盲目乐观的代表人物是谁-盲目乐观的代表人物

1.关于正能量的议论文三篇

2.日本侵略者在家乡留下的罪证

3.搜寻日本侵略者在家乡的罪证并记录下来

4.个案工作模式之人本治疗模式

关于正能量的议论文三篇

正能量其实是一种积极向上，乐观阳光的态度，它就好比是一杯酒，喝一口，令人陶醉，浓浓的醇香，令人回味……——题记

　现在报纸、电视上总会报导一些新闻“XX因被撞之后未能及时抢救，失血过多而”“XX因扶摔倒老人，而被冤枉。”一条条悚目惊心的新闻，一张张惨不忍睹的，犹如鞭子，一下一下地抽打着我们的心。“小悦悦案”让我们看到人性的冷漠，“彭宇案”让我们看到世态的炎凉。道德之火在一点一点熄灭，只剩下了微弱的火光。我们的社会多么需要伸张正义的人，我们多么希望惨案少些，再少些。

　终于，我看到了曙光：一些向人们传递着正能量的高尚的人。

　龚金川，是一所小学的校长，十四岁痛失了一条右臂，但他身残志坚。一天早上，他正在江边晨练，忽听“扑通”一声，一个重物砸进江中。紧接着，他又听到了惊慌失措的呼救声，看到了江面上漂浮着几缕银丝。他仿佛意识到了什么，奋不顾身地纵身一跃，跳入江中。风呼呼地吹着，寒冬的残阳无力地照射在江面上，刺骨冰冷的江水向他袭来，可这并不能动摇他救人的决心。他用右肩顶起了老人，左手不停地划水。江水不断地向他涌来，犹如黄金巨蟒般缠着他。这对于身高仅165米的人来说，是一种极限一种挑战，可他全然不顾，套住好心人丢来的绳子，一直坚持到了江边，成功救起落水者。回到家，家人看到他那水淋淋的样子大吃一惊，而他则是轻描淡写第说了句：“掉水里了。”他的事迹打动了无数的人，一股正能量犹如一泓清泉，流进了每个人的心田。

　忘不了那一天，泉州市宏福园内哀乐低沉，泉州市领导和许多素不相识的市民，纷纷赶来为一位逝者送行。他不是什么领导，更不是什么伟人，但他，却是市民公认的“最美公交司机”。因为，在他生命结束的那一霎那，他用尽全力踩住刹车，保了一车人的性命。尽管他英年早逝，但他的精神犹如一股正能量，春风般，吹拂每个人的心灵。

　因为大人们以身作则，就连孩子也成为正能量链条上的一份子。江苏一小男孩上学时不小心刮伤了一辆私家车，由于等不到车主，他留下了一张字条。车主知道后，深受感动，不仅没要求他加倍赔偿，还免了他的所有赔偿。男孩所传递的正能量，拨动着我们内心深处的那根弦。

　正因为许多人都加入了传递正能量的行列中，因此，快熄灭的道德之火，终于又熊熊燃烧……

篇二

想要获得正能量，其实很简单。

　首先要有一种积极向上的人生态度，而这种态度其实并不狭隘也不浅薄。伏尔泰在《老实人》中百般戏谑和嘲弄的时行的盲目乐观主义，就并不是一种正能量。当时的欧洲天灾人祸并出，教廷搬出一套“一切都是上帝创造的，一切都是为了考验你的品德并替你赎罪”的理论，表面上是乐观，实际上则成了麻痹民众意志的工具。或许你要问，这与“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的观点有什么区别，答案是：有。看了孟子此段话的人，感到一种使命感的降临，树立了志向，振作了精神，明白了自己受苦是“将以有为”的标志，因而达到了勉励效果，是正能量。而教廷的那套并不激人奋进，只告人以忍受，我看来就不那么像回事，反而伏尔泰的批判更正能量一些。

　批判也是正能量？我想你又要叫起来。确实，现实中随处可见“喷子”，以批判之名，为批判而批判，建设性意见少，一张嘴却不饶人。曹林在《时评写作十讲》中建议人写时评文章时少说“治标不治本”这种很多时候像鸡蛋里挑骨头的套话；他说除非你列出“治本”的方法，否则这句话没有丝毫建树性。我深以为然。关于批判我认为罗素在《西方哲学史》中谈到对哲学家的态度时有一段话很精彩：“……我们要先有一种假设的同情，直到他有哪些是可接受的为止。直到此时我们再采取一种批判的态度，这种态度更接近一个人抛弃了此前全部信仰时的那种态度。”这种“假设的同情”，我想是现在的键盘侠们所缺少的。

　对于正能量，我认为态度尤为重要，因为你对一件事的态度决定了你的行为。而完全相信和完全悲观则又都不是正能量。确实，世界看起来糟透了：特朗普批准了对中国的贸易审查；中印边境冲突就过来了；西班牙遭遇恐怖袭击；委内瑞拉直接拉着拉美国家站队；全球贸易保护主义和民粹主义抬头……而对这些事，我引罗素一句话，表达我对正能量态度最标准的看法：“……类似于山居者与风雪搏斗了一晚后，当这些回忆逐渐淡去，在回忆中便留下了某些晨光熹微中照耀的分外明媚的峰峦景色，并保存着一种知识，那就是乌云之后仍然保存着阳光，并且随时可以显现出来。”

　我们不仅要看到乌云，也不要只看到乌云：我们坚信乌云背后仍然有阳光。这就是我心中的正能量。

　获得正能量很简单，你只需要一个正能量的态度。

篇三

纵观古今，多少人物尽付历史洪流，枯骨遗野名不经传者不胜枚举，唯有身怀正能量者方能名留千古，世人谓之风流人物。人需要正能量，由此方能修身齐家治天下，才能有所建树，不致荒废一生。

　正能量是人身居困境不灭的理想。郭沫若评价蒲松龄为“写鬼写妖高人一等，刺贪刺虐入木三分”，连年科举不中的蒲松龄选择边在私塾教书边摆茶棚收集故事，他在路边自己搭建草棚，以一碗茶水与路人交换神鬼奇事，晚上便回家整理并以其简洁而充满浪漫主义色彩的文笔书写下来，他的一生都十分清贫，家徒四壁却不能阻挡他完成《聊斋志异》的决心，一席凉棚，一缸清茶，一介书生，搜抉奇幻，千古奇书便由此而生。蒲松龄的正能量是集腋成裘、不被困境所局限、坚持一生信念与理想的精神，人需要这种正能量去浇灌自己的理想，才能使生命有其价值。

　正能量是人面对命运昂起的头颅。2011年12月31日，一位文坛巨匠长眠不醒，史铁生，一名与命运抗争一辈子的勇士。歌德曾在《浮士德》中写道：人生就是和魔鬼较量的战场，唯有坚韧不拔的前行者才能获救。史铁生与病痛斗争了大半辈子，当命运以绝望的姿态向他袭来，他却昂起头颅从绝境中奋力寻找绝美的景致，他以坚韧的信念支撑着他的笔杆，从不屈从命运，誓要以文字书写生命的奇迹。余秋雨曾言：没有皱纹的祖母是可怕的。祖母因皱纹而安和慈祥，病痛缠身却怀有坚韧意志绝不屈服的正能量的史铁生不正具有这种残缺美吗?人需要这种正能量去昂起我们的头颅，才能与命运抗争。

　正能量是人寻找人生意义的基石。柳永年轻时本一心求仕，第一次科举未中后酒醉写下“忍把浮名、换了浅酌低唱”，宋仁宗听闻心生不悦，第二次科举便说：“且去浅酌低唱，何要浮名?”将柳永之名生生划去。自此，柳永并没有一蹶不振，而是换了心态醉心于词，沉浸于百姓与歌女的生活，将满腔文采尽付词中，以致“凡有井水处，即能歌柳词”，开辟了人生的巨陆，找到了人生的意义。

　柳永凭借不息的热情与及时转换心态以寻找真正属于自己那片天空的正能量成为了婉约词的代表人物，人需要这种正能量去擦亮心灵之眼，才能找到生命的意义。

　生命的依托，精神的传承，无不需要正能量，它使人以正确的路线去走出困境、不屈服命运，继而找到自己人生的意义，人需要正能量，正能量源与人。

日本侵略者在家乡留下的罪证

从地理规模来说，日本的面积是37万多平方公里，只相当于中国的云南省。但令人不解的是，就是这样一个小国，却连年不断地发动对外战争，给亚洲的许多国家尤其是中国带来了罄竹难书的浩劫和灾难。

黄仁宇在他的《万历十五年》一书中说过这样一段话：

在16世纪中叶，日本这一个岛国能够严重威胁本朝(即明朝)东海沿岸各省的安全，这种现象是很难理解的。合乎逻辑的倒是本朝的士兵应该越海进攻日本。因为当时的日本不仅地狭人稀，而且几十年来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政权，内战频仍，法律和纲纪可谓荡然无存。本朝是一个高度中央集权的国家，被一个极有组织的文官集团所统治，中央指挥地方如身之使臂，极少发生抗命的事情。同时我们这个帝国在名义上拥有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常备军，人数多达二百万。

日本军国主义者对这个问题倒是有一个答案：日本列岛是一个蚕，中国则是一片桑叶，蚕就是要吃桑叶。日本的老师就在课堂上给自己的学生们灌输这个观点：日本的形状像个蚕，则像个桑叶，蚕吃桑叶天经地义，否则蚕岂不要饿吗?

这真是可笑的歪理邪说。

要回答日本为什么侵略中国，既要看日本的因素，也要看中国的情况。

从日本方面看，首先是它想侵略中国，其次是它有能力侵略中国。前者解释日本侵略中国的必然性，后者则回答日本侵略中国的可能性。

第一个问题：从日本方面来看。它为什么要侵略中国．为什么想侵略中国?也就是日本侵略中国的必然性在哪里?

日本之所以走上侵略扩张道路，根子还在于它的民族文化中存在着浓厚的军国主义传统。

那么，日本为什么会形成军国主义的传统呢?

1．这首先和日本的武士道密切相关

日本的武士道是大家熟知的一个名词，但武士道究竟是个什么货色?它是怎样形成的?它对日本有什么作用和影响呢?

日本历史上曾经历了很长的战国时期，大名领国群雄割据，混战不已，并逐渐形成了专事征战杀伐的武士阶级。1192年，日本建立了第一个武士政权——镰仓幕府，从此开始了长达数百年的武士统治时代。“武家习气”、“弓矢之道”与中国的儒家伦理相融合，就形成了忠君、节义、廉耻、武勇、坚忍等一整套封建伦理规范，统称“武士道”。

武士道的形成使武士意识大大强化了，它不但从伦理关系上加固了武士阶级，而且使武士的思想和行为特征更加明确了。中国儒家伦理所倡导的儒雅之风，不但没有使日本武士变得像中国儒生那样弱不禁风，反而给嗜杀的武士罩上了儒雅的外衣，使其在血泊与文墨之间达到心理平衡。封建武士经常为试刀而无故砍杀路人，然后彬彬有礼地朝者鞠上一躬，说声“对不起”。这典型地体现了日本武士所具有的文质彬彬和凶残嗜杀的双重性格。这也是日本武士与西方强盗的不同之处。在武士统治的数百年间，武士道一直被作为日本社会伦理的基本内容而加以宣扬，武士道潜移默化的熏陶，使日本文化和日本民族性格中具有强烈的强悍尚武的特点。

明治维新推翻了武士阶级的统治地位，废除了武士等级，但武士道却被日本统治者作为主导性的伦理传统继承下来，用以向国民进行灌输，甚至将武士道精神渗透到青少年的教育之中，千方百计地培养青少年的残酷心态。比如，为了培养小孩子的胆量，深夜派他去刑刑场取人头，谁敢做就给谁奖励；给小孩喝红色的羹汤，让他体验喝血的感觉。

2．与军国主义密切相关的第二个因素是天皇制

天皇制政体是明治维新保留的除武士道之外的另一个封建残余。日本的天皇制有两个特点：一是万世一系，从未改姓，绝大多数日本国民对天皇有着绝对的精神信仰；二是天皇不掌握实权。天皇制的这一特性，也被日本利用于军事领域。日本军队实行所谓的统帅权独立制度，即军队的指挥权不归内阁而归天皇，日本军阀可以借助天皇的名义随意对外用兵，日本的政党体制对日本军方不起约束作用。

可以说，军国主义是日本侵略成性的根源所在，而武士道和天皇制，正是日本军国主义得以形成的精神支柱和政治基础。

3．明治维新后资本主义的发展促使日本踏上了军事立国的军国主义道路

从西方列强的情况看，资本主义的发展必然带来对海外资源和海外市场的迫切需求，而世界政治经济的不平衡性和资本主义列强在政治组织力、经济实力和军事力量尤其是武器装备方面的优势，使它们得以通过暴力强行夺取海外资源，开拓海外市场。

日本走上资本主义发展道路要比欧美列强晚得多，国力也相对较弱，因而日本统治者普遍怀有急起直追的心理，加之其固有的嗜杀黩武的武士道传统和天皇制政体的影响，所以日本资本主义的发展比欧美列强更多地借助于暴力性的对外扩张。

要通过暴力强行夺取海外资源和开拓海外市场，就必须拥有强大的军事力量。为此，明治政府以军事立国为根本国策，竭力扩充军备，迅速走上了军国主义道路。

4．西方法西斯主义传入日本，形成法西斯军国主义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期，源自欧洲的法西斯主义思潮也开始在日本萌芽。西方的法西斯主义和日本的军国主义可以说是一对异姓兄弟。经过日本民间法西斯鼻祖北一辉和另一名法西斯思想家大川周明的介绍和鼓吹，法西斯主义思潮在日本尤其是日本军界迅速蔓延。由北一辉、大川周明提出的法西斯思想经军内法西斯加以补充，构成了比较完整的法西斯思想体系，即：通过“天皇归一”的忠君思想树立以天皇为绝对权威的“国体意识”；依靠军队进行“国家改造”，废除政党政治，打击保守派统治人物，建立法西斯独裁政权；通过实行国家总动员建立总体战体制，对外发动侵略战争，夺取远东霸权，完成“昭和维新”。

1936年二二六政变后，军政大权完全落入军部之手，日本的法西斯军国主义体制正式确立。

我们可以梳理出一条思路：武士道使日本人强悍尚武，强悍尚武的民族性格和天皇制的特性，加之明治维新后日本资本主义发展的需求，促使日本走上了军国主义道路，日本的军国主义与从西方舶来的法西斯主义相交媾，又孕育出一个具有日本特色的怪胎——更加好战、更加残暴、更富于冒险性侵略性扩张性的法西斯军国主义。这样一来，日本就犹如一辆被恶魔操纵的战车，不可能不对外发动侵略战争。这便是日本侵略中国的必然性。

第二个问题：日本侵略中国的可能性，也就是日本为什么有能力侵略中国？

这首先与明治维新有关，可以说，明治维新是近代日本历史命运的根本转折点。

日本早在明治维新之前就开始了对外侵略扩张，但基本没有达到侵略企图，根本原因就在于当时日本的国力不足以支撑其对外扩张，可谓心有余力不足；而明治维新之后，日本的对外扩张几乎次次成功，主因就在于维新后的经济发展为其对外扩张提供了物质基础。

仅以武器装备为例，到全面侵华战争前夕，日本已能够批量生产当时所有的先进重型武器，如坦克、装甲车、大口径火炮、作战飞机、战列舰、巡洋舰、航空母舰和军用通信设备，其性能也与英美制武器相当，而当时的中国只能生产步兵轻武器和小口径火炮，重武器基本依赖进口。

所以，明治维新是日本之幸，而为中国之祸。邻国一次成功的改革，却给自己国家的命运带来莫大的影响，这是许多中国人做梦也没有想到的。这个血的事实提醒我们，必须放眼看世界，必须密切关注国际事务。

其次，日本民族文化和民族性格中的一些特性强化了日本的国力，也强化了日本侵华的能力

在推动和有利于日本侵华的种种因素当中，除了武士道、天皇制、军国主义、法西斯主义和经济发展之外，值得一提的还有一些体现日本民族性格和民族文化特性的东西，如团结、认真敬业、善于创造性摹仿和有危机意识等。日本因为强大起来才可能发动一场全面侵华战争，而日本的强大是与这些民族特性分不开的。

1．不搞内哄

日本人并非没有内部矛盾，但他们不大搞内哄，他们对自己的同胞很爱惜，谁动了日本人一根毫毛，哪怕是伪军的高级将领不小心伤了一个日军士兵，那也是不得了的事。

抗日战争期间，我们策反伪军十分容易，而策反日军部队从整体上无一成功。日本军队从未发生过内战，而中国军队内部磨擦不断。抗战时，我们曾提出一个著名的口号：“团结起来，一致对外!”但是，正义一方的中国人没有完全做到，非正义一方的日本人反而基本做到了。的《论持久战》是一部了不起的战略著作，经过抗日战争实践的检验，基本的预测都实现了，惟独有一样没有实现，即：“中国抗战的胜利除了自身的努力外，还将有待于国际的援助和日本国内的变化”。所谓“日本国内的变化”即指日本反战力量的增长。但是，直到1945年抗战胜利，日本的反战力量仍极为有限，几乎没有构成一种力量。

那么，日本人为什么比较团结?

原因有三个：一是对天皇的忠诚，二是民族优越论，三是矛头对外。先说日本国民对天皇的忠诚。在以等级制为基本结构的日本社会中，天皇站在最顶端，这与中国古代的帝制是一样的。但是中国五千年历史上，皇位频繁更姓，总计三十六姓，而日本自神武天皇开创天皇制之后，天皇从未改姓，可谓万世一系。

在日本，天皇不是实际的统治者，而只是一个象征。天皇的隔绝尘世，一来不妨碍重臣掌握实权，控制朝政，二来无实权就不会犯什么大的错误，也不会成为社会矛盾的焦点，这样有利于维护天皇制的长久性和国民对天皇的精神信仰。于是，皇统绵延不绝，皇恩浩荡不息，久而久之天皇也就成了日本统一与永存的超凡脱俗的象征。对天皇的效忠就是对日本国的效忠，效忠天皇成了每一个日本国民义不容辞的义务和责任。这就使得日本有一个凝聚国

民的核心和集中统一的精神信仰。

二是民族优越论。日本人自古以来就把自己视为“天照大神”的子孙，视为世界上最优秀的民族。根深蒂固的民族优越感使日本人强化了对本民族的认同和对自己同胞的尊重，同时也强化了日本人对其他民族的蔑视和鄙薄心理。

三是矛头对外。日本是一个岛国，面积很小，资源贫乏，很多需求从日本国内无法解决，而必须通过贸易或战争的手段从国外解决，所以它的矛头是对外的，贸易是对外贸易，战争是侵略战争。无论是解决资源、市场问题，还是扩张领土，日本都是把矛头指向他国，尤其是中国。矛头对外，可以缓和内部矛盾，所以日本人从整体上比较团结。

2．认真敬业

日本人的认真和较真，在世界上只有德国人可与之媲美。而这两个国家恰恰是世界一流的强国，其产品质量的信誉在世界上也是数一数二的。

日本学者研究郑和下西洋那条大船上究竟用了多少铆钉；一位专门研究的日本女学者能把在日本时住在什么地方，在那个饭馆吃饭，到哪里散步等等说得一清二楚，这让中国研究的专家们瞠目结舌；还有日本学者专门研究唐朝皇帝后，太子守灵的礼仪，这个问题如果让中国的学者来解释不知是否有人说得清楚。日本学者的论文与中国学者的论文反差很大，我们讲究篇章布局，讲究观点的提炼和总的结论性评价；而日本人重视细节，重视资料，写得极为细致。中国人读了日本人的论文感觉过于繁琐，日本人看了中国人的论文则感觉大而空，不扎实。

日本人之所以认真，恐怕与它小有关，家小业小，土地少资源少，事事必须精打细算；也可能与日本的对外扩张有关，你一个小国去打人家大国，总得精心准备吧。也可能与日本的私有制有关，什么都是自己的，不认真自己吃亏。

认真作风与生活的所有内容都有关系。认真的民族肯定是一个敬业的民族，认真的好处不仅能够保证产品的质量和办事的准确无误，更有助于在国民中树立科学精神，日本人能把西洋的科技学到手，进而后来居上，肯定与认真有关。因为科学是精细的东西，来不得半点马虎。

3．创造性摹仿

一个人或者一个民族，要进步就不可能不摹仿，但摹仿的水平和结果却大不相同。在漫长的古代社会，中国一直是世界一流的先进国家，中国人也一直习惯于以老大自居。直到鸦片战争爆发，国门被英国的舰炮轰开，中国人才发现自己已经样样落后了。于是，清廷的有识之士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宗旨下发起了洋务运动，企图“师夷之长技以制夷”。但是，由于长期的封建专制统治，禁锢了中国人的想象力、主动性和创造性，加上体制方面的大锅饭等原因养成的惰性，我们学习西方先进的东西，往往只摹仿不创新，落后了再引进。

日本人的摹仿，与中国人形成了鲜明的反差。他们跟着英国人学习造船的技术，最终达到甚至超过了老师，建起世界一流的“联合舰队”；他们向德国人学习照相机的制造技术，最终成为世界第一照相机强国；他们跟着西方学习汽车的制造技术，最终使日本汽车大举占领西方市场；他们向中国人学习陶瓷、造纸、染料、豆腐和景泰蓝等传统产品的制作技术，最终把我们甩在了后面。

可见，日本人的摹仿与我们不同，这可以叫作创造性摹仿或超越性摹仿。何以日本人能够实现摹仿的超越效果呢?首要的原因是日本人认真、较真，对引进的和学来的东西仔细揣摸，把它吃透，这样超越和创新就有了基础；第二个原因是日本人对于强者的态度，你的技术厉害，我佩服，我学习，我引进，但最终我要超过你。这表明了日本人对于强者的不服输的精神。

4．有危机意识

危机意识可以视为日本岛国心态的一部分。日本人因为自己的国家面积太小，资源贫乏，所以形成了特别强的危机意识，稍有风吹草动，就大呼小叫，如临大敌。在中国人看来，简直神经过敏，小题大作。但实际上危机意识并不是一件坏事。它使日本人总是处在一种如履薄冰、小心翼翼的状态，这样就容易把事情做得好，而不致犯大的错误。相形之下，中国人的盲目乐观和麻木不仁与此形成鲜明对照。

第三个问题：从中国方面来看，日本为什么侵略中国?

先从客观上看，日本为什么将对外扩张目标指向中国?

日本对外扩张的方向是由它的地理位置和远东的国际形势所决定的。中国、朝鲜与日本隔海相望，距离很近，同时因与欧美相距遥远，故尚未完全被欧美列强所控制。这几个因素都有利于日本。日本可以将军事力量全部集中于远东，全力展开对亚洲大陆尤其是中国的争夺。

这是中国遭受日本侵略的客观因素。如果一言以蔽之，就是我们距恶魔太近。

但是，这不是一个主要的因素，我们遭受日本侵略的更重要的原因在我们自身。

从中国的主观因素上看，有以下原因：

首先，由于中国国力衰弱，使日本侵略者认为中国不堪一击

中国综合国力落后，表现在各个方面，政治腐败，经济落后，人民愚昧而不觉醒。从军事方面看，中国军队在鸦片战争和甲午战争中所暴露的落后，实际上经历过明清两代长期的量的积累，最终形成了质的落差；并且，这种落后不是某一个方面的，而是全面的、综合性的，表现在武器装备，军事训练，战略战术，组织指挥能力，官兵的军事修养、文化视野与自信心等各个方面。

日本军阀是最看重实力的，甚至是迷信武力的，日本在中日实力对比上的显著优势极大地助长了他们的侵略野心，也使其全面侵华战争具备的切实的可行性。有的日本军阀甚至吹嘘：日本只要派出3艘巡洋舰、1个师团，用1个星期就可以灭掉中国。其气焰之嚣张可见一斑。

其次，中国人的民族性格使日本军阀觉得中国软弱可欺

日本在实力上的优势使日本具备了侵华的物质条件，而中国人在民族性格上的弱点更使日本军阀感觉中国软弱可欺。

崇尚以德服人的中华民族待人以和为贵，遇事处中庸之道，这种文化背景下的中国人平和善良，容忍克制，消极懦弱，重文轻武，性格内向。

那么这种民族性格因何而来呢?

首先来源于中国几千年的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因为经济基础是所有社会生活和文化观念的决定因素。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国人的民族性格：安土重迁，崇尚和平。小农经济模式，需要土地的主人守护着自己的土地，而不是到处游移扩张。“男耕女织”，“牛郎织女”，“三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这便是几千年来中国人最典型的生活图景。

小农经济的守土性决定了中国军事的防御性。中国的军事理论和军事设施从体系上说完全是防御性的。万里长城是中国防御文化的军事产物，这个雄伟的军事设施所体现的不是进攻的野心，而是和平的意愿。虽然中国不乏闻名于世的军事家和勇武善战的将军，但他们基本上都是在自卫战争中涌现的。中国武术囊括十八般武艺，精彩绝伦，十分了得，但其主旨也不是进攻而是防身。欧美骑士、日本武士莫不以征战为荣，以征战为乐，就怕战争不大，惟恐征程不远。他们描写战争的文学作品，充满了对战争的讴歌和对勇武的赞颂。而中国古代描写战争的诗词基本上说的都是征战之苦，而不是征战之乐。打开唐诗宋词，这类作品比比皆是。比如岑参的一首七律是这样写的：将军角弓不得控，都护铁衣冷难着。瀚海阑干千尺冰，愁云惨淡万里凝。这种作品所反映的是中国人一种普遍的心态：这个仗不得不打，但实在是太苦了!苦到什么程度呢?将军冻得拉不住弓，都护冻得睡不着觉，放眼望去一片冰天雪地，一片愁云惨淡，这个仗什么时候才能结束啊!

中国人崇尚和平有其根深蒂固的经济基础，中国人的和平意识几乎是渗透到民族的血液和骨髓之中的。由此不难理解中国古代描写战争的诗词何以总是那样愁怅凄苦，而没有一点冲天豪气，由此也不难理解为什么历史上强大而统一的中国王朝尤其是汉人王朝，从未产生过对弱小日本的侵略欲望。

安土重迁、崇尚和平本非坏事，但事情总有它的反面：安土重迁难免不思进取，崇尚和平难免重文轻武，久而久之，中华民族的性格中少了血性和胆量，多了安逸和保守，文官谙于世故，武将怯于疆场。鲁迅说：“中国一向就少有失败的英雄，少有韧性的反抗，少有敢单身鏖战的武人，少有敢抚哭叛徒的吊客。”这句话真是一针见血。

封建的中央集权的专制统治是铸造中国人民族性格的另一个重要因素

众所周知，中央集权的专制统治体制是极为庞大的、专横的和高压性的，懦弱顺从、缺乏血性就成了这种体制下的臣民们的必然性格。因为中央集权的专制统治体系是极为庞大的、专横的、高压性的，个人与之相比，太渺小，太卑微，太软弱了。这种极大与极小、极强与极弱的对比使中国人从民族性格上派生出一系列的特点：轻则缺乏主见，缺乏自信和独立人格，追随大流，胆小怯懦，畏惧强权，忍气吞声，逆来顺受；重则软弱可欺，甘于压迫，奴性十足。在中央集权的专制统治下，只允许皇帝和官员出头，不允许平民百姓出头，所以中国古往今来告诫人们不要出头的谚语多得很。当年伪军投敌，基层官兵多数是随大流，挺身反抗的人极少。时，十几个日本兵看管上千俘虏。实际上在那种情况下，如果有人带个头，大家就是用脚踩也把日本人踩成肉酱了，但就是没有一个人敢带这个头。抗日战争期间，在广大的沦陷区，一个班或者一个排的日本兵统治一个县城是司空见惯的现象。卑微懦弱的民族性格使中国人和日本人在对待强者的态度上大相径庭。对于强者，日本人一是钦佩，二是学习，三是征服，怀着敬佩的心情把你打倒。如对待张自忠，虽然尊其为“现代关公”，但想方设法加以打击，直至将其打。对待美国也是如此，你再强大也不怕，照样开战。中国人对待强者，一是敬佩，二是畏惧，三是躲避。敬畏，即敬而畏之，畏而避之，避不开就畏而服之，不是敬而学之。

当然，中国人当中并非没有顶天立地、叱咤风云的人物，但它并不标志中华民族的整体风格。大家可以想象，如果像谭嗣同、秋瑾、邹容、陈天华，像、吉鸿昌、张自忠、杨靖宇、赵尚志、那样的人多了，日本再强大也不敢于发动一场旨在灭亡中国的全面战争。

第三，中国的内乱和内耗给日本侵略者以可乘之机

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模式不仅决定了中国经济的封闭性，也决定了中国文化和民族性格的内向性，所有的需求和因需求而产生的矛盾摩擦，都是从内部解决而不是通过侵略扩张寻求解决途径。这就从根本上决定了封建的中国必定是一个对外讲和平、对内讲斗争的国家，内部矛盾和内部斗争相当激烈。

地域广袤但四周封闭的地理特点也从自然环境方面强化了这一状况。

中国的东面是大海，西面是阿尔泰山、天山，西南面是喜马拉雅山，南面是十万大山和大海，北面是荒漠和冰天雪地的西伯利亚。这种地理环境的特点是大而封闭。地大而物博，予取予求，应有尽有，无需向他国索取和掠夺；封闭则是指中国的四周不是高山即是大海，严重阻隔着中国与邻国的交往。这种大而封闭的独特的地理因素，强化了因小农经济而造成的中国民族性格和矛盾斗争的内向性。

国民党内部的激烈的派系斗争，不仅给外敌以可乘之机，而且直接促使一部分民族败类投入日本侵略者怀抱，在日本人的卵翼下残害自己的同胞。汪精卫也好，大大小小的伪军头目也好，有许多人投敌叛国的直接起因正是内部矛盾。

搜寻日本侵略者在家乡的罪证并记录下来

　731”遗址：不能被遗忘的罪证

“731”，这本来是一串极其普通的数字，但是，当我们把它与侵华日军联系起来之后，“731”就成了魔鬼的代名词，甚至，它比魔鬼更凶残！

7月16日，我们就站在“侵华日军第七三一部队罪证陈列馆”前。虽然此刻，四周一片静谧祥和，但作为60年前“731”部队的侵驻地，至今在高楼群中，绿树荫下，仍能寻找到二十几处工厂的残垣断壁。焚尸房、冷冻房、培养细菌老鼠的地窖和放养黄鼠的小石池等等历历在目。

事件回放：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日本军国主义者为实现其独霸亚洲、称雄世界的政治野心，公然违背国际公约，秘密策划了生物战、化学战的战争阴谋，并在很短的时间内，将这些疯狂研制出来的鼠疫、伤寒、霍乱、炭疽等各种细菌武器用于战争，成为人类历史上最为凶残的法西斯战争罪人。盘踞在哈尔滨市平房区达13年之久的满洲第731部队就是日本军国主义者实施这一阴谋的中枢机构。他们在这里不仅进行了规模巨大的细菌武器的研究、试验和生产，而且，惨无人道地用健康人做细菌试验。仅在1939年至1945年这段时间里，至少有三千人在试验中被残杀。在细菌战过程中，至少有三十万人受到屠杀和残害。

现场踏访：

“731”遗址是不能被遗忘的罪证

“这张上显示的是日本侵略者所培养的细菌鼠和跳蚤”，“这就是日本人活剖中国人的残酷镜头”，“这个场面是按照当时的真实情况制作的实景模型，这就是当时千千万万被鼠疫夺去一家数口人命的其中一家”……在听完讲解员的讲解和看完了日军不择手段戕害无辜生命的真实和模型后，来自河北的吴先生实在忍不住了，他走出展览厅外，点燃一支烟，狠狠地吸了一口，激动地说：“日本帝国主义真是太坏了！太让人气愤了！”他告诉记者，在纪念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到来的特别日子里，他带着朋友和10岁的侄子来这里参观，有着特别的意义。小侄子以前只在书刊、影视上了解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人犯下的暴虐罪行，只是抽象的认识。这次特地让他到这个真实的地方，来真实地感受日本帝国主义当时对中国人是如何的残酷无情、毫无人性，激发他的爱国热情。一定要让他记住，不忘历史，不忘国耻！

“灭绝人性”、“惨无人道”……参观过“731”罪证陈列馆的人们纷纷愤怒地表示：“‘731’的滔天罪行在此袒露无余！”“‘731’遗址是不能被遗忘的罪证，它不仅是国人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更值得全人类去关注和反思！”

田村良雄：只要活着，就要为中国人民作证

近年来，在中日两国历史学家的努力下，“731”部队的真相逐渐大白于天下。当年的一批原队员，也以忏悔之心勇敢地披露了许多鲜为人知的内情。据陈列馆的曹主任介绍，近几年来，有很多日本友好人士和“731”部队的成员多次来这里表示最沉痛的悼念和忏悔。在来过这里的原“731”部队队员中，又以田村良雄为代表人物，他已来过数次，为的是忏悔和把那段历史坦诚公布给公众，特别是要让日本人了解当年的侵华暴行。

田村良雄，又名筱冢良雄。1939年，他成为“731”部队少年班的一员。一开始，他做细菌研究的辅助工作，后来还亲自参与过对活人进行鼠疫试验，并对感染鼠疫的活人在无麻醉状态下进行解剖等血淋淋的经历。战后被俘，后转至抚顺战犯管理所，中国政府的宽大政策使其获释回国。近年来，他几十次出现在日本、中国各地集会场所并公开了“731”部队的秘密。6年前还曾在东京地方裁判所出庭做证，以自己年轻时在哈尔滨等地的个人经历，首次在日本法庭上证明了“731”细菌部队的存在。因为迄今日本政府对于“731”部队、人体试验等一直未予正式承认。田村良雄称，他之所以出庭做证，一是出于对日本政府不肯承认历史事实感到愤怒，二是对于中国被害者及其家属有一种强烈的负罪感。

曹主任介绍说，田村良雄现已84岁高龄，不便外出，但是他仍然表示，只要他活着，就要为历史作证，为中国人民作证。 回答者： 棒棒堂≯露 | 二级 | 2007-3-26 20:28

从地理规模来说，日本的面积是37万多平方公里，只相当于中国的云南省。但令人不解的是，就是这样一个小国，却连年不断地发动对外战争，给亚洲的许多国家尤其是中国带来了罄竹难书的浩劫和灾难。

黄仁宇在他的《万历十五年》一书中说过这样一段话：

在16世纪中叶，日本这一个岛国能够严重威胁本朝(即明朝)东海沿岸各省的安全，这种现象是很难理解的。合乎逻辑的倒是本朝的士兵应该越海进攻日本。因为当时的日本不仅地狭人稀，而且几十年来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政权，内战频仍，法律和纲纪可谓荡然无存。本朝是一个高度中央集权的国家，被一个极有组织的文官集团所统治，中央指挥地方如身之使臂，极少发生抗命的事情。同时我们这个帝国在名义上拥有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常备军，人数多达二百万。

日本军国主义者对这个问题倒是有一个答案：日本列岛是一个蚕，中国则是一片桑叶，蚕就是要吃桑叶。日本的老师就在课堂上给自己的学生们灌输这个观点：日本的形状像个蚕，则像个桑叶，蚕吃桑叶天经地义，否则蚕岂不要饿吗?

这真是可笑的歪理邪说。

要回答日本为什么侵略中国，既要看日本的因素，也要看中国的情况。

从日本方面看，首先是它想侵略中国，其次是它有能力侵略中国。前者解释日本侵略中国的必然性，后者则回答日本侵略中国的可能性。

第一个问题：从日本方面来看。它为什么要侵略中国．为什么想侵略中国?也就是日本侵略中国的必然性在哪里?

日本之所以走上侵略扩张道路，根子还在于它的民族文化中存在着浓厚的军国主义传统。

那么，日本为什么会形成军国主义的传统呢?

1．这首先和日本的武士道密切相关

日本的武士道是大家熟知的一个名词，但武士道究竟是个什么货色?它是怎样形成的?它对日本有什么作用和影响呢?

日本历史上曾经历了很长的战国时期，大名领国群雄割据，混战不已，并逐渐形成了专事征战杀伐的武士阶级。1192年，日本建立了第一个武士政权——镰仓幕府，从此开始了长达数百年的武士统治时代。“武家习气”、“弓矢之道”与中国的儒家伦理相融合，就形成了忠君、节义、廉耻、武勇、坚忍等一整套封建伦理规范，统称“武士道”。

武士道的形成使武士意识大大强化了，它不但从伦理关系上加固了武士阶级，而且使武士的思想和行为特征更加明确了。中国儒家伦理所倡导的儒雅之风，不但没有使日本武士变得像中国儒生那样弱不禁风，反而给嗜杀的武士罩上了儒雅的外衣，使其在血泊与文墨之间达到心理平衡。封建武士经常为试刀而无故砍杀路人，然后彬彬有礼地朝者鞠上一躬，说声“对不起”。这典型地体现了日本武士所具有的文质彬彬和凶残嗜杀的双重性格。这也是日本武士与西方强盗的不同之处。在武士统治的数百年间，武士道一直被作为日本社会伦理的基本内容而加以宣扬，武士道潜移默化的熏陶，使日本文化和日本民族性格中具有强烈的强悍尚武的特点。

明治维新推翻了武士阶级的统治地位，废除了武士等级，但武士道却被日本统治者作为主导性的伦理传统继承下来，用以向国民进行灌输，甚至将武士道精神渗透到青少年的教育之中，千方百计地培养青少年的残酷心态。比如，为了培养小孩子的胆量，深夜派他去刑刑场取人头，谁敢做就给谁奖励；给小孩喝红色的羹汤，让他体验喝血的感觉。

2．与军国主义密切相关的第二个因素是天皇制

天皇制政体是明治维新保留的除武士道之外的另一个封建残余。日本的天皇制有两个特点：一是万世一系，从未改姓，绝大多数日本国民对天皇有着绝对的精神信仰；二是天皇不掌握实权。天皇制的这一特性，也被日本利用于军事领域。日本军队实行所谓的统帅权独立制度，即军队的指挥权不归内阁而归天皇，日本军阀可以借助天皇的名义随意对外用兵，日本的政党体制对日本军方不起约束作用。

可以说，军国主义是日本侵略成性的根源所在，而武士道和天皇制，正是日本军国主义得以形成的精神支柱和政治基础。

3．明治维新后资本主义的发展促使日本踏上了军事立国的军国主义道路

从西方列强的情况看，资本主义的发展必然带来对海外资源和海外市场的迫切需求，而世界政治经济的不平衡性和资本主义列强在政治组织力、经济实力和军事力量尤其是武器装备方面的优势，使它们得以通过暴力强行夺取海外资源，开拓海外市场。

日本走上资本主义发展道路要比欧美列强晚得多，国力也相对较弱，因而日本统治者普遍怀有急起直追的心理，加之其固有的嗜杀黩武的武士道传统和天皇制政体的影响，所以日本资本主义的发展比欧美列强更多地借助于暴力性的对外扩张。

要通过暴力强行夺取海外资源和开拓海外市场，就必须拥有强大的军事力量。为此，明治政府以军事立国为根本国策，竭力扩充军备，迅速走上了军国主义道路。

4．西方法西斯主义传入日本，形成法西斯军国主义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期，源自欧洲的法西斯主义思潮也开始在日本萌芽。西方的法西斯主义和日本的军国主义可以说是一对异姓兄弟。经过日本民间法西斯鼻祖北一辉和另一名法西斯思想家大川周明的介绍和鼓吹，法西斯主义思潮在日本尤其是日本军界迅速蔓延。由北一辉、大川周明提出的法西斯思想经军内法西斯加以补充，构成了比较完整的法西斯思想体系，即：通过“天皇归一”的忠君思想树立以天皇为绝对权威的“国体意识”；依靠军队进行“国家改造”，废除政党政治，打击保守派统治人物，建立法西斯独裁政权；通过实行国家总动员建立总体战体制，对外发动侵略战争，夺取远东霸权，完成“昭和维新”。

1936年二二六政变后，军政大权完全落入军部之手，日本的法西斯军国主义体制正式确立。

我们可以梳理出一条思路：武士道使日本人强悍尚武，强悍尚武的民族性格和天皇制的特性，加之明治维新后日本资本主义发展的需求，促使日本走上了军国主义道路，日本的军国主义与从西方舶来的法西斯主义相交媾，又孕育出一个具有日本特色的怪胎——更加好战、更加残暴、更富于冒险性侵略性扩张性的法西斯军国主义。这样一来，日本就犹如一辆被恶魔操纵的战车，不可能不对外发动侵略战争。这便是日本侵略中国的必然性。

第二个问题：日本侵略中国的可能性，也就是日本为什么有能力侵略中国？

这首先与明治维新有关，可以说，明治维新是近代日本历史命运的根本转折点。

日本早在明治维新之前就开始了对外侵略扩张，但基本没有达到侵略企图，根本原因就在于当时日本的国力不足以支撑其对外扩张，可谓心有余力不足；而明治维新之后，日本的对外扩张几乎次次成功，主因就在于维新后的经济发展为其对外扩张提供了物质基础。

仅以武器装备为例，到全面侵华战争前夕，日本已能够批量生产当时所有的先进重型武器，如坦克、装甲车、大口径火炮、作战飞机、战列舰、巡洋舰、航空母舰和军用通信设备，其性能也与英美制武器相当，而当时的中国只能生产步兵轻武器和小口径火炮，重武器基本依赖进口。

所以，明治维新是日本之幸，而为中国之祸。邻国一次成功的改革，却给自己国家的命运带来莫大的影响，这是许多中国人做梦也没有想到的。这个血的事实提醒我们，必须放眼看世界，必须密切关注国际事务。

其次，日本民族文化和民族性格中的一些特性强化了日本的国力，也强化了日本侵华的能力

在推动和有利于日本侵华的种种因素当中，除了武士道、天皇制、军国主义、法西斯主义和经济发展之外，值得一提的还有一些体现日本民族性格和民族文化特性的东西，如团结、认真敬业、善于创造性摹仿和有危机意识等。日本因为强大起来才可能发动一场全面侵华战争，而日本的强大是与这些民族特性分不开的。

1．不搞内哄

日本人并非没有内部矛盾，但他们不大搞内哄，他们对自己的同胞很爱惜，谁动了日本人一根毫毛，哪怕是伪军的高级将领不小心伤了一个日军士兵，那也是不得了的事。

抗日战争期间，我们策反伪军十分容易，而策反日军部队从整体上无一成功。日本军队从未发生过内战，而中国军队内部磨擦不断。抗战时，我们曾提出一个著名的口号：“团结起来，一致对外!”但是，正义一方的中国人没有完全做到，非正义一方的日本人反而基本做到了。的《论持久战》是一部了不起的战略著作，经过抗日战争实践的检验，基本的预测都实现了，惟独有一样没有实现，即：“中国抗战的胜利除了自身的努力外，还将有待于国际的援助和日本国内的变化”。所谓“日本国内的变化”即指日本反战力量的增长。但是，直到1945年抗战胜利，日本的反战力量仍极为有限，几乎没有构成一种力量。

那么，日本人为什么比较团结?

原因有三个：一是对天皇的忠诚，二是民族优越论，三是矛头对外。先说日本国民对天皇的忠诚。在以等级制为基本结构的日本社会中，天皇站在最顶端，这与中国古代的帝制是一样的。但是中国五千年历史上，皇位频繁更姓，总计三十六姓，而日本自神武天皇开创天皇制之后，天皇从未改姓，可谓万世一系。

在日本，天皇不是实际的统治者，而只是一个象征。天皇的隔绝尘世，一来不妨碍重臣掌握实权，控制朝政，二来无实权就不会犯什么大的错误，也不会成为社会矛盾的焦点，这样有利于维护天皇制的长久性和国民对天皇的精神信仰。于是，皇统绵延不绝，皇恩浩荡不息，久而久之天皇也就成了日本统一与永存的超凡脱俗的象征。对天皇的效忠就是对日本国的效忠，效忠天皇成了每一个日本国民义不容辞的义务和责任。这就使得日本有一个凝聚国

民的核心和集中统一的精神信仰。

二是民族优越论。日本人自古以来就把自己视为“天照大神”的子孙，视为世界上最优秀的民族。根深蒂固的民族优越感使日本人强化了对本民族的认同和对自己同胞的尊重，同时也强化了日本人对其他民族的蔑视和鄙薄心理。

三是矛头对外。日本是一个岛国，面积很小，资源贫乏，很多需求从日本国内无法解决，而必须通过贸易或战争的手段从国外解决，所以它的矛头是对外的，贸易是对外贸易，战争是侵略战争。无论是解决资源、市场问题，还是扩张领土，日本都是把矛头指向他国，尤其是中国。矛头对外，可以缓和内部矛盾，所以日本人从整体上比较团结。

2．认真敬业

日本人的认真和较真，在世界上只有德国人可与之媲美。而这两个国家恰恰是世界一流的强国，其产品质量的信誉在世界上也是数一数二的。

日本学者研究郑和下西洋那条大船上究竟用了多少铆钉；一位专门研究的日本女学者能把在日本时住在什么地方，在那个饭馆吃饭，到哪里散步等等说得一清二楚，这让中国研究的专家们瞠目结舌；还有日本学者专门研究唐朝皇帝后，太子守灵的礼仪，这个问题如果让中国的学者来解释不知是否有人说得清楚。日本学者的论文与中国学者的论文反差很大，我们讲究篇章布局，讲究观点的提炼和总的结论性评价；而日本人重视细节，重视资料，写得极为细致。中国人读了日本人的论文感觉过于繁琐，日本人看了中国人的论文则感觉大而空，不扎实。

日本人之所以认真，恐怕与它小有关，家小业小，土地少资源少，事事必须精打细算；也可能与日本的对外扩张有关，你一个小国去打人家大国，总得精心准备吧。也可能与日本的私有制有关，什么都是自己的，不认真自己吃亏。

认真作风与生活的所有内容都有关系。认真的民族肯定是一个敬业的民族，认真的好处不仅能够保证产品的质量和办事的准确无误，更有助于在国民中树立科学精神，日本人能把西洋的科技学到手，进而后来居上，肯定与认真有关。因为科学是精细的东西，来不得半点马虎。

3．创造性摹仿

一个人或者一个民族，要进步就不可能不摹仿，但摹仿的水平和结果却大不相同。在漫长的古代社会，中国一直是世界一流的先进国家，中国人也一直习惯于以老大自居。直到鸦片战争爆发，国门被英国的舰炮轰开，中国人才发现自己已经样样落后了。于是，清廷的有识之士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宗旨下发起了洋务运动，企图“师夷之长技以制夷”。但是，由于长期的封建专制统治，禁锢了中国人的想象力、主动性和创造性，加上体制方面的大锅饭等原因养成的惰性，我们学习西方先进的东西，往往只摹仿不创新，落后了再引进。

日本人的摹仿，与中国人形成了鲜明的反差。他们跟着英国人学习造船的技术，最终达到甚至超过了老师，建起世界一流的“联合舰队”；他们向德国人学习照相机的制造技术，最终成为世界第一照相机强国；他们跟着西方学习汽车的制造技术，最终使日本汽车大举占领西方市场；他们向中国人学习陶瓷、造纸、染料、豆腐和景泰蓝等传统产品的制作技术，最终把我们甩在了后面。

可见，日本人的摹仿与我们不同，这可以叫作创造性摹仿或超越性摹仿。何以日本人能够实现摹仿的超越效果呢?首要的原因是日本人认真、较真，对引进的和学来的东西仔细揣摸，把它吃透，这样超越和创新就有了基础；第二个原因是日本人对于强者的态度，你的技术厉害，我佩服，我学习，我引进，但最终我要超过你。这表明了日本人对于强者的不服输的精神。

4．有危机意识

危机意识可以视为日本岛国心态的一部分。日本人因为自己的国家面积太小，资源贫乏，所以形成了特别强的危机意识，稍有风吹草动，就大呼小叫，如临大敌。在中国人看来，简直神经过敏，小题大作。但实际上危机意识并不是一件坏事。它使日本人总是处在一种如履薄冰、小心翼翼的状态，这样就容易把事情做得好，而不致犯大的错误。相形之下，中国人的盲目乐观和麻木不仁与此形成鲜明对照。

第三个问题：从中国方面来看，日本为什么侵略中国?

先从客观上看，日本为什么将对外扩张目标指向中国?

日本对外扩张的方向是由它的地理位置和远东的国际形势所决定的。中国、朝鲜与日本隔海相望，距离很近，同时因与欧美相距遥远，故尚未完全被欧美列强所控制。这几个因素都有利于日本。日本可以将军事力量全部集中于远东，全力展开对亚洲大陆尤其是中国的争夺。

这是中国遭受日本侵略的客观因素。如果一言以蔽之，就是我们距恶魔太近。

但是，这不是一个主要的因素，我们遭受日本侵略的更重要的原因在我们自身。

从中国的主观因素上看，有以下原因：

首先，由于中国国力衰弱，使日本侵略者认为中国不堪一击

中国综合国力落后，表现在各个方面，政治腐败，经济落后，人民愚昧而不觉醒。从军事方面看，中国军队在鸦片战争和甲午战争中所暴露的落后，实际上经历过明清两代长期的量的积累，最终形成了质的落差；并且，这种落后不是某一个方面的，而是全面的、综合性的，表现在武器装备，军事训练，战略战术，组织指挥能力，官兵的军事修养、文化视野与自信心等各个方面。

日本军阀是最看重实力的，甚至是迷信武力的，日本在中日实力对比上的显著优势极大地助长了他们的侵略野心，也使其全面侵华战争具备的切实的可行性。有的日本军阀甚至吹嘘：日本只要派出3艘巡洋舰、1个师团，用1个星期就可以灭掉中国。其气焰之嚣张可见一斑。

其次，中国人的民族性格使日本军阀觉得中国软弱可欺

日本在实力上的优势使日本具备了侵华的物质条件，而中国人在民族性格上的弱点更使日本军阀感觉中国软弱可欺。

崇尚以德服人的中华民族待人以和为贵，遇事处中庸之道，这种文化背景下的中国人平和善良，容忍克制，消极懦弱，重文轻武，性格内向。

那么这种民族性格因何而来呢?

首先来源于中国几千年的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因为经济基础是所有社会生活和文化观念的决定因素。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国人的民族性格：安土重迁，崇尚和平。小农经济模式，需要土地的主人守护着自己的土地，而不是到处游移扩张。“男耕女织”，“牛郎织女”，“三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这便是几千年来中国人最典型的生活图景。

小农经济的守土性决定了中国军事的防御性。中国的军事理论和军事设施从体系上说完全是防御性的。万里长城是中国防御文化的军事产物，这个雄伟的军事设施所体现的不是进攻的野心，而是和平的意愿。虽然中国不乏闻名于世的军事家和勇武善战的将军，但他们基本上都是在自卫战争中涌现的。中国武术囊括十八般武艺，精彩绝伦，十分了得，但其主旨也不是进攻而是防身。欧美骑士、日本武士莫不以征战为荣，以征战为乐，就怕战争不大，惟恐征程不远。他们描写战争的文学作品，充满了对战争的讴歌和对勇武的赞颂。而中国古代描写战争的诗词基本上说的都是征战之苦，而不是征战之乐。打开唐诗宋词，这类作品比比皆是。比如岑参的一首七律是这样写的：将军角弓不得控，都护铁衣冷难着。瀚海阑干千尺冰，愁云惨淡万里凝。这种作品所反映的是中国人一种普遍的心态：这个仗不得不打，但实在是太苦了!苦到什么程度呢?将军冻得拉不住弓，都护冻得睡不着觉，放眼望去一片冰天雪地，一片愁云惨淡，这个仗什么时候才能结束啊!

中国人崇尚和平有其根深蒂固的经济基础，中国人的和平意识几乎是渗透到民族的血液和骨髓之中的。由此不难理解中国古代描写战争的诗词何以总是那样愁怅凄苦，而没有一点冲天豪气，由此也不难理解为什么历史上强大而统一的中国王朝尤其是汉人王朝，从未产生过对弱小日本的侵略欲望。

安土重迁、崇尚和平本非坏事，但事情总有它的反面：安土重迁难免不思进取，崇尚和平难免重文轻武，久而久之，中华民族的性格中少了血性和胆量，多了安逸和保守，文官谙于世故，武将怯于疆场。鲁迅说：“中国一向就少有失败的英雄，少有韧性的反抗，少有敢单身鏖战的武人，少有敢抚哭叛徒的吊客。”这句话真是一针见血。

封建的中央集权的专制统治是铸造中国人民族性格的另一个重要因素

众所周知，中央集权的专制统治体制是极为庞大的、专横的和高压性的，懦弱顺从、缺乏血性就成了这种体制下的臣民们的必然性格。因为中央集权的专制统治体系是极为庞大的、专横的、高压性的，个人与之相比，太渺小，太卑微，太软弱了。这种极大与极小、极强与极弱的对比使中国人从民族性格上派生出一系列的特点：轻则缺乏主见，缺乏自信和独立人格，追随大流，胆小怯懦，畏惧强权，忍气吞声，逆来顺受；重则软弱可欺，甘于压迫，奴性十足。在中央集权的专制统治下，只允许皇帝和官员出头，不允许平民百姓出头，所以中国古往今来告诫人们不要出头的谚语多得很。当年伪军投敌，基层官兵多数是随大流，挺身反抗的人极少。时，十几个日本兵看管上千俘虏。实际上在那种情况下，如果有人带个头，大家就是用脚踩也把日本人踩成肉酱了，但就是没有一个人敢带这个头。抗日战争期间，在广大的沦陷区，一个班或者一个排的日本兵统治一个县城是司空见惯的现象。卑微懦弱的民族性格使中国人和日本人在对待强者的态度上大相径庭。对于强者，日本人一是钦佩，二是学习，三是征服，怀着敬佩的心情把你打倒。如对待张自忠，虽然尊其为“现代关公”，但想方设法加以打击，直至将其打。对待美国也是如此，你再强大也不怕，照样开战。中国人对待强者，一是敬佩，二是畏惧，三是躲避。敬畏，即敬而畏之，畏而避之，避不开就畏而服之，不是敬而学之。

当然，中国人当中并非没有顶天立地、叱咤风云的人物，但它并不标志中华民族的整体风格。大家可以想象，如果像谭嗣同、秋瑾、邹容、陈天华，像、吉鸿昌、张自忠、杨靖宇、赵尚志、那样的人多了，日本再强大也不敢于发动一场旨在灭亡中国的全面战争。

第三，中国的内乱和内耗给日本侵略者以可乘之机

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模式不仅决定了中国经济的封闭性，也决定了中国文化和民族性格的内向性，所有的需求和因需求而产生的矛盾摩擦，都是从内部解决而不是通过侵略扩张寻求解决途径。这就从根本上决定了封建的中国必定是一个对外讲和平、对内讲斗争的国家，内部矛盾和内部斗争相当激烈。

地域广袤但四周封闭的地理特点也从自然环境方面强化了这一状况。

中国的东面是大海，西面是阿尔泰山、天山，西南面是喜马拉雅山，南面是十万大山和大海，北面是荒漠和冰天雪地的西伯利亚。这种地理环境的特点是大而封闭。地大而物博，予取予求，应有尽有，无需向他国索取和掠夺；封闭则是指中国的四周不是高山即是大海，严重阻隔着中国与邻国的交往。这种大而封闭的独特的地理因素，强化了因小农经济而造成的中国民族性格和矛盾斗争的内向性。

国民党内部的激烈的派系斗争，不仅给外敌以可乘之机，而且直接促使一部分民族败类投入日本侵略者怀抱，在日本人的卵翼下残害自己的同胞。汪精卫也好，大大小小的伪军头目也好，有许多人投敌叛国的直接起因正是内部矛盾。

style="font-size: 18px;font-weight: bold;border-left: 4px solid #a10d00;margin: 10px 0px 15px 0px;padding: 10px 0 10px 20px;background: #f1dada;">个案工作模式之人本治疗模式

人本治疗模式也被称为当事人中心治疗模式，创始人是美国心理学家卡尔罗杰斯门（1902---1987）,这个社会工作实务模式主要受到了人本主义心理学的影响，早期社会工作的专业发展深深地受到了心理学发展的影响。社会工作专业的发展与心理学专业的发展表现出了令人惊奇的一致性。

一 人本治疗的理论背景

人本主义心理学通常被称为心理学中的第三思潮，之所以称之为第三思潮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因为西方心理学中心理分析、行为主义和人本主义共同构成了影响力的三大流派；另一原因则是因为人本主义的兴起和心理分析以及行为主义这两大思潮有着内在的关联性。人本主义心理学的兴起和发展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是对心理分析和行为主义两大心理学流派的结果。

相比较而言，弗洛伊德心理分析的主要研究样本是各种精神疾病患者，从这种角度出发，心理分析得出的结论是本能决定论，而且，通过精神疾病患者的研究进一步推论全体人类的普遍特征，心理分析的结论不可避免地笼罩上了一层浓重的悲观阴影；行为主义的研究样本主要是狗、鸽子、兔子等低级动物，行为主义将动物研究的结论进一步推广到人类整体，由此得出的结论是简单机械的环境决定论。

人本主义清晰地看到了这两种心理学的局限性，深人批判了心理分析和行为主义两大流派，在研究样本上选取健康和成功的人士，在研究方法上采用系统整体的观点，因此，人本主义彻底摒弃了心理分析的悲观主义和行为主义的机械主义，进而采取积极进取的乐观主义，由此开创了迎然不同的另一个心理学天地，这也是之所以称人本主义为第三思潮的另一重深层意义。

人本主义心理学的主要代表人物有罗杰斯和马斯洛，他们的共同主张是强调人的主体性，尊重人的价值，推崇人的自我实现，他们的研究主题突破了传统心理学的限制，主要集中在情爱、情感、热情、勇气、自我实现、高峰体验等异常明亮的关键词上，人本主义一扫心理分析和行为主义的阴影，为心理学带来了绚烂的阳光。

二 人本治疗模式的基本假设

任何一种治疗模式都会有不同于其他模式的基本假设，这种假设是此种模式成立的前提。人本治疗模式同样如此，相对来说，人本治疗模式并不注重具体的技术方法，而更加注重的是特定氛围的营适，囚此，人不治厅懊式的基不假夜耽显得亢力更妥，人平治疗模式的假设主要集中于以下几点：

1. 人性观

总体来说，人本治疗模式的人性观是积极的、乐观的。罗杰斯认为，人性的积极性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人性本善。罗杰斯认为从根本上来说，人性是香良的、理智的、仁慈的。每个人都具有自我成长、自我实现的内在驱动力，而不是像弗洛伊德所认为的那样人人所具有的只是原始的、混乱的、阴暗的本能欲望冲动。也不是像行为主义所认为的那样人只是一个消极被动的环境产物。此外，罗杰斯还强调，人有与他人和谐相处的愿望和能力，这种彼此的亲和力构成了文明社会的基础，这也和传藐的人性本涨的假设相冲突。

第二，潜能无限。罗杰斯认为，每个人郡有无穷的潜能，而且，罗杰斯对人的潜能充满极大的信心。每个人都是理性的，每个人郡有独特的价值，每个人郡应该得到应有的尊重，每个人都有权利表达目己的信念，问时，每个人都应该百能力享握自己的命运。

第三，自我实现。不仅是罗杰斯，还包括马斯洛，人不主义心理学家都非常强调人的自我实现的权利与可能。罗杰斯认为，每个人都应该对自己负责，每个人郡应该能够自立，每个人都应该实现自我，自我实现构成了人本主义最基本的人生理想和生活目标。此外，这种乐观的人性论还强调人的建设性，宣扬人的社会性，主张人的理想生活。

2. 自我概念

自我概念是普通心理学研究的一个基本命题，但是，人本主义心理学重新赋予了自我 概念积极的含义，并且构成了人本主义理论的核心概念。罗杰斯认为，自我概念指的是一个人对自己的看法，是一个人内心深处关于自己的主观看法。自我概念实质上是一套有组织的、连贯的、相对稳定的关于自己的界定，主要包括身体、社交、性、感情。喜好、理智、职业、价值观和人生哲学等九个方面，自我概念主要有这几个万面的自我看法所构成。此外，自我概念井不是一个僵化的存在，而是一个动态的发展过程，这意味看自找概念是可以改变的、能够培养的。之所以如此强调自我概念，是因为在罗杰斯看来，决定我们人类行为的不是我们习惯认为的客观的经验自我，而是主观形成的自我概念，换句话说，只有你自己才是你的真正主人，只有你自己才能改变你自己的行为！这个极其乐观的观点一直贯穿于人本治疗的模式之中。

3. 行为问题

正因为如此强调自我概念，所以，罗杰斯认为，人的行为问题产生的真正原因在于人不能接受自我，不能悦纳自己的情绪、需要和行为。许多案主主要是因为自我概念偏低、自我评价偏低、自我形象偏低，这种低下的自我概念进一步导致了案主的自我贬低。自我否定乃至自我仇视，最终导致案主为自己贴上了一个无能、无助的失败者标签。也正因为如此，罗杰斯认为，案主问题的真正解决不是依靠社工，而是依靠案主自身，只要案主能够打破内心深处的自我防御机制，增加自我了解．强化自我表达。最终接纳自我，案主的问题自然就会迎刃而解。罗杰斯的观点充满了乐观主义的色彩，尽管还附带有强烈的主观主义特征，但毕竟为我们重新勾勒了一个幸福新生活、描绘了一个美丽新世界！

4．工作目标

从这种乐观主义人性观和理想主义生活观出发，罗杰斯认为，人本治疗的工作目标主要有以下几点要求：

第一，对自己抱有比较实际的看法。

第二，比较有自信和比较有能力自主。

第三，能够对自己及其感受有较大的接纳。

第四，对自己持积极的看法和评价。

第五，较少对自己的经验做出压抑。

第六，行为表现比较成熟、比较社会化、适应能力较强。

第七，比较容易克服压力和挫败。

第八，性格比较健康，人具有一定的统合性。

第九，对他人能够积极接纳。

三 人本治疗模式的主要原则

罗杰斯对人充满信心，相信人的自我实现能力，坚信人的潜能无限，他认为，人天生具有自我实现的动力，而且，人天生具有自我实现的能力。之所以人会遭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主要是因为后天环境的局限，人的潜能被外在因素限制住了。相应地，在罗杰斯看来，人本治疗模式中社会工作者不是一个重要因素，案主本身才是真正重要的因素，罗杰斯非常反对指导性和干预性治疗方法，这非常鲜明地表现在他对于人本治疗模式工作原则的设定上，罗杰斯认为，人本治疗模式主要面对的是人而不是人所面临的问题，因此人本治疗模式的治疗原则就变得非常不同以往：

1．提供一种治疗氛围最根本

罗杰斯认为，每个人都有一种先天的自我实现能力，每个人都有一种无穷的潜能，只要有了适宜的环境，人的潜能就会发挥出来，人的自我就能得到实现，因此，对于暂时遇到问题的人来说，应该相信他有足够的能力可以克服，社工只要为案主提供一种良好的专业氛围就足够了。

2．人是真正的工作目标

罗杰斯认为，人本治疗模式的关键是以问题中的人为中心，而不是以人中的问题为中心。这个原则的确立使人本治疗模式的工作目标和服务中心直接以案主为中心，而不是忽视人，只考虑问题，也正因为如此，在人本治疗模式中，工作的主要目标应该是提高人的能力，推进人解决问题的能力。

3．引导案主自我实现

自我实现的人是马斯洛思想中的一个概念，代表了马斯洛关于人类的理想，自我实现的人是马斯洛通过对众多成功人士的共同归纳而得出的一种理想型，这种自我实现是自我潜能的发挥，自我愿望的实现。自我实现后来成了人本治疗模式的核心词，并且始终是人本治疗模式的理想目标，因此，如何积极地引导案主实现自我就成了人本治疗模式的最终目标。尽管自我实现的人相对比较难得，马斯洛还是充满激情地描绘出了自我实现的人的形象：

第一，他应该有一种谦虚的态度，乐意倾听别人，并勇于承认自己的有限和不足。

第二， 他的认识比较独立和自由，很少受到欲望、焦虑、恐惧、悲观以及盲目乐观等负面情绪的影响。

第三， 他的一个基本特征是富有创造性。

第四， 他有一个健康的自尊，他相信自己是有能力的、足够胜任工作的。

四 人本治疗模式的主要方法

尽管人本治疗模式自身还经历了一个不断的发展过程，但是，非常明显的是，在专业治疗理念上人本治疗模式表现出了不同于以往的一些特征，那就是反对社工的主导身份，倡导案主的自我成长，营造宽松氛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