说：“本朝善书者，自当推（苏）为第一。”

苏轼在绘画方面画墨竹，师文同（即文与可），比文更加简劲，且具掀舞之势。米芾说他“作墨竹，从地一直起至顶。余问：何不逐节分？曰：竹生时，何尝逐节生？”亦善作枯木怪石。米芾又云：“作枯木枝干，虬曲无端；石皴硬，亦怪怪奇奇无端，如其胸中盘郁也。”均可见其作画很有奇想远寄。其论书画均有卓见，论画影响更为深远。如重视神似，认为“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主张画外有情，画要有寄托，反对形似，反对程式束缚，提倡“诗画本一律，天工与清新”，并明确提出“士人画”的概念等，高度评价“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的艺术造诣。为其后“文人画”的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存世书迹有《黄州寒食诗》《赤壁赋》、《答谢民师论文》与《祭黄几道文》《前赤壁赋》等。存世画迹有《古木怪石图卷》《竹石图》；后来发现的《潇湘竹石图卷》也是他的作品。

艺术风格

苏轼在诗、文、词、书、画等方面，在才俊辈出的宋代均取得了登峰造极的成就。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文学和艺术天才。

“三苏”之中文学成最高的就是苏轼。苏轼对文艺创作倾注了毕生精力。他重视文学的社会功能，反对“贵华而贱实”，强调作者要有充实的生活感受。他认为为文应“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文理自然，姿态横生”（《答谢民师书》），要敢于革新独创。苏轼重视文艺创作技巧的探讨，他用“求物之妙如系风捕影，能使是物了然于心”，进一步“了然于口与手”来解释“辞达”（《答谢民师书》），已经触及了文艺创作的特殊规律。苏轼的创作实践体现了他的文艺观。

苏洵

苏洵是有政治抱负的人。他说他作文的主要目的是“言当世之要”，是为了“施之于今”。在《衡论》和《上皇帝书》等重要议论文中，他提出了一整套政治革新的主张。他认为，要治理好国家，必须“审势”、“定所尚”。他主张“尚威”，加强吏治，破苟且之心和怠惰（dài duò）之气，激发天下人的进取心，使宋王朝振兴。由于苏洵比较了解社会实际，又善于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以古为鉴，因此，他的政论文中尽管不免有迂阔偏颇之论，但不少观点还是切中时弊的。

曾巩说苏洵“颇喜言兵”。苏洵的《权书》10篇、《几策》中的《审敌》篇、《衡论》中的《御将》和《兵制》篇，还有《上韩枢密书》、《制敌》和《上皇帝书》，都论述了军事问题。在著名的《六国论》中，他认为六国破灭，弊在贿秦。实际上是借古讽今，指责宋王朝的屈辱政策。《审敌》更进一步揭露这种贿敌政策的实质是残民。《兵制》提出了改革兵制、恢复武举、信用才将等主张。《权书》系统地研究战略战术问题。在《项籍》中，他指出项籍不能乘胜直捣咸阳的战略错误。他还强调避实击虚、以强攻弱、善用奇兵和疑兵、打速决战、突击取胜等战略战术原则。

苏洵的抒情散文不多，但也不乏优秀的篇章。在《送石昌言使北引》中，他希望出使契丹的友人石昌言不畏，藐视敌人，写得有气势。《张益州画像记》记叙张方平治理益州的事迹，塑造了一个宽政爱民的封建官吏形象。《木假山记》借物抒怀，赞美一种巍然自立、刚直不阿的精神。

苏洵论文，见解亦多精辟。他反对浮艳怪涩的时文，提倡学习古文；强调文章要“得乎吾心”，写“胸中之言”；主张文章应“有为而作”，“言必中当世之过”。他还探讨了不同文体的共同要求和不同写法。他特别善于从比较中品评各家散文的风格和艺术特色，例如《上欧阳内翰第一书》对孟子、韩愈和欧阳修文章的评论就很精当。

苏洵作诗不多，擅写五古，质朴苍劲。宋人叶梦得评其诗“精深有味，语不徒发，正类其文”（《石林诗话》）。其《欧阳永叔白兔》《忆山送人》《颜书》《答二任》《送吴待制中复知潭州二首》等都不失为佳作，但总的成就远逊于散文。

苏洵著作，宋代以多种版本流行，原本大都散佚，今存者有北宋刊《类编增广老苏先生大全文集》残卷。通行本有《四部丛刊》影宋钞本、《嘉佑集》15卷。

艺术风格

苏洵的散文论点鲜明，论据有力，语言锋利，纵横恣肆，具有雄辩的说服力。欧阳修称赞他“博辩宏伟”，“纵横上下，出入驰骤，必造于深微而后止”（《故霸州文安县主簿苏君墓志铭》）；曾巩也评论他的文章“指事析理，引物托喻”，“烦能不乱，肆能不流”（《苏明允哀词》），这些说法都是比较中肯的。艺术风格以雄奇为主，而又富于变化。一部分文章又以曲折多变、纡徐宛转见长。苏洵在《上田枢密书》中也自评其文兼得“诗人之优柔，骚人之清深，孟、韩之温淳，迁、固之雄刚，孙、吴之简切”。他的文章语言古朴简劲、凝炼隽永；但有时又能铺陈排比，尤善作形象生动的妙喻，如《仲兄字文甫说》，以风水相激比喻自然成文的一段描写，即是一例。

苏辙

苏辙生平学问深受其父兄影响，以儒学为主，最倾慕孟子而又遍观百家。他擅长政论和史论，在政论中纵谈天下大事，如《新论》（上）说“当今天下之事，治而不至于安，乱而不至于危，纪纲粗立而不举，无急变而有缓病”，分析当时政局，颇能一针见血。《上皇帝书》说“今世之患，莫急于无财”，亦切中肯綮。史论同父兄一样，针对时弊，古为今用。《六国论》评论齐、楚、燕、赵四国不能支援前方的韩、魏，团结抗秦，暗喻北宋王朝前方受敌而后方安乐腐败的现实。《三国论》将刘备与刘邦相比，评论刘备“智短而勇不足”，又“不知因其所不足以求胜”，也有以古鉴今的寓意。

苏辙在古文写作上也有自己的主张。在《上枢密韩太尉书》中说：“文者，气之所形。然文不可以学而能，气可以养而致。”认为“养气”既在于内心的修养，但更重要的是依靠广阔的生活阅历。因此赞扬司马迁“行天下，周览四海名山大川，与燕赵间豪俊交游，故其文疏荡，颇有奇气”。他的文章风格汪洋澹泊，也有秀杰深醇之气。例如《黄州快哉亭记》，融写景、叙事、抒情、议论于一炉，于汪洋澹泊之中贯注着不平之气，鲜明地体现了作者散文的这种风格。

苏辙的赋也写得相当出色。例如《墨竹赋》赞美画家文同的墨竹，把竹子的情态写得细致逼真，富于诗意。

苏辙写诗力图追步苏轼，今存诗作为数也不少，但较之苏轼，不论思想和才力都要显得逊色。早年诗大都写生活琐事，咏物写景，与苏轼唱和之作尤多。风格淳朴无华，文采少逊。晚年退居颍川后，对农民生活了解较多，写出了如《秋稼》等反映现实生活较为深刻的诗。抒写个人生活感受之作，艺术成就也超过早期，如《南斋竹》：“幽居一室少尘缘，妻子相看意自闲。行到南窗修竹下，□然如见旧溪山。”意境闲澹，情趣悠远。苏辙于诗也自有主张。他的《诗病五事》以思想内容为衡量标准，对李白、白居易、韩愈、孟郊等都有讥评。如说李白“华而不实”，说“唐人工于为诗而陋于闻道”，这看法在宋代有一定代表性。

艺术风格

苏辙的散文表现出迁洋泊的风格和秀杰深醇之气，他在古文写作上有自己的主张。其在《上枢密韩太尉书》中提出了“文气”说，所谓“文者，气之所形”，并论及“养气”之法。他擅长政论和史论。在政论中纵谈天下大事，如《新论》、《上皇帝书》、《六国论》、《三国论》等，皆能以古鉴今，针砭时弊，在革新政事上颇有见地。此外，赋也写得相当出色，如《墨竹赋》，描摹竹子的情态细致逼真，富于诗意。其文风格汪洋澹泊，也有秀杰深醇之气，如《黄州快哉亭记》，融写景、叙事、抒情、议论为一体，鲜明地体现了苏辙散文的风格。他对散文的发展也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欧阳修

欧阳修继承并发扬了韩、柳古文的优良传统，领导了北宋诗新运动(即北宋古文运动)。作为这场运动的领袖人物，欧阳修不但驱除了学时文坛上浮华新怪的不良文风，开创一代诗文新风，而且以自己独特的风格和高远的才情开辟了新的创作领域，取得了新的成就，将诗文创作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

欧阳修是我国十一世纪中期的重要作家，他的散文、诗、词在北宋文坛上都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被公认为当时的文坛领袖、古文运动的领导者。尤其是散文的成就，最为突出。他一方面在继承唐代著名散文作家韩愈、柳宗元、李翱等人的创作基础上，创造出自己的特有风格，同时对于当时以及其后明、清两代的一些著名散文作家的创作，也具有重大的影响。

艺术风格

欧阳修是宋代文学的一代宗师，他继承了韩愈古文运动的精神，在散文理论上，提出文以明道的主张。他所讲的道，主要不在于伦理纲常，而在于关心百事，他取韩愈“文从字顺”的精神，大力提倡简而有法和流畅自然的文风，反对浮靡雕琢和怪僻晦涩。他不仅能够从实际出发，提出平实的散文理论，而且自己又以造诣很高的创作实绩起了示范作用。欧阳修一生写了500余篇散文，各体兼备，有政论文、史论文、记事文、抒情文和笔记文等。他的散文大都内容充实，气势旺盛，具有平易自然、流畅婉转的艺术风格。叙事既得委婉之妙，又简括有法；议论纡徐有致，却富有内在的逻辑力量。章法结构既能曲折变化而又十分严密。

王安石

王安石不仅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家和思想家，同时也是一位卓越的文学家。他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把文学创作和政治活动密切地联系起来，强调文学的作用首先在于为社会服务，强调文章的现实功能和社会效果，主张文道合一。他的散文大致贯彻了他的文学主张，所作多为有关政令教化、适于世用之文。他反对西昆派杨亿、刘筠等人空泛的靡弱文风，认为“所谓文者，务为有补于世而已矣。所谓辞者，犹器之有刻镂绘画也。诚使巧且华，不必适用；诚使适用，亦不必巧且华。要之以适用为本，以刻镂绘画为之容也。”（《上人书》）正因为安石以“务为有补于世”的“适用”观点视为文学创作的根本，他的作品多揭露时弊、反映社会矛盾，具有较浓厚的政治色彩。今存《临川集》《临川集拾遗》《临川先生歌曲》《临川先生文集》等。他所著的《伤仲永》在人教版初一下册课本有收录。

他的散文雄健简练、奇崛峭拔，大都是书、表、记、序等体式的论说文，阐述政治见解与主张，为变法革新服务。这些文章针对时政或社会问题，观点鲜明，分析深刻，长篇则横铺而不力单，短篇则纡折而不味薄。王安石的政论文在唐宋八大家中是突出的，他驾驭语言的能力非常强，其言简练明快，却无害于笔力雄健。其文以折为峭而浑灏流转，词简而意无不到。《上仁皇帝言事书》，是主张社会变革的一篇代表作，根据对北宋王朝内外交困形势的深入分析，提出了完整的变法主张，表现出作者“起民之病，治国之疵”的进步思想。《本朝百年无事札子》，在叙述并阐释宋初百余年间太平无事的情况与原因的同时，尖锐地提示了当时危机四伏的社会问题，期望神宗在政治上有利建树，认为“大有为之时，正在今日”。它对第二年开始施行的新政，无异吹起了一支前奏曲。《答司马谏议书》，以数百字的篇幅，针对司马光指责新法为侵官、生事、征利、拒谏四事，严加剖驳，短小精悍，言简意赅，措词得体，体现了作者刚毅果断和坚持原则的政治家风度。安石的政论文，不论长篇还是短制，结构都很谨严，主意超卓，说理透彻，语言朴素精练，“只用一二语，便可扫却他人数大段”（刘熙载《艺概．文概》），具有较强的概括性与逻辑力量。这时推动变法和巩固北宋诗新运动的成果起了积极的作用。王安石的一些小品文，脍炙人口，《鲧说》《读孟尝君传》《书刺客传后》《伤仲永》等，评价人物，笔力劲健，文风峭刻，富有感彩，给人以显豁的新鲜觉。他还有一部分山水游记散文：《城陂院兴造记》，简洁明快而省力，酷似柳宗元；《游褒禅山记》，亦记游，亦说理，二者结合得紧密自然，用简单的自己游山洞的经历说明了大道理：“夫夷以近，则游者众；险以远，则至者少。而世之奇伟瑰怪非常之观，常在于险远，而人之所罕至焉。

艺术风格

王安石是伟大的政治家兼文学家，他的散文如其为人，崎岖挺拔，刚劲有力雄健简古。其政治文观点鲜明，言词犀利，见解卓越，如《读孟尝君传》短短24字却否定了历朝的观点实属千秋传诵之名篇。

苏洵的散文论点鲜明，论据有力，语言锋利，纵横次肆，很有说服力。艺术风格雄奇为主，而又富于变化。苏洵的文章多为政论和军事论著。如《衡论》、《上皇帝书》等文，以古鉴今，明确提出治国兴邦的政治革新主张；在《审敌》、《六国论》中，认为六国破灭，弊在贿秦。实为借古讽今，指责宋王朝的屈辱政策。同时提出改革兵制，信用将才等主张。所作抒情散文不多，但也不乏优秀之作，如《张益州画像记》、《木假山记》等。

曾巩

曾巩散文成就很高，是北宋诗新运动的积极参与者，宋代新古文运动的重要骨干。作为欧阳修的积极追随者和支持者，几乎全部接受了欧阳修在古文创作上的主张，他在理论上也是主张先道而后文的。但比韩愈、欧阳修更着重于道。在古文理论方面主张先道后文，文道结合，主张“文以明道”。其文风则源于六经又集司马迁、韩愈两家之长，古雅本正，温厚典雅，章法严谨，长于说理，为时人及后辈所师范。《宋史·曾巩传》评论其文“立言于欧阳修、王安石间，纡徐而不烦，简奥而不晦，卓然自成一家，可谓难矣。”。王安石说：“曾子文章众无有，水之江汉星之斗”。苏轼认为：“曾子独超轶，孤芳陋群妍”。苏辙则用“儒术远追齐稷下，文词近比汉京西”来概括曾巩的学术成就。朱熹也推崇他“予读曾氏书，未尝不掩卷废书而叹，何世之知公浅也。”其议论性散文剖析微言，阐明异议；记叙性散文舒缓平和，翔实而有情致，对后世创作影响极大，明清两代著名作家都将其作品奉为典范。曾巩为文，自然淳朴，而不甚讲究文采。在八大家中，他是情致较少的一个。

曾巩的主要成就在文，但亦能诗。现存诗400余首，大都写得比较质朴，雄浑超逸，含义深刻，略似其文。元代刘埙认为曾巩“平生深于经术，得其理趣；而流连光景，吟风弄月，非其好也。往往宋人诗体多尚赋，而比与兴寡，先生之诗亦然”（《隐居通议》卷七），道出了他诗歌艺术的主要特征。但他并非只善赋体，也有一些诗长于比兴，形象鲜明，颇得唐人神韵。他的各体诗中以七绝的成就最高，精深，工密，颇有风致。如《西楼》、《城南》、《咏柳》等，称得上宋代近体诗中写景抒情的佳作。就“八大家”而论，他的诗不如韩、柳、欧、王与苏轼，却胜于苏洵、苏辙。但为文所掩，不受重视。词仅存《赏南枝》一首。其诗文曾被选译成英文，在国外发行。

艺术风格

曾巩是欧阳修古文运动的支持者和参与者。主张先

道而后文。其文自然淳朴，不甚讲究文采。在八大家中，他是情致较少的一个。他的文章绝少抒情作品，多为议论文和记叙文。他的散文以议论见长，立论精策。如《上欧阳舍人书》、《上蔡学士书》论历代治乱得失，感慨深切。《赠黎安二生序》、《王平甫文集序》，倾吐怀才不遇的愤懑不平，文风质朴，纵横开阖，有摇曳曲尽之妙。《越州赵公救灾记》，将纷繁杂乱的事项写得条理分明，练达晓畅。其记叙文中偶有写景之作，刻画极工。如《道山亭记》述山川之险，精雕细刻。《墨池记》谈古论今，不无卓见。《宋史·曾巩传》评其文“立言于欧阳修、王安石间，纡徐而不烦，简奥而不晦，卓然自成一家，可谓难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