束之高阁下一句是什么-束之高阁什么意思呀

1.谁知道历史上的诸葛亮是怎么害李严的？有读过史书的来回答一下。只看过小说的人别来了。

2.读书破万卷下一句

3.醉翁亭记的一切相关资料

谁知道历史上的诸葛亮是怎么害李严的？有读过史书的来回答一下。只看过小说的人别来了。

据《三国志·李严传》，事情大体上是这样的：蜀汉建兴九年(公元231年)，诸葛亮四出祁山，北伐曹魏，安排李严督运军粮。这时，李严已改名李平(为方便读者，以下仍称李严)，正以中都护的身份代理丞相府的政务，催办督运粮草自然是份内的工作。可惜李严的运气实在太差。这年夏秋之际，连降大雨，军粮无法如期运到前方。于是，李严就派人到军中说明情况和想法，请诸葛亮回师(呼亮来还)，诸葛亮也答应了(亮承以退军)。但是，当诸葛亮退兵的消息传来时，李严却故作奇异大惊小怪地说，唉呀，军粮很充足嘛，为什么要撤退(军粮饶足，何以便归)？又上表刘禅，说诸葛亮的撤军是“伪退”，目的是诱敌深入(欲以诱贼与战)。这当然不是事实，也会引起猜疑。诸葛亮只好把李严前前后后亲笔所写的书信都原原本本地拿出来给大家看(具出其前后手笔书疏本末)。这下子李严没有话说(辞穷情竭)，只能坦白交代，低头认罪(首谢罪负)。?

这就是李严被废的经过，明眼人一看便知其情节可疑。第一，犯罪动机不明。《三国志》的说法，是李严要推卸责任(解己不办之责)，嫁祸于人(显亮不进之愆)。前一条说得过去，后一条就有问题。李严的表文说得很清楚，诸葛亮的撤军是“欲以诱贼与战”。这明明是说他诱敌深入以退为进嘛，怎么会是“显亮不进之愆”呢？第二，作案手法拙劣。李严如果要陷害诸葛亮，他就不该这样前言不搭后语，也不该留下证据和把柄。以李严之聪明，岂能想不到将来诸葛亮会“具出其前后手笔书疏本末”？第三，只有一面之词。我们知道，蜀汉是没有史官的，也没有人为李严编文集。所以，李严的真实想法和说法，我们是永远都不得而知了。不过，正如北京大学田余庆教授《李严兴废与诸葛用人》一文所言，前述故事“过于乖谬，不符常情”，实在不像李严的所作所为。因此，田先生“颇疑其间另有文章”。?

当然是另有文章的。中国古代的政治，是一种暗箱操作的秘密政治。公布出来的材料，往往未必能够代表事情的真相，甚至是掩盖真相的。比如伏皇后的那封信，我就怀疑是曹操捏造的。诸葛亮当然不会伪造李严的信，却不等于李严的“罪行”和“罪证”只有这几封信。也就是说，李严肯定出了问题，但问题不会这么简单。?

不过这并不重要，第一，李严认了(辞穷情竭，首谢罪负)。这就说明，诸葛亮至少是抓住了李严的把柄。第二，众臣支持。据《三国志·李严传》裴松之注，诸葛亮上书时，联署者多达二十余人，包括魏延、杨仪、邓芝、刘巴、费祎、姜维。于是，李严被废黜为平民，流放到梓潼(郡名，治所在今四川省梓潼县)。三年后，也就是蜀汉建兴十二年(公元234年)，李严听说诸葛亮去世，也发病而。?

李严被废，对于蜀汉政权来说无疑是一件大事；而冰冻三尺，也绝非一日之寒。也就是说，诸葛亮恐怕早就想解决李严问题了。这次事件，只不过提供了一个机会而已。于是我们就有了一个问题：诸葛亮为什么要废掉李严？?

也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李严被废，是他争权夺利自取灭亡。另一种观点则认为，是诸葛亮玩弄权术排斥异己。这就针锋相对，我们也必须先把情况弄清楚了再说。?

情况大体上是这样的。据《三国志》之《诸葛亮传》和《李严传》，在刘备把诸葛亮和李严召到永安托孤以后，诸葛亮回到了成都，李严则留镇永安。刘禅继位，封诸葛亮为武乡侯，李严为都乡侯。诸葛亮开府治事，领益州牧；李严则假节(有尚方宝剑)、加光禄勋(宫廷卫队长)之衔。建兴四年(公元226年)，李严由辅汉将军晋升为前将军。辅汉将军是“杂号将军”，级别较低。前将军是“名号将军”，级别较高。而且，前将军还是关羽担任过的职务，可以说是给足了李严面子。建兴八年(公元230年)，李严又由前将军晋升为骠骑将军。据《后汉书·百官志》及注，将军当中，地位最高的是大将军，其次骠骑将军，又次车骑将军，再次卫将军，又再次前、后、左、右将军。大将军和骠骑将军“位次丞相”，车骑将军、卫将军，以及前、后、左、右将军则“位次上卿”。李严由前将军晋升为骠骑将军，地位又上升了一步。而且他的儿子李丰还被任命为江州都督，统帅江州军队。?

那么，这又有什么问题呢？?

表面上看，李严是步步高升。但和诸葛亮相比，却是处处不如。首先，诸葛亮在朝，李严在外。诸葛亮近在君侧，总揽朝政，无论大事小事都由他说了算(政事无巨细，咸决于亮)，李严可是一句话也插不上。实际上，由于李严留镇永安(今奉节)，后来又移驻江州(今重庆)，可以说是一直远离政治中心和权力中心。这对李严来说是不利的。由于远离成都，他无法参与朝政，难以辅佐少主，也疏远了官场关系，失去了表现机会。南征北战都没他的事，举贤荐能也没他的份；上上下下既疏于来往，扬名立万也不大可能。用现在的话说，李严有被“边缘化”的危险。他后来在官场斗争中败北，这不能不说是一个潜在原因。

这里面显然有一个谜，那就是李严为什么不入朝？是他自己不愿意呢，还是诸葛亮不让？托孤之后，诸葛亮回成都主持朝政，李严留永安镇守边关，从“以严为中都护，统内外军事，留镇永安”这句话看，这应该是刘备的安排。那么，刘备为什么要这样安排？这是临时的安排，还是长期的安排？如果是临时的，后来为什么不改变？如果是长期的，刘备的想法又是什么？可惜，关于这一切，我们都已经无法得知了。?

可以肯定的是，同为顾命的李严在很多方面都比不上诸葛亮。比方说，诸葛亮拥有自己的行政机关和官僚系统(开府治事)，李严就没有；诸葛亮兼任地方官员(领益州牧)，李严也不能。再加上一个在朝，一个在外，李严很明显地被比下去了。这当然会引起不平。于是李严就想，你这个正的顾命大臣可以兼任州牧，我这个副的就不能当个刺史？但是，当时的蜀汉只有一个州，就是益州，总不能一州之内又有州牧又有刺史吧？不过李严也有办法。据《三国志·李严传》和《华阳国志》，李严移防江州以后，曾向朝廷提出，以江州为中心划出五个郡，另外成立一个巴州，自己当巴州刺史，结果“丞相诸葛亮不许”。这当然又让李严不爽。过了几年，李严又向朝廷提出要开府。理由也很正当：在曹魏，并受魏文帝曹丕之遗诏，共同辅佐魏明帝曹叡的四位顾命大臣——曹真、陈群、曹休、司马懿，可都是开府的。结果，这个要求又被拒绝。不过，诸葛亮也给了李严补偿，就是表荐李严的儿子李丰为江州都督，以提高其待遇(隆崇其遇)。?

这就是李严与诸葛亮关系的大概。据此，一些历史学家认为，李严被废，完全是咎由自取。为什么呢？因为李严身为顾命大臣，既不见他出谋划策建设国家，又不见他出生入保卫国家，却只见他争权夺利以权谋私，而且不择手段。比方说，他的“求以五郡为巴州刺史”，是在什么时候呢？大约是在蜀汉建兴五年(公元227年)。当时，魏文帝曹丕已经去世，魏明帝曹叡已经继位。诸葛亮为了相机北伐，要调李严之兵进驻汉中。李严接到命令，推三阻四，拖拖拉拉，却要求划出五郡，建立巴州，让他当刺史。这不是讨价还价是什么？建兴八年(公元230年)，诸葛亮准备西出祁山，打算让李严镇守汉中。李严却趁机大谈司马懿等人开府的事，实际上是借司马懿说自己。这不是敲诈勒索又是什么？?

更为严重的是，据《三国志·李严传》裴松之注引《诸葛亮集》，此前李严还曾写信给诸葛亮，劝他“宜受九锡，进爵称王”，结果被拒绝。李严为什么要怂恿诸葛亮受命称王呢？一种可能是为了自己要官，先鼓动别人要官。还有一种可能，就是要陷孔明于不义。上一集我们讲过，此时的诸葛亮，权力和地位颇似当年的曹操。曹操爵封县侯(武平侯)，官任丞相，开府治事，兼领州牧(冀州牧)。诸葛亮也是爵封县侯(武乡侯)，官任丞相，开府治事，兼领州牧(益州牧)。如果再来一个受九锡，称某王，那就和曹操毫无区别一模一样了。显然，无论何种可能，李严都是不怀好意。?

如此看来，李严的人品十分可疑。所以，余明侠先生的《诸葛亮传》就说李严“完全是一个奸诈自私、阴险残忍、不以国事为重的恶劣分子”。将其废黜，可谓天经地义。

不过这事也有两说。第一，所谓李严自私自利(所在治家)，滥施恩惠(尚为小惠)，沽名钓誉(安身求名)，不以国事为重(无忧国之事)，只是诸葛亮的一面之词，缺乏证据。第二，李严没有起到辅臣作用，是因为他不在朝廷，使不上劲，不能怪他。第三，李严要求当刺史，要求开府，也不能简单地说就是争权夺利，跑官要官。因为他这位“副顾命大臣”的权力、地位、待遇，与那位“正顾命大臣”相比，实在是相去甚远。所以尹韵公先生的《李严之废》一文，就认为李严是在“光明正大、理直气壮地”争取和捍卫自己的合法权益。为此，李严甚至想出了劝诸葛亮“宜受九锡，进爵称王”的馊主意。在尹先生看来，李严此举，是“存心让诸葛亮难堪”。结果，诸葛亮“大为恐慌”，不得不立即回信表*迹。诸葛亮说，如果灭了曹魏，杀了曹叡，和诸位一起受封，即便十锡我也敢接受，何况九锡(虽十命可受，况于九邪)？这话说得大义凛然，却也大犯忌讳。什么叫“十命可受”？曹操只不过受了九命，就被大家骂得半；诸葛亮如果当真受了十命，又会怎么样呢？?

由此也可见李严相煎之急。这在赞成诸葛亮的人看来，就是“猖狂进攻”。但在赞成李严的人看来，则无妨说是“维权行动”。尹韵公先生就认为，李严已经看出，诸葛亮“没有把他这位托孤同事放在眼里”，处处“排挤、压制、冷落”他这个副手，还时时“予以掣肘”，李严当然会“不示弱，不服气，不买账，伺机反扑”了。?

或许有人会问，诸葛亮为什么就不能给李严一些权力呢？尹韵公先生认为，就因为诸葛亮是一个“权欲极盛的政治家”。他的作风，是“大权独揽，小权也不分散”(按即所谓“政事无巨细，咸决于亮”)。哪怕同为托孤，也得束之高阁，而李严偏不吃这一套。也就是说，李严的悲剧，就在于他不愿意当一个有名无实的顾命大臣，而“擅权心烈的诸葛亮”则“根本不愿、也不容他人染指最高权力”，这才水火不能相容。结果，“善于玩权的诸葛亮”逮住了“李严送上门来的过失”，一出手就把他打翻在地，再也没能翻过身来。?

好了。现在我们已经有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意见。按照以余明侠先生为代表的历史学家的看法，严亮之争的实质，是李严争权夺利猖狂进攻，诸葛亮顾全大局一让再让。其斗争轨迹则是：进攻，忍让；再进攻，再忍让；直至李严自我暴露自取灭亡。相反，按照以尹韵公先生为代表的历史学家的看法，严亮之争的实质，是诸葛亮擅权心烈打压同事，李严奋起维权据理抗争。其斗争轨迹则是：打压，抗争；再打压，再抗争，直至李严出师不利头破血流。?

这实在是太有趣了。?

余明侠和尹韵公都是严谨的历史学家，他们根据的材料，都是正史所载，没有戏说，所说也都不无道理，得出的结论却大相径庭。这说明什么呢？说明以人品和道德来看历史事件，这条路是不通的。就事论事也不行。我们知道，的导火线常常是些小事情。小事情引发大事件，背后必有大原因。何况诸葛亮是大政治家，他作为蜀汉政权的掌门人，考虑的一定是大局、全局。所以，即便认定李严是小人，是“恶劣分子”，把诸葛亮和他的斗争仅仅看作君子与小人之争，也是小看诸葛亮的肤浅之见。何况李严是不是小人，还很难说。?

那么，诸葛亮考虑的大局又是什么呢？?

这就必须追溯到刘备的永安托孤。也就是说，刘备托孤时，为什么要安排李严这样一个被尹韵公先生称之为“第二提琴手”的人物？谁都知道，刘备“天下枭雄”，一生征战，见多识广，虑事周全。他的安排，肯定不是一时性起，而是出于深思熟虑。问题仅仅在于：刘备考虑的是什么？?

田余庆先生回答了这个“哥德巴赫猜想”。田先生的《蜀史四题》一书认为，“亮正严副”的托孤安排，乃是为了消除隐患，巩固政权；而蜀汉政权的最大隐忧和祸患，不在曹魏、孙吴，恰恰就在蜀汉政权内部。正是这一内部矛盾，让刘备的托孤非同寻常。?

于是我们就要问：是这样的吗？?

是。我们知道，刘备建立的蜀汉王朝或者蜀汉政权，是由三股政治势力组成的。第一股是“本土势力”，包括原仕洛阳的益州官僚和仕于益州的本土豪强，我们统称之为“益州集团”。第二股是“刘璋旧部”，包括追随刘焉父子入蜀的和后来投靠刘璋的，我们统称之为“东州集团”。第三股是“刘备亲信”，包括刘备的骨干(如关羽、张飞)和后来投靠刘备的(如马超)，我们统称之为“荆州集团”。这三股力量，由于有一个先来后到的关系，就形成了一种错综复杂的主客新旧矛盾。刘焉父子入蜀时，益州集团是主，是旧；东州集团是客，是新。主客新旧之间，曾大打出手刀兵相见。刘备入蜀以后，关系就变了。原本是客是新的东州集团，变成了主，变成了旧。主客新旧矛盾，则变成了荆州集团与益州、东州两个集团的矛盾；而东州、益州两个集团的矛盾，也依然存在。刘备的蜀汉政权，就是建立在这三重矛盾之上的，这可不是什么好玩的事。?

更不好玩的是，刘备在猇亭和夷陵一败涂地，这就难免让一些原本就心怀不满的人蠢蠢欲动。据《华阳国志》，刘备败退永安后，十一月生病，十二月汉嘉太守黄元就反了(次年三月被剿)。而据《三国志·诸葛亮传》，刘备去世后，南中地区各郡居然全都反了(南中诸郡，并皆叛乱)。可以这么说，刘备建国，基础不牢；夷陵战败，地动山摇。?

这无疑是让刘备深感忧虑的事情，而为他可以分忧的只有诸葛亮。这是刘备要“托孤于丞相亮”的原因。那么，为什么又要以李严为副呢？因为另外两股力量也不能不考虑。也就是说，所谓“旧人”当中，也应该有代表人物，而李严是最合适的。据《三国志·李严传》，李严原本是荆州人(南阳)，曾经在刘表手下做事，因为能干而名扬一时(以才干称)。曹操南下，刘琮投降，李严却西行投奔了刘璋。刘备入蜀，李严又率众投降了刘备。所以，刘备选中李严，除清代何焯《义门读书记》提出的“蜀土故臣，宜加奖慰”；“荆土归操，严独西归”；“理民治戎，干略亦优”三个原因外，恐怕还因为他在所谓“旧人”中，和刘备的“荆州集团”关系最好，也最密切。?

当然，更重要的还是他的代表性。前面讲过，蜀汉政权是由三股政治势力组成的，而这三股政治力量在刘备心中的分量是不一样的。从当时政权的结构不难看出，荆州集团是政权主体，东州集团是团结对象，益州集团是防范对象。这并不奇怪，因为以刘备为首的荆州集团是一股新的外来势力。他们要在益州站稳脚跟，不能不团结依靠比他们来得早一些的外来势力。这就是东州集团。东州集团半新半旧，亦客亦主，正好可以起到一种沟通新旧双方的作用。这样一来，属于东州集团又亲近荆州集团的李严，便成了刘备寄予厚望的人选。?

实际上刘备的这一安排的用心极深。首先，它体现了处理新旧关系的基本原则。这个原则虽无明文记载，却不难从蜀汉政权的官员任命中看出，那就是“后来居上，不容颠倒；以我为主，兼容三方”。因为要“以我为主”，所以诸葛亮为正；因为要“兼容三方”，所以李严为副。也就是说，刘备的托孤，是用人事安排的方式留下了自己的政治遗嘱。这也是后来诸葛亮能够废掉另一位顾命大臣的政治底气——此人挑衅了“后来居上”的原则。?

但这只是“首先”，还有“其次”。其次就是刘备的“帝王心思”了。据《三国志》之《李严传》、《先主传》和《诸葛亮传》，刘备将李严召到永安，拜为尚书令，是在章武二年(公元222年)，月份当在十月。召诸葛亮到永安则是在第二年，即章武三年(公元223年)的二月。从两个人到达永安的时间和“严与诸葛亮并受遗诏”这句话看，刘备对诸葛亮说“如其不才，君可自取”时，李严很可能是在场的，至少也是知情的。这就很有意思了。有什么意思呢？一方面，刘备是在告诉李严：诸葛亮是朕最信任的人，信任到可以让他“自取”的程度，你不要挑衅他的地位！因为李严作为“旧人”的代表，既可能维系新旧关系，也可能促成旧人异动。这是一把双刃剑，不能不防患于未然。因此田余庆先生认为，诸葛亮的角色是打鬼的钟馗，而且“这个鬼就是李严”。?

不过，依我“小人之见”，事情恐怕没有那么简单。或者说，李严未必这么理解。李严很可能认为，刘备是在“用为君的两手对付为臣的两手”，否则为什么安排他留镇永安？无非是在暗示，如果诸葛亮当真取刘禅而代之，他李严就可以从永安出兵勤王。这是李严敢于和诸葛亮抗衡的政治底气。正因为这样，他才要求开府，要求当巴州刺史，才写信要诸葛亮接受九锡，晋爵称王，也就是看看诸葛亮是不是有“不臣之心”。他认为这是在执行刘备的政治遗嘱，所以理直气壮。

当然，这些都是猜测。我们还是愿意善意地相信，刘备的愿望，只不过是新人旧人和衷共济，荆州、东州、益州三个集团同心同德。?

现在看来，刘备虽然用心良苦，但他的愿望还是多少有些落空。一方面，诸葛亮的手太紧，只肯让名，不肯让权。另方面，李严的表现也让人失望。第一，自视甚高，难以共事。当时的民谚有“难可狎，李鳞甲”的说法，意思是李严的身上有鳞甲，轻易碰不得(乡党以为不可近)。这一点，《太平御览》引《江表传》和《三国志·陈震传》都有记载。第二，朝秦暮楚，挑拨离间。据《三国志·陈震传》，诸葛亮曾写信给蒋琬和董允，说我原本以为李严只是不好合作，不惹他就是(吾以为鳞甲者但不当犯之耳)，没想到他还会有“苏张之事”。所谓“苏张之事”，也就是像苏秦、张仪那样搞“穿梭外交”。这在政权内部就是破坏安定团结了。第三，拥兵自重，分庭抗礼。比如他要当巴州刺史，在诸葛亮看来就是要搞独立王国。他要求开府，在诸葛亮看来就更是对抗中央。?

这就让诸葛亮为难。诸葛亮深知，作为丞相，他要做的工作，是巩固新人地位，稳定旧人情绪，协调新旧关系，消除新旧界线。这是他对李严一让再让的原因。但是，团结不能是无原则的。李严既然挑衅了“以我为主，后来居上”的原则，那就只能假借理由废了他，哪怕这口实“难于置信”(田余庆先生语)。?

现在可以得出结论：诸葛亮废黜李严，有近因，有远因，有表面原因，有根本原因。根本原因就是益州、东州、荆州三股政治力量构成的蜀汉政权内部矛盾；而诸葛亮毅然废黜李严，则归根结底是为了一劳永逸地解决这一矛盾，实施依法治蜀。依法治蜀，是诸葛亮解决新旧矛盾的根本之策。

读书破万卷下一句

读书破万卷”中的“卷”不是竹简，“竹简”称“册”，这个“册”就是一个竹简的象形字。

“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是唐代大诗人杜甫的名句。后人对这两句诗作过不同的解释，清代仇兆鳌的《杜诗详注》，对于“读书破万卷”中的“破”字举有三说，一曰：“胸罗万卷，故左右逢源而下笔有神”。二曰：“书破，犹韦编三绝之意。盖熟读则卷易磨也”。三曰：“识破万卷之理”。这三说，集中地反映了对“破”字的不同理解。概括起来就是：突破、磨破、识破。

所谓“突破”，即多读而“胸罗万卷”，就是说要博览群书。汉代著名思想家王充说：“人不博览者，不闻古今，不见事类，不知然否，犹目盲耳聋鼻痈者也。”古今中外，任何一个有杰出成就的学者大家，无一不是勤奋好学、博览群书者。王充本人一生读书近一万三千卷，“博通众流百家之言”，所以他才能写出《论衡》这部伟大著作。

所谓“磨破”，即熟读而致“书破”。孔子晚年读《周易》，竟使编联竹简的牛皮绳多次磨断，即所“谓韦编三绝”。根据实际需要，选出一部分书籍反复阅读，深入理解，加深记忆，这是行之有效的读书方法。苏东坡有诗云：“故书不厌百回读，熟读深思子自知。”这是经验之谈。有书不读，束之高阁，书无异于废纸；读书囫囵吞枣，一览而过，“按册子便在，掩了册子便忘”。读得再多又有何益？

所谓“识破”，即精读而透彻理解书中之理。精读，一要抓住重点，宁精勿杂；二要深入钻研，务求精通。“书富如海，百货皆有，人之精力，不能兼收尽取”，所以读书要善于选择，取其精华，不可滥读。选好了重点，确定了主攻方向，就要深入、刻苦钻研，直到真正弄懂弄通为止。宋代哲学家陆九渊说：“学必无所蔽而后可”。意思是说，学习一定要达到没有迷惑不解的地步才可以。如果读书不注意识理，漫无目的，一味多读，必然如郑板桥所说：“读书破万卷，胸中无适主”。

不论取“破”字的何种涵义，“读书破万卷”都是适用于专门搞学术研究的人，而不适用于一般的中小学生。对于做学问的人来说，是“万卷虽多当俱眼”。唐代的书，一卷少则几千字，多则上万字，万卷书不过一亿字。相当于现在32开本500页的书300本的文字量。对于专门从事学术研究的人来说，这个阅读量是远远不够的。因此，杜诗中的“万”字应取其非常多之意，即“多读胸中有本”。对于中小学生来说，主要任务是按照教材要求学习知识，主要目的是为进一步深造打基础。“读书破万卷”，一是没有必要，二是难以办到。因此，中小学生不要盲目地去“破万卷”，而应该注重“吃透一本，触类旁通”。

醉翁亭记的一切相关资料

《醉翁亭记》赏析

《醉翁亭记》作于宋仁宗庆历六年（1046），当时欧阳修正任滁州太守。欧阳修是从庆历五年被贬官到滁州来的。被贬前曾任太常丞知谏院、右正言知制诰、河北都转运按察使等职。被贬官的原因是由于他一向支持韩琦、范仲淹、富弼等人推行新政，而反对保守的吕夷简、夏竦之流。韩范诸人早在庆历五年一月之前就已经被先后贬官，到这年的八月，欧阳修又被加了一个亲戚中有人犯罪，事情与之有牵连的罪名，落去朝职，贬放滁州。

欧阳修在滁州实行宽简政治，发展生产、使当地人过上了一种和平安定的生活，年丰物阜，而且又有一片令人陶醉的山水，这是使欧阳修感到无比快慰的。但是当时整个的北宋王朝却是政治昏暗，奸邪当道，一些有志改革图强的人纷纷受到打击，眼睛睁地看着国家的积弊不能消除，衰亡的景象日益增长，这又不能不使他感到沉重的忧虑和痛苦。这是他写作《醉翁亭记》时的心情，这两方面是糅合一起、表现在他的作品里的。

《醉翁亭记》写得格调清丽，富有诗情画意。这篇散文写了两部分内容：第一部分，重点是写亭；第二部分，重点是写游。而贯穿全篇的却是一个“乐”字。为了领悟这醉翁之意，就让我们来共同观赏一下醉翁亭的山水之美吧。

文章一开头是“环滁皆山也”这一句经过千锤百炼的句子，笔墨少而含量大，一下子把群山环抱的滁州的壮丽山景展示在你的眼前，联绵不断，巍峨壮观。当你正为宏伟的群山陶醉时，作者又提醒你注意“西南诸峰”，那里树林和山谷尤其美好。当你正被“西南诸峰”吸引时，他又告诉你，再往远看，那树木繁茂，幽深而秀丽的，就是琅琊山。这样，从群山到诸峰到琅琊，由远而近，尽收眼底。再进山走六七里路，渐渐听到潺潺的水声，一条山泉从两座山峰之间奔泻而出，这就是酿泉。这里作者把视觉形象和听觉形象糅合在一起，静的山景和动的酿泉，相映成趣。当你还来不及饮一口甘冽的清泉水，又峰回路转，忽见有一亭子，紧靠在泉边，四角翘起，犹如鸟儿展翅欲飞，这就是醉翁亭。于是，一幅群山巍巍，山泉潺潺，飞亭展翅，山、泉、亭相互辉映的秀丽山水图，生动形象地呈现在人们面前。接着，作者探根寻源，指明建亭的就是和尚智仙，给它取名的，就是太守。太守自称“醉翁”，所以也就叫此亭为醉翁亭。为什么身为太守的欧阳修常同客人来这里喝酒呢？为什么喝得不多就醉了呢？为什么欧阳修到滁州当地方官的时候正是壮年，却自称是“翁”呢？不言而喻，这里面蕴含着他遭受贬谪，才能不得施展，理想不得实现，不得已而只好借酒浇愁的郁闷和悲苦！“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欣赏山水之乐，虽乐中寓悲，但毕竟可以谴愁，这就为第二部分写游之乐奠定了基础。

醉翁亭的山水是美的，醉翁亭的山间景物，由于朝暮的变化和四季的变幻，显得更加美丽可爱。清晨旭日东升，霞光璀璨，雾消露散，青山苍翠，清新宁静；傍晚夕阳西下，暮霭云集，山岩洞穴，昏暗幽静，令人陶醉。春天，野花竞开，幽香扑鼻；夏天，秀木繁茂，浓荫蔽日；秋天，风霜高洁；冬天，水落石出。四季变幻，奇景叠山。欣赏醉翁亭的山景，乐趣是无穷无尽的。

观赏醉翁亭变幻的山景，固然其乐无穷，但在醉翁亭观看人们行游，并在那里宴饮，更是别有一番乐趣。背着东西的，边走边唱；走累了的，在树下休息，怡然自得。人们前呼后应，老人小孩，往来不绝。这里有静有动，有声有态，描绘了一幅生动的滁人游乐图。接着又写到肥鱼泉酒、山肴野蔬的太守宴，以及夹杂在众人一片欢乐之中的“苍颜白发，颓然乎其间”的太守醉态。在极写欢乐中，把太守复杂的心境，也微妙地表达出来了。

最后作者从禽鸟之乐，宾客之乐及太守之乐的不同内容和感情的对比中，推论出“禽鸟知山林之乐，而不知人之乐；人知从太守游而乐，而不知太守之乐其乐也。”醉了，能与民同乐；醒了，能写《醉翁亭记》一文的，就是太守欧阳修。笔墨简练含蓄，寓意深远。

《醉翁亭记》确是一篇风格清新、摇曳生姿、优美动人的抒情散文。作者对滁州优美山水风景的讴歌，对建设和平安定、与民同乐的理想社会的努力和向往，尤其是作者委婉而含蓄地所吐露的苦闷，这对宋仁宗时代的昏暗政治，无疑在客观上是一种揭露，这些自然都闪烁着思想光芒。尤其是这篇文章的语言，准确、鲜明、生动、优美，句式整齐而有变化，全文重复运用“……者……也”的句式，并且连用二十一个“也”字，增强文章特有的韵律。这些方面，都是可资借鉴的

欧阳修散文的艺术成就及其影响

欧阳修是我国十一世纪中期的重要作家，他的散文、诗、词在北宋文坛上都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被公认为当时的文坛领袖、古文运动的领导者。尤其是散文的成就，最为突出。他一方面在继承唐代著名散文作家韩愈、柳宗元、李翱等人的创作基础上，创造出自己的特有风格，同时对于当时以及其后明、清两代的一些著名散文作家的创作，也具有重大的影响。

中国的散文，自周、秦以来，曾经放射过灿烂的光芒，出现过象左丘明、孟轲、庄周、贾谊、司马迁、刘向、班固等杰出的作家。但自两晋、南北朝一直到唐代中期，绮丽*靡的骈俪文盛行，使文风受到重大的破坏。以韩愈、柳宗元为代表的唐代古文运动，可以说是一场重大的文艺改革。所谓古文运动，就是恢复古代的散文创作，以区别于当时的骈文。韩愈、柳宗元在这次运动中著有很大的功绩。

欧阳修在北宋中期所领导的新古文运动，可以说是唐代韩柳古文运动的继续。在宋初西昆体作者杨亿、刘大年等继续提倡晚唐、五代浮华轻靡文风的影响下，宋初文坛一度极端崇尚“穷妍极态”的文风，韩愈的文集早已束之高阁，连名字都很少有人提到。欧阳修和他的同志尹诛、梅尧臣、苏舜钦等人，便在这样恶劣的环境中，担负起文艺改革的重任。

欧阳修在《记旧本韩文后》一文中，记述他少年时从废书麓中得到韩愈的文集后，如何补缀校订，广为宣传，终于改革文风，达到“学者非韩不学”的盛况。欧阳修平生以韩愈的继承人自命，当时人也以此评价他。苏轼就说过：“欧阳子，今之韩愈也。”（《居士集序》）欧阳修学习韩愈，主要的成就不是在道统上继承“文以载道”的那一套，而是在散文的创作方面，将思想内容与艺术形式统一起来，强调作品必须有作者个人的特色，艺术风格必须有独创性，反对因袭模仿。因此他虽然标榜学习韩愈，但能戛戛独造，自成一家，创造出一种与韩文不同的散文风格。总的说来，韩文以气势雄壮见长，欧文则以情韵优美见长。清人袁枚在《随园诗话》中有这样一段话：“欧公文学韩而颇不似韩，此公文之所以能于八家中自树一帜也。”这种看法是很中肯的。

韩愈领导唐代古文运动，提倡写作要“文从字顺”，但事实上他有一些作品如《曹成王碑》、《平淮西碑》等，有意识地摹仿尚书等古代经典著作，生吞活剥，读起来觉得诘屈聱牙。柳宗元有一些作品如《晋问》、《起废答》也还存在较浓厚的六朝骈俪气息。欧阳修的作品就不同，可以说是完全做到平易自然的地步。宋人罗大经在《鹤林玉露》中说：“韩柳犹用奇重字，欧苏惟用平常轻虚字，而妙丽古雅，自不可及”。自唐代以来的文艺改革运动，在欧阳修的散文里，可以说是完成任务了。

欧阳修在散文写作方面的成就，是在学习司马迁、韩愈等前代作家创作的基础上，将议论、叙事、写景和抒情融合而成为情文并茂，无所不可的创作方法，充分发挥不受对偶声调束缚的散文写作的优越性。以作品的内容而言，欧阳修的散文善于叙事，善于写景，善于抒情，具有一定的思想性。就写作的技巧而言，欧阳修的散文善于用宕笔，善于用疏笔，善于吞吐夷犹，善于抑扬顿挫。读起来感到层次曲折，气势流畅，音节铿锵，情韵优美，具有很高的艺术性。苏轼说他的散文“论大道似韩愈，论事似陆贽，记事似司马迁（《居士集序》）。十分概括地说明欧阳修在继承前代作家写作方面所取得的成就。

欧阳修的写作态度是极其认真严肃的。他自己说“予平生文章，多得之三上，谓马上、枕上、厕上也，惟此可以稍构思耳”（《归田录》）。可见他对于写作态度的认真，虽行路休息时也不肯放过。对于已经写好的作品，一感到不惬意，便立即改正。著名的《醉翁亭记》，开始写环滁山名，有好几百字，最后改定时，只剩下“环滁皆山也”五个字。到了晚年自定文集时，寒冬天气还工作到夜深，可见他写作态度的严肃。

欧阳修文集中的一部分墓志铭、诗文集序和园亭杂记最能代表他的散文风格，也是艺术性最突出的部分，以下试就这几方面略加论述。

（一）关于墓志一类的作品，在欧阳修的文集中，分量几乎占到一半以上。本来在韩愈柳宗元的作品中，有关墓志一类的文章，都占有很大的比重，替人说好话，在当时是一笔很可观的收入，韩愈因此而受到谀墓之讥。在欧阳修所作的墓志中，谀墓之处当然也在所难免，但主要的是在作者为一些好友如石曼卿、苏子美、梅圣俞、江邻几、尹师鲁等人所作的墓志中，却创造出作者特有的情文并茂的风格，具有一定的文学价值。

北宋是一个积弱的王朝，从建国开始，就采取对内镇压对外屈辱的政策。到了中期，阶级矛盾已经发展到非常尖锐的程度，不但广大农民备受官僚地主阶级的残酷剥削，即是一般没落的中小地主阶级也受到当权派的压制，感到政治上没有出路。这个阶层中的一些人物，曾经希望在政治上有所改革，但结果都归于失败，因此往往宦途失意，潦倒终身。欧阳修本人也出身于没落的下层官僚家庭，早年宦途也备历坎坷。因此既与他们有深厚的友谊，又深切同情他们的遭遇，为他们所作的墓志中，大多是有血有肉、有声有色的作品。下面是《黄梦升墓志铭》中间的一部分：

予少家随州，梦升从其兄茂宗官于随。予为童子，立诸兄侧，见梦升年十七八，眉目明秀，善饮酒谈笑，予虽幼，心已独奇梦升。后七年，予与梦升皆举进士于京师，梦升得丙科。初任兴国军永兴主簿，怏怏不得志，以疾去。久之复调江陵府公安主簿，时予谪夷陵令，遇之于江陵。梦升颜色憔悴，初不可识，久而握手嘘嚱饮以酒，夜醉起舞，歌呼大噱。予益悲梦升志虽衰而少时意气尚在也。后二年，予徙乾德令，梦升复调南阳主簿，又遇之于邓。间尝问其平生所为文章几何，梦升慨然叹曰：“吾已讳之矣，穷达有命，非世之人不知我，我羞道于世人也”。求之不肯出，遂饮之酒，复大醉起舞歌呼，因笑曰：“子知我者”。乃肯出其文，读之博辩雄伟，意气奔放，若不可御。予又益悲梦升志虽困，而文章未衰也。

描写一个下层官僚知识分子的僚倒形象，真是栩栩欲生。读来如闻其声，如见其人。

（二）关于序跋一类的作品，最突出的是欧阳修所作的《五代史》，在二十四史中有很高的地位，为历来史学家和散文家一致公认。二十四史中素以《四史》为最善，以文章而言，《史记》豪宕、《汉书》整饬、《后汉书》简炼、《三国志》疏淡，各有特色。此外就要算《五代史》了。清人赵翼在《廿二史札记》中，对《五代史》的评价是：“不惟文笔洁净，直追史记，而以春秋笔法，寓褒贬于纪传之中，则虽史记亦不及也”。这种评论，虽然站在传统的史学家立场上，但《五代史》方笔洁净老练，的确是很突出的。尤其是那几篇序文如《伶官传序》、《宦者传奇》、《一行传序》，既是沉痛的史论，又是优美的散文。近千年来，早已脍炙人口，被公认为是《史记》以后最杰出的史论。下面是《伶官传序》的后半部分：

方其系燕父子以组，函梁君臣之首，入于太庙，还矢先王，而告以成功，其意气之盛，可谓壮哉！及仇雠已灭，天下已定，一夫夜呼，乱者四应，仓皇东出，未及见贼，而士卒离散，君臣相顾，不知所归。至于誓天断发，泣下沾襟，何其衰也！岂得之难而失之易欤？抑本其成败之迹，而皆自于人欤？书曰：“满招损，谦受益，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自然之理也。故方其盛也，举天下之豪杰，莫能与之争；及其衰也，数十伶人困之，而身国灭，为天下笑。夫祸患常积于忽微，而智勇多困于所溺，岂独伶人也哉。

感慨淋漓、抑扬顿挫，兼而有之。无怪明人茅坤评为“千年绝调”。

欧阳修为一些好友所写的诗文集序，也摆脱前人创作的规律，创造出自己的风格。《释秘演诗集序》和《释惟俨文集序》通篇以作者好友石曼卿和这两个和尚的交谊为骨干，极力摹写石曼卿的怀才不遇和这两个和尚的不合时宜，至于诗文集序的主题，只轻轻一笔带过。通篇章法变化，笔势腾挪，波澜壮阔，可以说是两篇有代表性的作品。

（三）关于杂记一类的作品，唐宋以前，可以郦道元的《水经注》为代表，描写山水极其出色。柳宗元的山水杂记，在继承《水经注》的基础上，字锻句炼，穷态极妍，使读者加入深山空谷，有一种冷寂幽峭之感。欧阳修的园景杂记，则完全不同，可以说是兼有幽雅和富丽两种特点，使读者如身入景色秀美的园林，极赏心娱目的能事。《醉翁亭记》和《真州东园记》是欧阳修的两篇独创一格的杂记，他的儿子欧阳发说是前未有其体。《醉翁亭记》连用二十个也字，将醉翁亭的动态、静态、风景、人物全部包括在内，为历来读者所传诵。著名词人秦观评论说：“《醉翁亭记》用赋体”。《真州东园记》通过园主许子春之口，将东园的今昔兴废，作具体的对比，一座繁华富丽的园林，便跃然纸上。下面是文中的一段：

园之广百亩，而流水横其前，清池浸其右，高台起其北。台，吾望以拂云之亭；池，吾俯以澄虚之阁；水，吾泛以画舫之舟。敞其中以为清宴之堂；辟其后以为射宾之圃。芙渠芰荷之的历，幽兰白芷之芬芳，与夫佳花美木，列植而交荫，此前日之苍烟白露而荆棘也。高甍巨桷，水光日景，动摇而上下，其宽闲深靓，可以答远响而生清风，此前日之颓垣断堑而荒墟也。嘉时令节，州人士女，啸歌而管弦，此前日之晦冥风雨，鼪鼯鸟兽之嗥音也。

《丰乐亭记》也以善用宕笔著名，下面是其中的一段：

修尝考其山川，按其图记，升高以望清流之间，欲求晖、凤就擒之所，而故老皆无在者，盖天下之平久矣。自唐失其政，海内分裂，豪杰并起而争，所在为敌国者，何可胜数。及宋受天命，圣人出而四海一，向之凭恃险阻，刬削消磨，百年之间，漠然徒见山商而水清，欲问其事，而遗老尽矣。

上面先说“故老皆无在者”，下面又说“而遗老尽矣”，似重复而实非重复，行文极腾挪跌宕之能事，这就是后来散文家所艳称的“六一风神”。（欧阳修别号“六一居士”）

此外，《岘山亭记》抚今思昔，神韵缥缈。《有美堂记》笔势夭矫层层深入，突出有美堂，均属杂记中的杰作。

清人姚鼐归纳前人散文风格为“阳刚”与“阴柔”两大类。所谓“阳刚”的文章，气势雄伟，是壮美。“阴柔”的文章，情韵幽雅，是优美。欧文可说是“阴柔”一类的代表作。同时的著名散文家曾巩和苏辙，风格也很相近，尤其是曾巩，受欧阳修的影响最深，文章雍容醇雅，因此后人并称为欧曾。

明代是一个八股文乌烟瘴气的时代，文风极其颓靡卑下。高一点的以摹拟古人为能事，所谓“文必汉魏、诗必盛唐”。当时文坛上有名的前后七子，如李攀龙、王世贞等都制造出大量的假古董。这些作品，只有躯壳，没有灵魂，只有摹拟，没有创造，根本谈不上有什么文学价值。到中叶以后，茅坤、归有光提倡学习唐宋，提倡“文从字顺”，这就是拟唐宋派对拟汉魏派的斗争。归有光以抒情小品文见长，写出了一些文学价值较高的作品，如《先妣事略》、《寒花葬志》、《项脊轩志》等，情感真挚，描写真切，文字平易流畅，很能感动读者，可以说是欧阳修以后最能得其神似的了，只不过是规模较小而已。

到了清代，桐城派古文盛行。其领袖人物方苞、姚鼐等论文，俱以雅洁为宗，也以神韵为努力的方向。在学习前代作家方面，则标傍近宗归有光而远溯欧曾。在他们的作品中，如刘大櫆的《游浮山记》、姚鼐的《登泰山记》等，受欧阳修的影响很深。林纾就说过：“惜抱（指姚鼐）慕韩而近欧”。总的说来，桐城派的散文风格偏重于“阴柔”一面，因此，以欧阳修为主要的学习对象，就势所必然了。

《醉翁亭记》中“而”字的妙用

《醉翁亭记》是散文中别出一格特具风采的名篇，也是体现欧阳修散文风格的代表作。历来人们称赞文中多用陈述句，并以二十一个“也”字作句尾，形成一种别致的咏哦句调。我认为除了这个特点之外，还奇妙地用了二十五个个“而”字，使文章流畅优美，从容婉转、娓娓动听。

文中除“已而”一处作表时间词用外，其余的“而”都作连词用。有的连接状语和谓语，帮助描述动作的情状，如“杂然而前陈者”、“起坐而喧哗者”。有的连接两个前后有因果关系的主谓词组，如“日出而林霏开，云归而岩穴瞑”。有的用于连接两个谓语，如“往来而不绝者”，把来往的人多与延续时间长两方面紧连。有的连接前后有因果关系的两个谓语，如“野芳发而幽香，佳木秀而繁阴”前句使人恍如既看到漫山遍地的野花竞相开放，又闻到鲜花的幽香，后句则使人象在酷暑烈日当空时置身于横柯上蔽的浓荫之中，顿觉凉爽。有的“而”是连接两个句子的，如“渐闻水声潺潺，而泻出于两峰之间者，酿泉也。”把酿泉的潺潺水声和水从两峰间飞泻直下的气势由“而”紧连，则水之声势并现。反之，若不用“而”，就会使人觉得潺潺水声与水之气势互不相关似的，影响了表达的准确和描述的效果。

文中绝大部分“而”用于顺接，少部分用于逆连。如“然而禽鸟知山林之乐，而不知人之乐；人知从太守游而乐，而不知太守之乐其乐也。”三个加黑的“而”是用于逆连的，把禽鸟之乐、宾客之乐、太守之乐这三种乐在内容上的不同之处委婉含蓄地表现出来了。

文中用二十四个连词“而”，用法随内容之异而多变，作为连词“而”的几种用法基本上有了。

《醉翁亭记》里有许多是骈偶句，“而”字则使这些句子的表达方式灵活多变。如“日出而林霏开，云归而岩穴暝”与“野芳发而幽香，佳木秀而繁阴”，都是六字一句，但“而”字的位置不同，句子结构节奏也随之产生变化，不显得呆板。文中第三、四小节是描写山间朝暮、四时不同的景色和人们游山之乐的，共分六层（“朝而往，……而乐亦无穷也”，作为过渡句，不列入层次内。）除第一层和第六层用“……者，……也”句式作结束句外，中间四层都用“……而……者，……也”句式作结束句。每一层最后一句的句式基本一致，但句子长短参差不一，结束句中都用了“而”字，显得整齐中有错落，节奏略有变化。

第四小节中有一处似乎可能用“而”却用了“为”。原句为“临溪而渔，溪深而鱼肥；酿泉为酒，泉香为酒冽。”加黑的“为”若作动词解，则“酿泉为酒”与“临溪而渔”就对不起来了。其实这个“为”该作“而”字解。《古书虚词集释》：“‘为’犹‘而’也”。这两句中的“为”“而”为互文。这样，就与“临溪而渔”对得很工整了。此处“为”作“而”解，则全文实际用了二十六个“而”字。

《醉翁亭记》读来琅琅上口，娓娓动听，这与25个“而”字的运用也是分不开的。“而”字恰到好处的运用，使文章舒缓从容，把作者欣赏“山水之乐得之心”的闲情雅致充分表现出来了。如“朝而往，暮而归”，若去掉“而”，成“朝往，暮归”，就显得紧迫短促，有早上匆匆而去傍晚急急而归之感，插入两个“而”字，就把游玩者欣赏山水之乐的从容之态、欢乐之情、悠雅之兴全表现出来了。文中不少句子由于用了“而”字，语气轻重分明，诵读时极富抑扬顿挫之致。如“临溪而渔”句，重音在谓语“渔”上，读重些，长些，作为状语的“临溪”则读轻些，短些。若不用“而”，成“临溪渔”，不仅别扭滞涩，而且语气轻重不分明。“临溪而渔，溪深而鱼肥；酿泉为酒，泉香而酒冽。”读来真使人感到有内在的类似诗歌的那种韵律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