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刑峻法的好处-严刑峻法是谁的思想主张

1.中国四大思想是什么？

2.法家锁喉儒家捏肋什么意思

3.儒，法两家政治主张各是什么？两种主张在目的上有何相似

4.人定胜天无为中央集权法制分别是谁的思想主张

5.曾国藩的政治思想

中国四大思想是什么？

我国古代四大思想：

一、儒家思想

春秋时期，孔子创立儒学，提出“仁”，即爱人，以德治==张“礼”，即贵贱有序。战国时期，孟子提出“民贵君轻”，反对“苛政刑杀”，主张“政在得民”，宽刑薄赋；荀子认为自然有自己的规律。

二、道家思想

春秋时期，老子创立，政治上主张“无为”，反对严刑峻法。战国时期，庄子发展了老子的唯心哲学，思想更加消极。两汉初年，统治者采用“黄老之学”实行休养生息无为而治。东晋葛洪结合儒家思想改造道家思想，创立道教，宣扬采药炼丹，长生不老，道教变成为封建统治服务的宗教。

三、墨家思想

代表平民（小生产者）的利益，由战国的墨子创立。其主张核心有“兼爱”、“非攻”和“尚贤”，是一种进步的思想。《墨经》里面有大量的物理学知识，反映了春秋战国时期我国物理学的重大成就。

四、法家思想

战国韩非子创立，主张改革，实现法制，建立君主专制的中央集权。秦始皇推行法家思想，以法为教，以吏为师，使法家达到顶峰。单秦朝用法过度，到使阶级矛盾尖锐和秦末农民战争。

法家锁喉儒家捏肋什么意思

法家锁喉和儒家捏肋是两种不同的思想流派和行为方式。

法家思想主张严刑峻法，通过惩罚和奖励来维护社会秩序和稳定。法家认为，只有通过强制性的法律和惩罚，才能让人们遵守社会规则和道德标准，从而达到社会和谐和稳定。因此，法家通常会采取一些严厉的手段，如锁喉、捏肋等，来惩罚那些违反法律和道德标准的人。

儒家思想则主张“仁爱”、“中庸”，注重人的内在修养和社会和谐。儒家认为，只有通过教育、引导和感化，才能让人们自觉遵守社会规则和道德标准，从而达到社会和谐和稳定。因此，儒家通常会采取一些温和的手段，如说服、教育、感化等，来引导人们向善向上。

因此，“法家锁喉儒家捏肋”的意思是，法家通过强制手段惩罚违法者，儒家则通过温和手段引导人们向善向上。两种思想流派各有其优劣之处，适用于不同的社会环境和社会需求。

儒，法两家政治主张各是什么？两种主张在目的上有何相似

历史上儒家学派 以“仁”为学说核心,以中庸辩证为思想方法,重血亲人伦,重现世事功,重实践理性,重道德修养.在天道观上,儒家宣扬“畏天命,畏圣人之言”,同时又对神灵崇拜作谈化处理,把超自然的信仰放到了现实人事的从属地位.

在历史观上,它标榜“信而好古”,每每试图恢复“周公之礼”,将捍卫三代典章文物当做自己的神圣使命,同时亦不排斥对不符合时代潮流是礼俗政令加以适当的变通修改.

在修身治国方面,它设计出一整套由小及大、由近及远的发展人格和安定邦家的方案,为巩固政教体制提供了切实可循的途径. 1、春秋时期：孔子是儒家学派的创始人,他是我国历史上影响最大的思想家和教育家.其思想主张包括：①仁,是孔子思想体系的核心.主张“仁者,爱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主张以爱人之心调解与和谐社会人际关系.②孔子维护周朝的“礼”,主张贵贱有“序”,这是他政治思想中的保守部分.③主张以德治民,反对苛政和任意刑杀,统治者要爱惜民力,取信于民,正身律己.④主张逐步改良,认为制度是不断损益变化的,历史是不断演进的.⑤有教无类、学思结合、老实、谦虚、时常复习等教育主张.孔子的思想后来成为我国封建社会的正统思想,儒家文化也成为我国传统文化最主要的部分.2、战国时期：①孟子：发展了孔子的学说,政治上主张施行仁政,并提出“民贵君轻”的思想.他主张“政在得民”,反对苛政,反对统治者“虐民”“暴民”.孟子主张给农民一定的土地,不侵犯农民的劳动时间,宽刑薄税.孟子主张性本善,认为生生下来就具有善性,善性是人所固有的道德品质.子在我国封建社会里,被统治者尊位“亚圣”地位仅次于孔子,对我国传统文化影响至深.②荀子：他具有唯物思想,认为自然有自己的规律,主张“制天命而用之”,即掌握自然的变化规律而利用它,造福人类.3、秦汉时期：①秦始皇施行焚书坑儒的政策,是对儒家思想的一次沉重打击.②董仲舒对儒学加以发展：他认为天和人息息相关,皇帝要依照天意办事；要用儒家思想统治天下,其他学说都要禁止,这样法令裁制度可以统一.他倡导的儒学的核心是“天人感应”“君权神授”；应当建立太学等学校,用儒家经典作为教育内容.③汉武帝时期,采纳董仲舒简仪,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提倡“大一统”思想,儒学从此成为西汉的统治思想,也逐渐成为中国封建社会的正统思想.4、宋元时期（宋代理学）：①理学是以儒家思想为基础,吸收佛教和道教思想形成的新儒学.②南宋朱熹是理学发展的集大成者.他认为“理”是宇宙万物的本源,是第一性的；“气”只是构成宇宙万物材料,是第二性的.他把“天理”和“人欲”对立起来,认为人欲是一切罪恶的根源,因此提出“存天理,灭人欲”,这实际上是为封建等级制度辩护. 法家是战国时期的重要学派之一,创始人为韩非.因主张以法治国,「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故称之为法家.春秋时期,管仲、子产即是法家的先驱.战国初期,李悝、商鞅、申不害、慎到等开创了法家学派.至战国末期,韩非综合商鞅的「法」、慎到的「势」和申不害的「术」,以集法家思想学说之大成.

这一学派,经济上主张废井田,重农抑商、奖励耕战；政治上主张废分封,设郡县,君主专制,仗势用术,以严刑峻法进行统治；思想和教育方面,则主张禁断诸子百家学说,以法为教,以吏为师.其学说为君主专制的大一统王朝的建立,提供了理论根据和行动方略.

韩非（公元前475年-公元前221年）中国战国时期韩国人,哲学家.法家学派创始人.

他和李斯都是荀子的弟子.当时韩国很弱,常受邻国的欺凌,他多次向韩王提出富强的计策,但未被韩王采纳.韩非写了《孤愤》《五蠹》等一系列文章,这些作品後来集为《韩非子》一书.秦王嬴政读了韩非的文章,极为赞赏.公元前234年,韩非作为韩国的使臣来到秦国,上书秦王,劝其先伐赵而缓伐韩.李斯妒忌韩非的才能,与姚贾一道进谗加以陷害,韩非被迫服毒自杀. 韩非注意研究历史,认为历史是不断发展进步的.他认为如果当今之世还赞美“尧、舜、汤、武之道”“必为新圣笑矣”.因此他主张“不期修古,不法常可”“世异则事异”“事异则备变”（《韩非子?五蠹》）,要根据今天的实际来制定政策.他的历史观,为当时地主阶级的改革提供了理论根据.

韩非继承和总结了战国时期法家的思想和实践,提出了君主专制中央集权的理论.他主张“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圣人执要,四方来效”（《韩非子 ? 物权》）,国家的大权,要集中在君主（“圣人”）一人手里,君主必须有权有势,才能治理天下,“万乘之主,千乘之君,所以制天下而征诸侯者,以其威势也”（《韩非子?人主》）.为此,君主应该使用各种手段清除世袭的奴隶主贵族,“散其党”“夺其辅”（《韩非子 ? 主道》）；同时,选拔一批经过实践锻炼的封建官吏来取代他们,“宰相必起于州部,猛将必发于卒伍”（《韩非子? 显学》）.韩非还主张改革和实行法治,要求“废先王之教”（《韩非子 ? 问田》）,“以法为教”（《韩非子?五蠹》）.他强调制定了“法”,就要严格执行,任何人也不能例外,做到“法不阿贵”“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韩非子 ?有度》）.他还认为只有实行严刑重罚,人民才会顺从,社会才能安定,封建统治才能巩固.韩非的这些主张,反映了新兴封建地主阶级的利益和要求,为结束诸侯割据,建立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提供了理论依据.秦始皇统一中国後采取的许多政治措施,就是韩非理论的应用和发展. “先秦诸子中,儒家和法家是最有影响的学派,儒家对传统的“礼治”采取的是一种温良的‘损益’态度,提倡‘礼治’、‘德治’、‘人治’以反对当时的变革思潮和法家的‘法治’主张.法家对传统持一种激进的改革态度,以‘法治’的理论攻击儒家的学说.可以说在先秦诸子中,儒法两家的对立最为显著.” 总体来说在中国古代法律发展过程中,儒家和法家最具有影响力.先秦儒家的法律思想特别是经过董仲舒改造的封建正统的儒家法律思想,在汉以后近两千年中国封建社会中占据统治地位,并成为封建立法、司法的指导思想,之所以受到历代封建统治者所推崇是因为它为历代封建统治者提供了长治久安的理论和统治方法.而法家代表新兴地主阶级利益,主张“以法治国”,形成于战国中期,从这个中国古代法律总体来看,法家思想指导了古代法律制度的建立.“商鞅以《法经》为基础,在秦国变法过程中,制定了秦律,而秦律实为中国古代法律之宗,汉承秦制,直至清代,虽历代历朝不乏立法活动,但就法律的体系、篇目甚至一些条款大都可以追溯到秦律这个源头.”因此透过儒法两家从对立到融合的发展过程,可以形成一条对中国古代法律和法律思想发展比较清晰的脉络.

一．道德主义与功利主义—不同治世理论下的价值尺度

作为治世的指导思想,儒家的道德主义和法家的功利主义有着迥然不同的价值尺度.

1．先秦儒家是孔子创立的学派,孔子出生于有着“周礼尽在鲁矣”之说的鲁国.他对于周公极为崇拜,并企图通过改良周礼以济世.所以他运用道德的形式把“礼治”思想并入到自己的理论体系当中,建立起了儒家学说.

如果说道德是人们内在的感情判断,那么礼便是这种感情判断的外在表现,因此“德”和“礼”是互为表里的.儒家认为道德是高于一切的存在,孟子就曾经说过“生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如果二者不可兼得,舍生而取义者也” .这里所谓的“义”即是道德原则,而“义”的内容就是“仁”,“仁”即是要求人们作到“孝悌”和“忠恕”.在这种思想指挥下,儒家认为“仁”是人的天性,“善”是人的本性,即所谓的“性善论”.至此儒家道德尺度下的理想社会模式就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在这样的社会中,君有君的威严,臣有臣的本分,父有父的关爱,子有子的忠孝,君主运用道德为天下作出表率,高贵者、尊长者都会受到尊重,卑贱者、幼弱者也能得到照顾,人人都遵守本分,每个人都能在社会中找到相适应的位置,社会和国家自然会安定祥和,天下也就达到了大治.

2．与儒家不同,法家具有明显的功利主义色彩,作为法家学说的集大成者韩非更是一个纯粹的功利主义者.在人性方面他认为功利是人的本性,人的行为都是以追求利益为目标的,甚至古代圣贤也不例外,尧舜禹之所以会禅位给后人,只不过是因为在上古的时候天子并没有极大的特权,非但没有比其他人获得更大的利益,相反更要付出更多的辛劳,付出要远远多于所得到的,所以他们的禅让只不过是人性上趋利避害的正常反映,并不是什么“仁”、“义”的体现.既然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不过就是利益的关系,那么追逐利益就是合理的、正当的.同时这种“好利恶害”的人之本性是无法改变的,是没有办法进行教化的,因此只能加以利用而以之治世,而利用人性的“好利恶害”的最佳手段就莫过于刑罚.

人人生而就对于利有着深切的渴望,那么在社会中就反映在普通百姓对于财富、利益的渴求,君王对天下霸权的期待,所以法家的社会理想境界就应该是国富民强、繁荣昌盛,不仅仅百姓要丰衣足食,国家更要有辽阔的疆域和霸主的地位,而这与儒家的人人恪守本分、“仁者爱人”的思想就有了对立和冲突.

二．德治仁政与奉法而治—不同治世理论下的施政方针

儒家的道德主义与法家的功利主义反映到具体的施政方针上就产生了与之相对应的德治仁政与奉法而治二种不同的政治方针和统治原则.

1．儒家坚持认为以道德为主导的礼乐教化是最好的治世之道,“德治仁政”作为先秦儒家法律思想的核心内容显然继承了西周的“明德慎罚”思想,反对统治者“以力服人”的霸道和严刑峻法,主张兴教化实行“以理服人”的王道.之所以反对“以力服人”和严刑峻法在于孔子认为“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勉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这里孔子认为刑罚有其治标不治本的先天缺陷,刑罚只能使民众畏法而不敢妄动却不能使人心服,这种情况下可以避免人民犯罪但是却没有羞耻之心,只有用礼与道德去感化人民,人民才会因有羞耻之心而不去犯罪.儒家之所以认为“德治”优于“法治”就在于法律是无可奈何时不得不采用的手段,是消极和被动的.

在儒家的“德治仁政”方针的施行过程中,“法先王”是最为突出的一个特征.儒家倡导以道德为先,遵从古代先贤哲人,凡事从圣人那里寻求依据,在圣贤情节之下“言必称尧舜”.因此儒家的为政之道更多的是依靠榜样的垂范作用,孔子推崇的“德政”就是以圣贤为楷模,国君身体力行通过“以理服人”的道德感化来使民众依从.从总体上看这是一条自上而下的上行下效之策.

2．与儒家不同的是法家更多地强调施政方针与时代变化和社会发展相适应,法家对社会发展持有肯定、乐观的态度.“法家认为：社会的一切发展与变化都是必然的、合理的、不可逆转的.”因此他们主张君主应当因时制宜不断变法,随着时代和社会情况的不断变化及时更正统治方针,也就是与儒家“法先王”想对应的“法后王”.

韩非认为人性是趋利而畏害的,因此通过制定和实施法律来应对各种事物是一种行之有效的手段.实行法治可以巩固君主的统治地位,更可以威慑天下使民众不敢以身试法而各安其位、遵从本分,从而达到民富国强、开拓疆域的抱负.在治理国家的过程中法由于其本身的方便、快捷、稳定和有效,无不代表了法家的功利主义理论.同时由于法家认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惟一利字之所在,所以君主和臣民之间的关系也就是一种简单的利益关系,君主依靠臣下来统御天下、开疆拓土,臣下依靠君主来获得封赏、权力和富足生活,双方只是靠利益维系而不存在“义”,这样儒家所推行的仁义教化和道德感化也就失去了赖以存在的基础,而要维系整个社会生活的有序运转,“法”就是不二的选择.

同样由于人与人之间充满着追求利益的弱肉强食,那么就像拥有锋利爪牙的老虎才能制服犬,君主要治理天下就必须拥有一件有效的武器这就是“法、术、势”.“法即国家颁布的法律,术是君主隐藏不宣的权术,势即君主高高在上的威势.”这三者紧密配合并由君主牢牢掌握刑罚和恩赏并重的手段推行法治,最终达到法家“奉法而治”的政治理念.

三．尊卑等级与平等废私—不同治世理论下的治理原则

无论儒家亦或是法家在其创造流派学说的过程中无一例外的要维护君主的地位,巩固君主的统治,但在对于君主以外的其他人的治理原则上儒家与法家有着根本的区别.

1．儒家的渊源来自于西周的“礼”,“礼”强调的是宗法等级制度和宗法血缘关系,因此儒家的政治主张也就自然而然地带有浓厚的宗法等级色彩,反映到政治方面就是要视人们的地位尊卑和血缘亲疏来确定不同的对待方式.在儒家的理论中尊长者拥有远超他人的特权,这种等级特权是天经地义的.儒家认为人有尊卑、智愚、贤不肖的不同,其大力宣扬的“三纲五常、长幼有序、尊卑有别”无一不是这种观点的体现.因此在儒家的治世思想中人人都要遵守本分,由上位者制定规则、发号施令,普通百姓只能顺从依附而没有丝毫参与和质疑的权利,也就是“社会应该有分工,应该有尊卑、贵贱的等级,这就是他们把人分为君子小人,劳心劳力的根据” ,从本质上讲儒家推行的是一种政策.

同时在政策的施行过程中由于继承了大量“礼”的思想,尊卑等级的差别更加明显,所谓“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无疑就是最好的证明.虽然在儒家理论中也要求君主体恤臣民,父家长要善待子女,但从程度上讲与要求臣民的忠和子女的孝是不可同日而语的.这种差别势必造成在国家治理上的偏废和不公,对此儒家坚信通过道德的方式使可以化解的,起码可以使民众安于现状从而维护君主的统治,不致破坏社会存在的基石.

2．法家诞生于一个“礼崩乐坏”的时期,这个时候“礼”在面对诸侯国的互相征伐和动荡的社会局势时就逐渐显得力不从心,法家顺应形势推行“奉法而治”的方针,采用一种强势的手段来统御民众,通过严刑峻法来贯彻君主的意图.如何维护法律的权威使之在民众心目中树立一个不容侵犯的形象是法家需要解决的问题.韩非的法治就强调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有罪必罚,即使王公亲贵也不例外.当然韩非的法治不同于我们今时今日的法制,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也不可能作到真正的人人平等但是法家毕竟主张在国家治理过程中应当依法行事,不受特权尊卑的影响,强调推行法治必须一视同仁,依法赏罚、量才录用、论功行赏.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要求君主不要以自己的好恶来治理国家.

尽管在政治生活中法家也要求人们不做超出自己本分的事情,但是对于渎职者和越权者一样要受到惩罚,这就是整个社会处于一种既不懈怠也不妄为的状态,比之儒家的政策来说还是具备其自身一些积极意义的.

虽然儒家和法家思想相互对立,但从中国古代历史的整体上看历代统治者大多标榜自己走的是儒家路线、以德治国,而实际上都采用了法家的法治方法来治理社会,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主要是中国号称礼仪之邦,喜于道德而恶于刑罚乃至忌谈法律,以德治国会博得圣主贤君的美誉,以法治国大多只能获得残暴不仁的恶名,当然这与法家大力推行严刑峻法也不无关系,法律过苛过严有时只会适得其反.事实上中国古代治世理论是道德和法律相互融合、互为补充的过程,双方各有各的作用与功能,通过对儒家和法家思想的比较可以客观、全面地把握儒家和法家在历史发展进程中的功过是非.

人定胜天无为中央集权法制分别是谁的思想主张

荀子、老子、韩非子。

提出人定胜天思想的是战国末期赵国思想家荀子，道家思想 春秋时期，老子创立，政治上主张“无为”，反对严刑峻法。法家思想战国韩非子创立，主张改革，实现法制，建立君主专制的中央集权。

曾国藩的政治思想

太平天国时期曾国藩的政治思想

“誉之则为圣相，谳之则为元凶”这是晚清文化名人章太炎对曾国藩的评价。这说明了曾国藩复杂的一生。历来人们对他的评价都是毁誉参半，有的将之誉为晚清“中兴名臣”，有的则予之“封建卫道士”、“刽子手”的帽子。事实上，从某些单独的方面来说都不为过，只是没有全面客观地给予评价而已。

在对待太平天国运动的问题上，多数人认为曾国藩是镇压人民革命的刽子手，并赠予他“曾剃头”的绰号来形容他如剃头的残忍与严酷。这一点确为事实。他宣称“乱世用重典”，指示官吏“捕人要多，要快”，“不必拘守常例”，俘获太平军官兵“一律斩剃无遗”。即便是他自己至晚年对自己一生“以为业”也深有感慨，他给儿子曾纪泽的信中说：“尔等长大之后，切不可涉功兵间，此事难于见功，易于造孽。余久处行间，日日如坐针毡。”但是这也并不能完全掩盖曾国藩的某些政治思想，他的吏治用人，治学修身，创办洋务等各个积极的方面。事实上，太平天国时期曾国藩的政治思想并不完全是对人民革命运动的仇视，它有着深刻的历史根源，并且随着时势的发展而变化着。

冯友兰先生认为，曾国藩与太平天国的斗争，实质上是东西两种文化的冲突，两种不同宗教信仰的冲突。曾国藩是个道学家，他以宋明道学理论为指导，以封建政权为依托，以湘军为武装力量，对抗以基督教为教义，神权政治为依托，以太平军为武装力量的洪秀全，则完全属于两种不同文化形态的冲突。

太平天国运动是中国近代史上一次规模宏大、影响深远的农民革命运动，它有着不可泯灭的历史功绩，它激励着中国人民再接再厉地向封建主义和外国侵略势力进行英勇顽强的冲击，从而为中国近代民主主义革命奠定了基础。从文化的角度来看，如冯友兰先生所说，太平天国革命是西方文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一次冲击，但是这种主张“神权政治”的西方文化并不能算是社会的进步，反而是落后了好几百年的。

首先，在运动方法上，太平天国实行极左政策。百姓没有私有财产，所有财产一律上缴“圣库”，实行义务兵役制，甚至丧失人伦的别男女，男女不通婚，夫妻不同房，这是在中国历朝历代乃至世界都是罕见的。

其次，太平天国起义的发展过程并不能满足广大人民的期望，太平天国起义的初始口号是“上帝”，“天国降临”，这是西方早已落伍的神权政治，而且起义军蓬勃发展起来之后，洪秀全等起义领袖没有进一步提出满足广大人民期望的政治纲领，集中体现在土地政策、赋税政策上的思想局限。即使到定都南京之后所颁布的《天朝田亩制度》仍是虚而无实的东西，并没有实际解决农民与土地、农民与富绅的矛盾关系。

第三，太平天国政治幼稚病过早暴露出来，打下南京之后，太平天国内部开始出现分化没，尤其是定都称帝之后，太平天国实际是连清政府都不如的另一个封建政权。而且起义军蓬勃发展后，洪秀全为了摆平内部矛盾，动辄封王，他本人也过起天国皇帝的日子，生活奢靡，并且没有广阔的胸怀，超前的视野，容人的雅量，大量排挤能人，对部下疑心重重。并且太平天国的等级制度森严，吏治腐败。

第四，洪秀全对孔孟教义的怀有不满，并且排斥孔子的经书，而以基督教经典为立国纲要。读书人所视为最得要的是“圣庙”,是“学宫”，是“祭祀”，可是太平军一道郴州，便把“学宫”烧去了，“柱”毁去了，甚至于连“关帝岳王之凛凛，亦皆污其宫室”。

而与太平天国的政治思想完全相对的是这一时期以曾国藩为代表的保护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维护纲常名教的知识分子阶层，其中又以曾国藩为代表。太平天国时期的知识分子几乎都不是革命的农民阶级的同盟者。当时虽然有个别的初步接受资本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但它们仍然站在地主阶级的立场上，或者和帝国主义有较密切的关系，都是和农民革命格格不入的，他们宁愿把希望寄托在太平天国的敌人曾国藩李鸿章等人身上，如冯桂芬认为“剿贼”——把太平天国农民革命消失掉是当前的急务；王韬针对太平军和曾国藩争夺江浙一带的问题主张双方都放弃江浙沿海一带，而其目的显然是为了英国人的利益；第一个留学生容闳拒绝参加农民革命而最终成为曾国藩办理洋务的一个得力助手。

曾国藩的政治思想是忠君爱国，是提倡礼仪廉耻，是信奉先圣先哲，所以完全是儒家的思想，以“礼”为中心的治世之道就是世界万物流于“礼”，在封建时代体现为礼制，曾国藩本人政治思想的核心即在于此。以礼治人，以礼自治，对外声称仁义礼治，实际则“外儒内法”，对农民阶级说以“礼”而约束使用，对敢于反叛怀疑者则严刑峻法，用真礼治理湘军，“用用恩莫如仁，用为莫如礼”，推行家规，营规，以封建纲常名教教育士兵，培育对封建皇帝的效忠，并且编写军歌来强化，从而提升湘军之战斗力，湘军的组成本来就是由很强的地缘和血缘关系，用儒教的精神带兵。湘军耳濡目染之下，久之也就能将曾国藩及军队中的长官视为兄父，进而形成共同的命运体。

首先，曾国藩很推崇“礼治”。他说：“先王之道，所谓修机治人，经纬万汇者，何归乎？亦曰：礼而已矣！古之君子……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则秉乎礼。自内焉者言之，舍礼无所谓道德；自外焉者严之，舍礼无所谓政事。”他还鼓吹，“礼”是“息天下之争”的当务之急。他认为天下之大事，宜考究者，凡十四大类：“曰官制，曰财用，曰盐政，曰漕务，曰钱法，曰冠礼，曰婚礼，曰丧礼，曰祭礼，曰兵制，曰刑律，曰地舆，曰河渠”。曾国藩所说的“礼”实际是指维护封建等级制与封建统治秩序的纲常名教。太平天国时期，农民革命的浪潮冲决了封建统治的堤防，使封建纲常名教受到了空前沉重的打击。曾国藩在《讨粤匪檄》这片文告中指责太平天国诋毁孔孟之道扫荡前年礼仪人伦，指出：历世圣人扶持名教，孰叙人伦，君臣父子，上下尊卑，秩然如冠屡不可倒置；一并攻击太平天国破坏封建等级制度的朴素平等思想，是“开辟以来名教之奇变”。显然，曾国藩在这种情况下宣扬“礼治”，就是要配合对农民群众的武力镇压，用纲常名教的枷锁来禁锢农民群众的头脑，消弭他们的反抗精神，从而维护并强化地主阶级的思想统治。

其次，曾国藩作为近代著名的政治家，其政治思想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忠君爱国，认为他在政治上所该努力的，便是尽力使自己成为一个贤臣。这也是儒家的政治中心。这一观点在他的家书中时常流露。当他荣邀禄位时，他说：“一门之内，迭被殊嗯，无功无德，忝窃至止，惭悚何极？惟当同心努力，仍就'拼命救国,侧身修行八字上，切实做去。”他又认为君臣当推诚相见，不可稍有隔阂，“初膺开府重任，心中如有欲说之话，思自献于君父之前者，尽可随时陈奏。奏议是人臣最要之事，弟须加一番功夫。”做好“贤臣”的第二要义便是“爱民”，他曾说：“默观近日之吏治人心，及各省之督抚将帅，天下似无戡定之理。吾惟以一勤字报吾君，以爱民二字报吾亲。”这一点虽与曾国藩在镇压太平天国运动中的残酷行为有所冲突，但忠君爱国首先是他的精神主导，在实际情况下也有身不由己之时。

第三，在那些同情农民起义的人眼中，曾国藩政治思想的另一个显著特点是充满了对人民革命运动的仇视。他十分强调用严刑峻法来残酷地镇压人民群众的反抗。他认为“多赦不可以治民”，为镇压农民起义，他即使“得武健严酷之名”“亦不敢辞”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曾国藩早在湖南办团练时就以凶狠闻名，率领湘军镇压太平天国革命运动也异常严厉、残酷。当然，曾国藩在这一方面所暴露出来的面目不可否认，但是这一思想的产生也有其深刻的历史根源，具体应是曾国藩将儒法二家统治思想的结合，而其最终目的是维护封建统治。

太平天国时期曾国藩的政治思想离不开儒家的范围，而且实际是崇儒的同时也主张法治。因此他的思想和太平天国产生了根本的冲突。

曾国藩的家世也可以形容为“耕读传家”。曾氏“自明以来，世农业，积善孝友，而不显于世。”但他家却无疑是一个乡间缙绅。曾国藩从小生长在这种家庭，接触到的是尊辈勤俭素朴的生活，是礼义廉耻一类的教诲，书上所读的是忠君爱国的思想。另外，他出生并成长于理学风气浓厚的湖南，理学思想也给予他深刻的影响。

儒家自汉唐以来都是中国文化思想的主流。以儒家思想为主流的中国传统文化所表现的以生命为中心重主体性和道德性的人文精神，根源于中国文化的忧患意识。中国人强烈的忧患意识孕育了道德意识。个人对社会强烈的义务观和责任感也是儒家思想强调的理想人格的重要特征。因此，曾国藩在这种传统的儒家思想文化影响下，当太平军起，国家处于卵石之秋时，他慨然以天下为己任，起兵讨匪。

中国自古以来礼教治国，不问遭遇如何变乱，而圣贤书不可不读，圣贤的遗教不可不守。洪秀全排斥孔子的经书了，而以基督教的经典为立国纲要，也无怪曾国藩等人要视为“名教之奇变”。烧掉“学宫”，毁掉“木主”这些读书人所视为最得要的东西，也无怪曾国藩等人忍受不住而领导一般志同道合的人如胡林翼、左宗棠、李鸿章等出来“卫道”了。

大清王朝以少数民族而统治中国，这自然是曾国藩这个汉人所清楚的。但当时清开国已历二百年，当年清入关时的创痕已经平复，曾国藩生长世家，从小在孔孟德“忠君爱国”思想中长成，对于君皇的观念。以为是天意所在，倘若非其人选，天也决不会把世间的同志劝托付给他，所以他们对于君主只有信仰，没有怀疑。当农民起来反抗封建朝廷时，为做忠君爱国的贤臣而镇压反叛的人民也就天经地义了。

太平天国杂糅西方的“拜上帝教”宣传思想，在其统治区域掀起极大的思想狂澜，传统的儒家经典遭到摧毁。在单纯的义理阐发和整理国故而显得缓不济急得情况下，倡导经世致用思想的儒家传统文化的代表曾国藩等人挺身而出，以捍卫“圣道”，维护“道统”的面目站在了思想先锋的位置。有学者说：“倘太平天国仅以打倒胡虏为号召，而不反对儒教，不宣传异端，不侮辱中国几千年传承下来的礼义廉耻”，也许少引起士大夫阶级的反感，也许不会引起曾国藩的武力抵抗了，但事实却不然……”

虽然儒教极其有力的维护了中国古代漫长的封建专制统治，同时它也极大的束缚了国民的思想自由，但是推崇儒教并且其政治思想不能脱离儒家范围的曾国藩对太平天国起义的镇压至少保护了整个封建社会不退步到西方落伍了几百年的神权政治时代，另外，洪秀全所传播的“拜上帝教”，与中国传统儒家思想相比，也是迷信、落后的文化形态，曾国藩在某种意义上，是在维护中华文化的慧命，避免了西方落后文化的侵略，因此，太平天国时期曾国藩的政治思想并不完全是的，而应该站在维护传统伦理道德以及保护中国传统文化的角度去客观的看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