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5年，中日甲午海战以中国失败而告终，满清***被迫割地赔款，中国面临着国破家亡的危险境地。当时许多仁人志士都在努力探求救国图存、富国强兵之路，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资产阶级维新派希望通过变法革新来实现国家的富强之路；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主张通过武装革命推翻清***的腐朽统治，实现国家富强、民族独立、人民幸福的理想和目标。严复作为当时进步知识分子中的一员，面对国家危亡、列强***、统治者***无能、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的社会现状深感纠心，他也在积极探寻救亡图存的强兵富国之道。从中国战败的教训中，严复认为“不学无术”和“私心未净”是中华民族积贫积弱、受外敌***的根本原因。因此，在反思中，严复清醒地认识到中国对外敌入侵的无能为力和束手无策，以至失败是必然之势，要想从根本上改变这一现状，只有从教育入手，不断提高国民的综合素质。他认为一个国家的兴衰存亡主要由国民素质的高低来决定。所以，严复将国家的富强、民族的独立、人民生活的幸福与民众素质的高低紧密联系起来，提出了“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这一教育救国的主张。
一、对封建旧教育及八股取士制度进行批判
严复作为中华民族新一代的儒者，内心充满着对祖国和人民的爱，在国家民族危亡的关键时刻，他心中既肩负着继往圣之绝学的历史使命，又肩负着拯救民族危亡的重任。在1895年中日海战之后，他心中时刻关注着中国富强和民族独立复兴，积极探索寻求富国强兵之路。他认为“为今之计，惟急从教育上着手，庶几逐渐更新乎！”1 他认为教育是关系到国民素质和国家富强的根本大事，教育是立国之本。因此，他不但批判了封建旧教育，而且对八股文和用八股来取士的科举制度进行了深刻的批判。在《救亡决论》一文中，他尖锐地指出用科举制度来选拔人才的三大弊端，就是“锢智慧、坏心术和滋游手”。他认为在科举制度下，学子们的智慧被束缚，心灵被蒙蔽，心中遵循的只是“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人生理念，对《大学》、《中庸》、《论语》、《孟子》等经典著作只是死记硬背，以应对科举考试求取功名为根本目的，官本位思想、升官发财思想在学子们的心中占据主导地位。学子们为了实现金榜题名、升官发财的人生目标，在考场上出现了舞弊之风，并且，一旦考中做官了，有些人就开始“以巧宦为宗风，以趋时为秘诀，否塞晦盲，真若一丘之貉，苟列一身而已矣。遑惜民生国计也哉！”2 因此，严复认为通过科举制度培养和选***的官吏，大都是自私自利的***之官，他们的行为败坏了社会的纯正之风，败坏了纯朴的民心，于国于家造成了极大的祸害。同时，由于社会民风和民心的不断变坏，社会上出现了一大批游手好闲、不务正业、投机取巧、逢迎拍马的人。严复认为这是造成中国社会“积贫积弱”的根源之一。他说“八股取士，使天下消磨岁月于无用之地，堕坏志节于冥昧之中，长人虚骄，昏人神智，上不足以辅国家，下不足以资事畜。破坏人才，国随贫弱。此之不除，徒补苴罅漏，张皇幽渺，无益也，虽练写实、讲通商，亦无益也。何则？无人才，则之数事者，虽举亦废故也。”3 在国家危亡的紧要关头，严复希望通过改革教育，全面提升国民的素质，实现中华民族救亡图存，争取走上独立富强的道路，表现了他高度的爱国热情。
二、对“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教育思想进行批判
严复在批判封建旧教育的同时，对洋务派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教育思想和教育实践也进行了批判。他认为“中学有中学之体用，西学有西学之体用，分之则并立，合之则两亡。”4 并用“牛体马用”的例子强调说明学习西方一定要体用并学。他说：“体用者，即一物而言之也。有牛之体，则有负重之用；有马之体，则有致远之用。未闻以牛为体，以马为用者也。中西学之为异也，如其种人之面目然，不可强谓私也。故中学有中学之体用，西学有西学之体用。分之则并立，合之则两亡。议者必欲合之而以为一物。且一体而一用之，斯其文又违舛，固已名之不可言矣，乌望言之而可行乎？”5 他明确批判了洋务派人为地将中西文化本身的体用人为地分离开来，又将中学之体与西学之用机械的凑合起来的教育主张，这样不但不能实现富国强兵及中华民族复兴的目标，而且会造成中西文化“合之两亡”的结果。因此，严复提出体用一致的文化教育观。他先后发表了《论世变之亟》、《原强》、《救亡决论》等，在对中西文化教育观的比较中，明确提出学习西方科技文化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他倡导对西方国家先进的自然科学和社会人文科学要体用并学。1902年，他在《与外交报主人论教育书》中，明确主张“体用一致”的观点。
同时，他认为中国积贫积弱的原因虽然是多方面的，但缺乏掌握西方先进科技的人才是其中重要的原因之一，要救亡图强，就必然要改革旧教育，发展新教育，提高国民的综合素质，学习西方先进科学技术为我所用，以改变国民愚昧落后的精神面貌，改变清***闭关自守、妄自尊大的夜郎心态。只有通过教育改革，才有可能使中国走上独立富强的复兴之路。所以，严复强调要充分发挥教育在改造社会和改变人心方面的作用，主张要积极主动学习引进西方先进的科技，只有积极主动学习西方国家的长处，才能有效地抵抗外国列强的入侵，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
三、提出“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的救国思想
严复的教育救国思想是在深刻反思中国传统文化以及对西方先进科技文化充分了解的基础上提出来的。在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戊戌变法失败后，他对维新派失去了信心；同时，他也不赞成孙中山领导的以武装革命推翻清***的腐朽统治。他把毕生的精力投入到翻译介绍西方名著和教育救国的梦想中去。他吸收了英国资产阶级学者斯宾塞的教育主张，认为西方“莫不以民力、民智、民德三者断民种之高下，未有三者备而民生不优，亦未有三者备而国威不奋者也。”6 可见，严复认为中国之所以落后挨打，不但是国力和军事上衰弱的原因，而且更深层次的原因是国民素质低劣和统治者盲目自大、骄奢*逸的原因，因此要想从根本上改变中国国民愚昧无知的现状，必须从“民力、民智、民德”三者入手，通过教育来实现“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的目标，以改变国民的内在气质和外在精神面貌。他认为中国在外敌面前的失败不仅仅是军事实力上的失败，更是文化教育深层次上的失败。所以，要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首先必须对中国的文化教育制度进行深刻的反思和改革，才能最终实现富国强兵，救亡图存的目标。
严复在1895年撰写了《原强》一文，向国人介绍了达尔文的进化论和斯宾塞的教育思想。1896年，严复翻译了赫胥黎的《进化论与***学》一文，更名为《天演论》。他认为人类社会的竞争与自然界生物的竞争一样，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自然界弱肉强吃的自然规律同样适用于人类社会，所以，他认同斯宾塞所提出的一个国家之强主要体现在国民的“血气体力之强，聪明智虑之强，德行仁义之强”的观点。因此，要使中华民族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就必须提高国民的内外综合素质，通过教育来实现“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的目标。他主张“先教育，后革命”，反对孙中山提出的“先革命，后教育”的观点。他认为“德育、智育、体育”三者要并重，国家的强弱贫富以及治乱都与民力、民智、民德三者密切相关。在民力上，他认为中国人民长期受封建统治者的压迫和剥削，特别是在近代，外国***的大量输入对中国国民的身心造成了严重的危害，因此，必须重新鼓民力，这是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的基础。在民智上，他认为中国知识分子的心智长期受封建科举制度的毒害和禁锢，心中只图个人的功名利禄，而轻国家民族之兴亡，所以开发民智是实现中华民族复兴、实现国富民强的关键。在民德上，他认为中国的学校教育只重视科举考试，忽视了对士子进行礼义廉耻和爱国思想教育，所以树立国民新的道德理想是中华民族复兴的根本。因此，“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构成了严复“教育救国论”的理论体系，是严复救亡图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根本途径。
严复认为“鼓民力”就是要通过发展体育来提高国民的身体和心理素质。他说“一国一种之盛衰强弱，民为之也。而民之性质，为优胜，为劣败，少成为之也。”7 他认为国民健康的体魄是国家强盛和民族复兴的基础，教育的目的在于培育国民健康强壮的身心。而近代中国在教育上却不重视体育，统治者***无能，盲目自大，造成社会风气败坏，外敌入侵。男子吸食***，女子緾足自残，造成了国力衰败，民力涣散。因此，鼓民力实为当务之急。严复认为“开民智”就是要通过智育来提高国民的科学素质。他说“欲开民智，非讲西学不可；欲讲实学，非另立选举之法，别开用人之涂，而废八股、试贴、策论诸制科不可。”8 在严复看来，要开民智，一定要善于积极主动学习吸收西方的科学知识，并善于将理论应用于生产实际，鼓励国民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进行创造革新。在开民智中改变国民传统的思维模式，以生动的社会生活和自然为求知的对象，这是国家富强、民族复兴的关键。严复认为“新民德”就是用西方资产阶级的自由、民主、平等的思想来进行爱国新民教育，培养符合新兴资产阶级所需要的具有全新道德品质的国民。他认为，中国几千年的封建君主专制统治剥夺了国民的人身自由和思想自由，造成了国民心中没有自觉的爱国之心和对国家兴亡自觉的责任感。“新民德”就是要将西方的自由、民主、平等的原则引进中国的道德教育中去，来唤醒国民内心的道德自觉，丰富中国传统道德的内涵，普遍提高国民的道德水平，用资产阶级的道德观来代替封建礼教的道德观，培养具有独立自主人格、具有自觉爱国热情和自觉道德意识的国民。他说：“西之教平等，故以公治而贵自由，自由，故贵信果。东之教立纲，故以孝治天下而首尊亲。尊亲，故薄信果。然其流弊之极，至于怀诈相欺，上下相遁，则忠孝之所存，转不若贵信果者之多也。且彼西洋所以能使其民皆若有深私至爱于其国与主，而赴公战如私仇者，则亦有道矣。法令始于下院，是民各奉其所自主之约，而非率上之制也；宰相以下，皆由一国所推择。”9 严复认为西方的道德教化植根于国民个体精神的自由，所以国民内心有自主自觉意识，国家盛行民主平等的社会风气，国民内心的自觉爱国意识和自觉的爱己意识相统一，全国上下充满互爱之心，整个社会讲求诚信，所以这是国家富强、民族强盛的道路。而中国的道德教化植根于宗法尊亲的人文精神，所以国民内心有自觉的纲常***观念而无自主意识，所以造成了上下相欺相诈，社会诚信丧失，这是国家衰亡的道路。因此，严复认为只有在学校和社会教化中融入近代西方自由民主的思想，才能促进国民形成新的民德，只有国民形成新的民德，才能形成中华民族强大的向心力和凝聚力，才能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和国富民强的中国梦。
四、倡导科学教育，提倡实业救国的思想
严复认为近代洋务派和维新派虽然都主张教育改革，构建新的教育体系，但在教育内容上都偏向于德育，而科学教育的内容短缺。所以，他特别重视对学生进行自然科学知识教育。他在《与外交报主人论教育书》中说，自然科学“有疗贫起弱之实力，能破旧学之拘挛，而其干图新也审，则真中国之幸福矣！”他认为自然科学其他科学的基础，只有在学校教育中，让学生理解掌握自然科学的知识，学会科学的方法，培养科学的态度和思维，造就专业科技人才，才能增强中华民族的生存能力，有效抵御外敌的入侵。严复的科学教育思想充满着科学的活力，他主张将科学教育思想引入学校教育事业中，为中国近现代教育改革和发展指明了方向。同时，他认为实业教育也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一条重要途径。他针对中国传统教育以科学考试为目的，严重脱离近代工商业及社会经济生活这一现状，提出向西方实业教育学习，大力发展实业教育，以拯救中华民族积贫积弱的局面。他认为实业教育是西方近代工业革命的产物，实业教育重视对学生进行科学专门知识教育及技术技能实践教育，培养适合社会科技进步和促进生产力发展所需要的各方面的人才。他说“实业教育，与他种教育有不同者，以其人毕业所从事，皆在切实可见功程，如矿、如路、如一切制造。大抵耳目手足之烈，与治悬理者迥殊。故教育之要，必使学子精神筋力常存朝气，以为他日服劳于事之资。一言蔽之，不欲其仅成读书人而已。”10 说明了实业教育重视技术技能教育，对促进社会产业经济的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这正是中国传统教育所欠缺的。所以，严复认为要改变中华民族落后挨打的现状，实现中华民族富国强兵的目标，就应当重视培养实业人才，并提出分别培养“治学与治事”的人才。“治学”人才就是培养各种实用型的专业技术人才；“治事”人才就是培养治理国家的人才。因此，严复提出“中国今日自救之术，固当以实业教育为最急之务。”11 他认识到实业教育是富国强民的根本，主张依靠中国的同情，循序渐进发展中国的实业教育。总之，严复不但主张发展实业教育，而且崇尚科学教育的精神，这为中国传统教育的改革和转轨作出了重大的贡献。他重视科学教育，为中国近代科学教育的发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总而言之，历史潮流的发展已经证明了要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要实现中华民族国富民强的中国梦，首先必须以武装革命推翻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才能拯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国民，才能拯救处于亡国亡种边沿的中华民族。严复提出的“教育救国论”虽然不可能真正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但当时中华民族处在外强***的危亡关头，他能站在国家民族利益的大义上，在主观上积极主动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深入思考民族危亡的重大问题，并积极传播西方先进的科学文化技术，为中华民族的救亡图存发挥自己的重要作用和影响，提出了向西方学习，批判了封建旧教育，提倡新教育，表现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忧国忧民的爱国爱民的情怀，表现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爱民的热忱，使严复的教育救国思想和人格魅力闪耀着灿烂的光辉，照耀引领着中华民族世世代代的华夏儿女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不懈努力地奋斗。
注释：
1 王蘧常著：《严几道年谱》，上海商务印书馆民国25年1月初版，第47页。
2 3 严复：《救亡决论》，《严复集》（一），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43页。
4 5 严复：《与外交报主人论教育书》，《严复集》（三），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558-559页。
6 严复：《原强修订稿》，《严复集》（一），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8页。
7 严复：《<</span>蒙养镜>序》，《严复集》（一），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54页。
8 严复：《原强修订稿》，《严复集》（一），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30页。
9 严复：《原强修订稿》，《严复集》（一），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31页。
10 11 严复：《实业教育》，《严复集》（一），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04-205页。
一：论综合国力与军事力量的关系
国庆六十周年阅兵之际，举国欢庆，不少中国人都把注意力转移到了盛大的阅兵仪式上。其中不仅有中国人，外国人也对中国国情的阅兵式很感兴趣。因为从一个国家的阅兵式中可以看出这个国家基本的国防程度。我国在革命战争时期就提出发展经济，保障供给，支援战争的思想。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进一步提出正确处理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关系的理论。***指出，国防不可不有，为了抵御帝国主义的侵略，必须建立强大的国防；但只有经济建设发展得更快了，国防建设才能够有更大的进步。在新的历史时期，***进一步指出，国防建设要服从经济建设的大局，国家经济力量强了，就可以拿出比较多的钱更新武器装备，加强国防。国家经济条件是国防力量的物质基础，而国防力量又是经济发展的坚实保障。
古书有云：“国富者兵强，兵强者战胜，战胜者地广”，“民事农则田垦,田垦则粟多，粟多则国富”这些都说明只有使国家经济繁荣富有，国家武装力量才能强盛。在秦朝统一天下之前，秦国发动了商鞅变法。商鞅对经济的改革是以废除井田制、实行土地私有制为重点。这样使得秦国经济制度走上一个新的台阶，使秦国的经济快速发展了起来。在政治方面，规定爵位依军功授予。?由于推崇战功，秦国军队的战斗力大大增强。秦国在对外战争中，国力进一步增强，从而扭转了长期以来被动落后的局面。然而最重要的就是秦国在良好的经济制度的情况下“富国”，而在国家经济水平提高的情况下“强兵”。这样，使得秦国超越了当时所有的国家，轻易的统一了六国，成为中原的霸主。因此国家经济条件与军事力量是相辅相成，共同进步与发展的。
20多天短暂的伊拉克战争，是目前战争史上运用高新科技含量最高，对世界格局影响最大的一次。而高技术战争的基础是高技术，发展高技术仅仅用有限的国防经费是不够的，需要有国防经济整个系统来支撑。而且光有钱还不是唯一的条件，国防技术人才和国防技术设施要与高技术的发展相适应。为了发展高技术，需要动员整个国家的尖端技术力量，而不单纯是军事技术力量。经费和技术，是发展高技术的必不可少的物质基础。我们应该看到伊拉克国防意志和传统的作战模式与现代化装备齐全的美英联军的国防意图和现代化作战模式的利与弊。新时期对国防的影响和世界军事变革的发展趋向。我们更应该清醒的认识到，加强我军信息化和机械化建设，积极做好新时期军事斗争准备，推动中国特色的军事变革势不可待。这就需要强大的综合国力（经济实力）做坚实的后盾，为其提供物质上的支持。然而国防建设可以带动经济发展,国防建设是由科技和工业实力所保证的,合理的国防建设可以促进工业的发展,盘活个企业间的联系,可以提高科技水平,促进科技的发展，也就是说只有国防建设有了，军事力量强大了，我们才能更安心的发展经济。
我们有理由相信，信息化军事变革中的国防信息化是依托国家信息产业的强大支撑作为其发展动力的，并植根于整个国民经济和科技基础之中。我国信息产业经过多年发展，已积累了雄厚的自主创新和生产能力，这为我国国防信息化建设奠定了坚实基础。随着我国信息产业的蓬勃发展，随着军民一体化的加速实施，中国的国防实力将更上一层楼。
从现在世界发展的趋势看，许多国家通过增强以经济、科技为基础的综合国力,特别注重发展高新科学技术，增强经济实力,提高民族凝聚力等，实现富国强兵。二十一世纪国家之间的较量是以综合国力为基础，以经济实力为先导。没有实力就没有外交地位。在世界史上没有见到过任何一个国家在没有实力的情况下却拥有很高的国际地位。国际地位不是天生的，是要靠自己的努力去争取的。在唐朝时期，中国国力在国际上是最强的，当时几乎每一个欧洲大国都与***有着贸易往来和文化交流，不仅因为***拥有强大的综合国力，而且那时***的军事力量也到了相当强大的地步。到了明朝时期，中国在海上武装力量方面有着无与伦比的实力。郑和七下西洋，体现出了明朝时期中国国力的强盛。但是，这远远不够。现在我们国家每年都投入大量的资金支持国防建设。国防不仅仅是国家和军队的事情，也是每一个中国人的事情。可以说，每一个中国人都是国防力量的有机组成部分。换个角度来说，我们要全身心地为国防建设贡献自己的力量。
二、公民个人对国防建设的重要性
随着高新技术的迅猛发展和在军事上的广泛应用，不仅对军队的武器装备作战理论，编制体制产生巨大的影响，而且对军事人才提出了新的要求。作为构成战争基本要素的人，武器装备及人与武器的组合方式，都与科学技术密切相关。高技术战争，实质上是高科技的较量与对抗。作为战争主体的人，谁掌握了先进的科学技术并把其科学有效地运用于战场上，谁就可以获得战场上的主动与优势。因此我国更要加强对公民个人国防教育的培训。
国防教育，是从国家和民族的利益出发，有组织，有领导地在公民中进行灌输国防知识，培养国防观念， 提高保卫祖国和建设祖国的各种素质的活动。它是一个国家和民族必不可少的基本教育。加强国防教育、树立国防观念，是关系到国家强弱和民族兴衰的大事。国防教育对经济建设有巨大促进作用。一方面，国防建设不能离开经济建设孤立地进行，它必须以经济建设为基础。另一方面，经济建设没有与之相适应的国防实力作保障，经济建设的发展也是不能持久的。国防教育是培养合格党政干部人才必要环节。
在培养公民国防意识的同时，我们也需要培养公民的忧患意识。这是一种防范意识和预见意识，表现为坚强意志和奋发精神。它是公民学习国防教育重要的精神动力。中华传统的忧患意识，具有四个鲜明的特点：其一是从安身立命的高度重视忧患意识，其实就是强调我们不能安于现状，要有世界危机感，随时准备好与其他国家进行斗争。如果不这样的话，每个人活的恬静安逸，当战争发生的时候，这个国家就要灭亡了。其二是把忧患联系于对历史规律性的认识，要求未雨绸缪，防患未然；福可以转化为祸，祸也可变化成福。这种变化深不可测，谁也难以预料。这就更需要我们把忧患意识放到国家发展的重要位置。其三是倡导忧国忧民，“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以天下为己任，任劳任怨；其四是将忧患与勤俭和勤政相联系，“居安思危，戒奢以俭”，总结出“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的宝贵经验教训。只有做好这种思想教育宣传，人们才会全面的理解忧患意识以及接受国防教育的重要性。
我们是祖国国防建设的后备军，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纵观国际形势，我们需要培养一种世界的眼光，军事理论课就是培养我们基本的国防知识和积极投身国防建设和为国效力的精神。现代战争告诉我们战争就是人民的战争，战争取得胜利的关键必须依靠于人民的力量，我们就是未来战争而需要的复合型人。祖国的重任肩负于我们身上，祖国仍需加强发展，因此我们必须努力学习，增强民族意识学成报效祖国，祖国明天辉煌关系我们，祖国明天会更美好。
中国古代军事思想的形成和发展大体上经历了萌生、形成、充实提高、系统完善四个历史时期。
1、萌生时期：大约公元前21世纪至前8世纪，即夏、商、西周时期。
中国早在原始社会末期就产生了部落间的战争，人们对军事问题也开始有了一些初步思考。夏王朝正式建立奴隶制国家，战争成为阶级斗争的最高形式。军队成为国家机器中重要的组成部分。西周时已有师、旅、卒、两、伍等编制，青铜兵器广泛应用于军事。著名的战争有甘之战、鸣条之战、牧野之战、周公东征等，作战样式有步战、车战，多为"堂堂之阵"的正面交锋。作为观念形态的军事思想也开始萌生，在甲骨文、金文和《尚书》等古代史料及大约在西周时期出现的《军志》、《军政》等兵书中都有反映。
这一时期军事思想的主要内容是：①在对战争的看法上，强调天命、 伸张正义和保民。《尚书》的《甘誓》、《汤誓》、《泰誓》等都提出以天命作为出兵征战之由，以"恭行天之罚"、"吊民伐罪"、"保民"相号召。军事决策和行动要以天象和占卜的吉凶定取舍。②治军上强调齐众以律，"师出以律，失律凶也"(《易·师》)；"尚桓桓"(《尚书·牧誓》)，以成威武之师；严赏罚，"用命赏于祖，弗用命戮于社"(《尚书·甘誓》)。③战争指导上，以重礼信仁义为主导思想，主张"以礼为固，以仁为胜"，"不穷不能"，"成列而鼓"(《司马法》)；战争实践中也已注意到以谋取胜。鸣条之战、牧野之战，都***取了阴蓄其力、争取与国、剪敌羽翼、运用间谍、侦察敌情、掌握时机、攻其腹心等方略。《军志》、《军政》中有"允当则归"，"见可而进，知难而退"，"先人有夺人之心，后人有待其衰"，"地利为宝"等谋略思想的记载。④在作战指挥上，已注意到前锋和主力、车兵与徒兵的配合及阵法的应用。由于这一时期战争样式简单，规模比较小，持续时间短，人们对军事的认识还未能形成系统的理论。
2、形成时期：大约从公元前8世纪至前3世纪，即春秋战国时期。
中国由奴隶制向封建制转化，社会处于大动荡、大变革、***展中。争霸、兼并、统一战争激烈，用兵数量增多；铁兵器应用日益广泛，军事技术和筑城等均有进步；军制上，步兵、骑兵、水师逐渐分离为独立兵种，步、骑、车配合作战，形式多样；打破了"兵民合一"兵制，出现了募兵制和郡县征兵制；战争指挥复杂，要求高，将帅专职化；学术上百家争鸣等，促进了中国古代兵学的发展。以《孙子》为代表的一大批兵书的诞生，标志着中国古代兵学理论体系的初步确立。对战争的认识逐步深化春秋时期人们已经认识到，"师直为壮，屈为老"；"夫武，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众、丰财者也"(《左传·宣公十二年》)；"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孙子·计》)。战国时兵学家进一步将战争区分为"义"和"不义"，指出："禁暴救乱曰义"(《吴子·图国》)，"义者，兵之首也"(《孙膑兵法·下编·将义》)，并由此确定了自己对战争的基本态度:"安人，杀之可也；攻其国爱其民，攻之可也；以战止战，虽战可也"(《司马法·仁本》)；"兵者，所以诛、禁不义也"(《尉缭子·武议》)。对战争的起源问题，提出"兵之所自来者上矣，与始有民俱"(《吕氏春秋·孟秋纪》)的观点。对战争的起因问题，认为由于人民众、财货寡、事力劳、供养薄，故民争而不免于乱，已注意到从社会政治、经济生活中探讨战争的起因。在对战争与政治、经济、地理的关系和制胜因素的认识上，指出国家安危"在德不在险"(《史记·孙子吴起列传》)；"战法必本于政胜"(《商君书·战法》)；"以武为植，以文为种"(《尉缭子·兵令上》)；"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孟子·公孙丑下》)；兵要在乎"善附民"(《荀子·议兵》)。战国时期的军事家们进一步提出军事改革的要求，主张废除世卿世禄制，奖励军功，尤重耕战，强调富国强兵，"显耕战之士"(《韩非子·和氏》)；视富国为强兵之本、之先、之急，即"甲兵之本必先于田宅"(《管子·侈靡》)。以法家为代表的一些思想家主张为统一而进行战争，对社会进步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形成系统的建军理论突出反映在将、法、教方面。《孙子》提出将帅必须具备"智、信、仁、勇、严"的条件，对军队组织编制、将官职责、军备物资、费用等也都有严格要求，管理要"令之以文，齐之以武"，把"士卒孰练"作为胜负的重要条件等，奠定了中国古代建军理论的基础。其后战国军事理论家更进一步丰富了它的理论内容。《吴子》要求将帅总文武，兼刚柔，具备理、备、果、戒、约的素质；《尉缭子》强烈批评世将制度，提出将帅要有威、惠、机、战、攻、守、无过等全面修养；《六韬》不仅考察将帅个人的条件，而且强调统帅机关整体素质的互补和提高；《韩非子》主张从基层中选拔有实战经验的人为将领；等等。在军事法制方面，出现了许多关于作战、内务、纪律等法规性的文献，体现了以法治军、以治为胜的思想特点。同时强调以仁为本，恩威并用，赏罚严明，认为"善将者，爱与威而已"(《尉缭子·攻权》)；要爱护士卒，甘苦与共；赏不逾时，罚不迁列；要"刑上极，赏下通"(《六韬·将威》)，和军同欲。在军队的教育训练方面，提出"用兵之法，教戒为先"(《吴子·治兵》)；要"因便而教，唯利而行"(《管子·兵法》)；简募良材，料民选卒，依勇力、技艺分别编组，按级训练；装备要精良等。从本质上说，这是以法家的法治思想为主、吸取儒家仁学理论的某些成分而形成的适应当时军队特点的建军理论。
提出一系列战争指导和作战原则春秋时期的战争指导者，已能成功地制定和运用军事与政治谋略，提出了诸如"尊王攘夷"，"威不轨而昭文德"，"观衅而动"，"兼弱攻昧"，"以正治国，以奇用兵"，"尽其阳节，盈吾阴节而夺之"等有价值的战争指导思想。重信义的观念逐步被"战阵之间，不厌诈伪"所代替。《孙子》对以往的战争实践和军事理论进行总结，认为善战者必须了解和把握道、天、地、将、法"五事"，重视谋略，强调"庙算"和先计后战。指出了用兵的"诡道"、"诈立"特征；提出了"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全胜"战略思想和进攻速胜的指导原则；强调主动、惑敌和因情用兵；提出了致人而不致于人、示形、任势、我专敌分、兵情主速、奇正相生、避实击虚、攻其无备、因敌制胜等基本原则。战国时期，伐谋、伐交思想有了新的发展，注重联盟战略，纵横捭阖，分化敌对力量；强调必攻不守，先机制敌，灵活应变；产生并发展了骑战、城战及不同地理、气象条件下作战的原则。《吴子》、《六韬》和《孙膑兵法》关于骑兵的地位、作用、特点的论述，已带有总结经验和理论概括的性质，其中"十胜"、"九败"和"用骑十利"已比较系统。在"攻城围邑" 和"救守"之法上，也有习用器械、集兵攻城、错绝其道、阻援攻虚、守不失险、守必出之、中外相应等论述。《墨子》中《备城门》等几篇晚出的墨家之作专论守城之法，对守城设施、布局和器械制作、使用等均有详细记述，核心思想是"城池修，守器具，樵粟足，上下相亲"。
奠定古代军事哲学思想的基础 《孙子》反对战争的不可知论，认为战争可先知、先算、先 胜，提出了"知彼知己，百战不殆"的观点；注重人事，反对"取于鬼神"、"像于事"、"验于度"；注重以"智"使"力"和趋利避害；注重从总体上联系上多方面地观察战争，体悟到军事领域中许多矛盾对立及转化的现象，提出了虚实、奇正、形名等一系列反映军事理论认识对象的性质、范围和内容的范畴。战国时的兵家更注重对"战道"(战争规律)的探讨，视之为决定战争胜负的根本。同时对军事领域内的诸矛盾关系、军事与政治、军事与经济的关系的认识也更为广泛深入。
3、充实提高时期：公元前3世纪至公元10世纪中期，即从秦汉~隋唐五代十国时期。
中央集权的封建制度在分裂和统一的历史过程中进一步发展完善，社会经济、文化、科技也不断发展。军事技术有新的进步，铁兵器种类增多，杀伤性能有所提高；军事交通、筑城、造船也有较***展。唐代发明了火药并开始应用于战争。骑兵、水军在战争中发挥了重大作用。各朝军制多有所变革，武装力量体制基本成型，大致由中央军、地方军和边防军三大部分组成，集权于皇帝。北朝后期创立的府兵制经隋至唐初而趋完善，成为兵农结合的军事制度；征兵制、募兵制等兵役制度交相施行。 战争规模增大，时间延长，区域范围广，大规模的骑兵集团作战、横渡江河作战、水上交战以及水陆配合作战较多。汉代注重兵书的搜集整理，并将兵家分为兵权谋、兵形势、兵阴阳、兵技巧四类。这一时期军事思想在继承先秦传统的基础上，侧重于实际运用，内容更加丰富，水平进一步提高。
高度重视战略谋划在几次统一中国的战争中，一些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表现出高超的战略思想和决策能力。楚汉战争中，汉对经营基地、收揽民心、分化对方、争取盟国以及正面坚持、敌后袭扰、两翼牵制等战略运用甚为成功。东汉统一战争中，***取西和东攻，先关东，后陇蜀，由近及远，各个击破的战略。三国两晋南北朝时，在多极斗争中，联盟战思想的运用生动、突出。诸葛亮的"联吴抗曹"，孙权的"联魏击蜀"，曹魏的离间吴蜀、坐山观斗等，在不同情况下分别运用，各有成效。诸葛亮的《隆中对》提出了分清形势，建立根基，内修政事，外和诸戎，联盟抗敌的战略思想。隋唐五代时，隋先***取北和南攻，后又***取击北防南的战略，对突厥"离强合弱"，击逆抚顺；对陈军事手段与政治手段并用，虚实结合，疲敌误敌，伺机一举击灭。这些都表现出战略运用的灵活性。李渊集团为统一全国***取的因势借力、以屈求伸、乘虚入关、居险养威、先急后缓、各个击灭群雄的战略，取得成功。周世宗柴荣的"十年开拓天下，十年养百姓，十年致太平"的战略规划，亦不失为有识之举。这些战略思想和决策体现了从实际出发、驾驭全局、远谋多算、灵活用兵的共同特征。《黄石公三略》、《淮南子·兵略训》、《战略》等专门阐述战略思想的军事著作的出现，使制定和实施战略的艺术更加深刻和系统，而"贵谋贱战"，"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成败在乎智"，"以计代战一当万"等，均成为脍炙人口的重视战略运用的名言。
国防指导思想呈现新的特点根据当时大一统的政治局面及周边形势，秦朝修筑万里长城，体现了因地形，"用险制塞"、"限胡马之足"、以墙制骑、安边设防的思想。汉朝组建大规模骑兵集团后，转而***取"以骑制骑"之策，抗击强大的匈奴骑兵，由单纯防御转入攻势防御。汉朝还在秦徙民实边的基础上，推行军屯实边措施，形成了兵农结合的一种强边新形式。秦汉时，重视军事交通建设，形成以都城为中心、干线纵横、通向边远地区的交通网，提高了军队的机动性。汉初"文武并用"的治国强兵方略，"以蛮夷攻蛮夷"的对匈奴之策，隋至唐初将全国划分为若干个军事战略区，***取重首轻足、中外相维的***原则等，对后世均有较大影响。
作战指导思想有新的发展 重视利用骑兵机动性强的特点，***用多路出击、以快制敌、长途奔袭、穷追猛打的战法，注重多兵种运用；大规模江河作战，水陆配合，多路分进***；城邑战地位突出，要塞攻守成为战争成败的关键。李世民的"持久以弊之"和围城打援、一举两克的战法影响深远。野战中更注意对地形的详尽考察，聚米为山(即沙盘雏形)，因地用兵。《卫公兵法》提出了速决和持久不可偏废的观点。《唐太宗李卫公问对》联系战争实践，对虚实、奇正、攻守等范畴的阐述更为系统、辩证，强调"致人而不致于人"(即夺取战争主动权)是兵法精髓，指出"攻是守之机"，"守是攻之策"。《太白阴经》强调战争胜负取决于人谋和国家富强;提出"战胜攻取形之事而用在神，虚实变化神之功而用在形"，阐明了"形"(物质)与"神"(精神)的辩证关系，发展了《孙子》关于"形"的理论。
4、系统完善时期：10世纪至19世纪中叶，辽宋~清朝(前期)。
中国古代军事思想进一步系统完善。这期间，中央***与北方民族所建立的地方***较长时期处于并立状态，既争斗，又融合，中国政治、经济和科技、军事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有了较大的发展，统兵用兵之权高度集中。随着火器的发明及其大量装备部队和运用于实战，火器部队成为独立兵种。作战规模日益扩大，战争样式更加多样。随着武学的兴盛，《武经七书》成为将帅及武科举子的必读书，强调精神感化的理学、心学学说渗透到治军领域。以《武经总要》、《武备志》为代表的一些大型军事类书相继问世，明确区分军事门类，系统整理军事资料。有关军事训练、军事人物、兵制、守城、阵法、车营、火器、军事历史地理、海防边防等专题性兵书大量涌现，反映了军事理论和军事技术研究的广泛深入，也增添了更多的有价值的军事思想内容。
以兵权高度集中为统兵建军宗旨宋朝统治者鉴于唐末五代藩镇拥兵割据，大权旁落的历史教训，力主兵权高度集中，以军事行***归枢密院，军事指挥权归"三司"、"三帅"，互相制约，集权于皇帝。明、清两朝统治者也将集权原则奉为圭臬。兵权的高度集中有利于国家统一、社会稳定，但宋初由皇帝亲制阵图，并派出排阵使监督将帅战守的做法违背了因情应变的基本原则，也容易束缚将帅主观能动性的发挥，造成兵将互不相习的弊端，削弱部队的战斗力。
练兵、练将思想日益深化、系统随着武举、武学的逐步发展和完善，对将领的培养教育制度化、系统化，重视选练和军事教育。宋代岳飞严于治军，信赏明罚，其军以"冻死不拆屋，饿死不掳掠"为信条。明代戚继光的《纪效新书》和《练兵实纪》坚持阵法要与伍法相结合，并提出了一整套完整的比较适用的练将、练兵的原则和方法，认为"练兵之要，在先练将"；练将既要入武庠(军事学校)，也要到实境中锻炼；对士兵的训练，则贯彻选、练兼顾的原则，主张兵贵选乡野老实之人，摒弃市井油滑之徒，注重练胆、练艺。
战略思想更加丰富、系统《武备志·战略考》按"非略弗录"和"略非奇弗录"的原则辑选春秋至元各代的用兵方略。《读史方舆纪要》系统论述了山川形势对战争的影响。在战略进攻上，北方各民族将帅普遍注意发挥骑兵机动能力强、善于野战的特长，主张进攻速决。如辽朝女军事家萧绰的长驱直入、紧逼腹心的谋略；蒙古成吉思汗及忽必烈的远程迂回、突然奔袭、中间突破以及***道南宋的灭金方策；后金统帅努尔哈赤面对强军，***取"凭尔几路来，我只一路去"等方略，都从不同角度为中国古代战略增添了新的内容。朱元璋在夺取***的过程中，也***纳了朱升提出的"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的方针，后又***取了先断羽翼，再攻腹心的方略，逐步消灭群雄，建立明朝。在战略防御上，南宋提出了依靠江河，藩篱三层，扼守要点的点、线、面结合的设防思想。明代逐步形成以长城为骨干，因险守塞，择点分片(建立九镇)，宽正面大纵深，有重点和层次，精兵机动和城守相结合的边防思想。针对倭寇自海上入侵的新情况，《筹海图编》一书提出要海陆结合，分区、多层、要点设防，强调实行哨于远洋，击于近海，巩固海岸，严守要城的海防思想。所有这些，都进一步丰富了中国古代战略思想。
火器的广泛应用促进了作战指导思想的发展明代前期建立了以火器为主的特种部队——神机营，嗣后火器大量装备部队，有了火器和骑兵、步兵编组成军的车营。在作战中，重视发挥火器的作用，阵形和战法都有变化，并提出了火器在先、各兵种配合的思想。《车营叩答合编》专论火器部队的作战特点和方法，适应用车在用火，用火在用叠阵的原则，使车、骑、步之间交相更迭、配合，保证了火力的发扬。火器的发展也引起城邑攻防理论的变化，城池防御工事层数增加，注意骑墙、敌台火力相交，并构筑附城敌台，以台护铳，以铳护城，以城护民。
与世界各国相比，中国古代军事思想形成早、发展快，内容博大精深。其体系确立于先秦时期，历朝历代均有丰富和发展，其中包括古代农民起义的丰富实践和理论升华，都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它在战争观上提倡重道慎战、义兵必胜、以战止战；在国防建设上主张奖励耕战、富国强兵、居安思危、有备无患；在战略和作战指导上强调先计后战、知彼知己、因情定策、"全胜"、文武并用、伐谋伐交、兵不厌诈、出奇制胜、避实击虚、各个击破、造形任势、动敌、致人、我专敌分、并卒击敌、出其不意、攻其无备、以逸待劳、善择战机、兵贵神速、灵活应变；在治军思想上要求以治为胜、制必先定、兵权贵一、教戒素行、气艺并重、赏罚严明、恩威并施、励士练锐、精兵良器、将帅贤能、 智勇双全、上下同欲、三军齐心；在后勤保障上提倡聚财积力、足食强兵、取用于国、因粮于敌；在兵役思想上坚持寓兵于民、因势改制等等。中国古代军事思想是人类优秀的文化遗产，在世界军事思想史上有广泛影响和突出地位，不仅在历史上对指导人们的军事斗争有巨大的作用，在今天仍为中外各界人士所称道，具有重要的思想价值。
《孙子兵法》的科学价值
1、《孙子兵法》成书于春秋末期，是我国古代流传下来的最早、最完整、最著名的军事著作，在中国军事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其军事思想对中国历代军事家、政治家、思想家产生非常深远的影响，其已被译成日、英、法、德、俄等十几种文字，在世界各地广为流传，享有“兵学圣典”的美誉。
《孙子兵法》是中国古典军事文化遗产中的璀璨瑰宝，是中国优秀文化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古代最伟大的军事理论著作，也是中国古籍在世界影响最大、最为广泛的著作之一。它所阐述的谋略思想和哲学思想，被广泛地运用于军事、政治、经济等各领域中。 其内容博大精深，思想精邃富赡，逻辑缜密严谨。作者为春秋时期伟大军事家孙武，大约成书于2500年前的春秋末年,是世界上最早的一部军事理论著作，比欧洲克劳塞维茨 （Clausewitz）写的《战争论》（On War）还早2300年。
2、 《孙子兵法》有丰富的辩证法思想，书中探讨了与战争有关的一系列矛盾的对立和转化，如敌我、主客、众寡、 强弱、攻守、胜败、利患等。《孙子兵法》正是在研究这种种矛盾及其转化条件的基础上，提出其战争的战略和战术的。这当中体现的辩证思想，在中国辩证思维发展史中占有重要地位。《孙子兵法》谈兵论战，集“韬略”、“诡道”之大成，被历代军事家广为援用，书中不少计名、典故，在中国也是妇孺皆知。《孙子兵法》缜密的军事、哲学思想体系，深远的哲理、变化无穷的战略战术，常读常新的探讨韵味，在世界军事思想领域也拥有广泛的影响，享有极高的声誉。
随着对外交往的不断扩大和我国综合国力的不断提升，弘扬中华传统文化的热议随之升温，并在社会的各个领域、各个层面引发了强烈的反响。这是一件好事，也是一个值得肯定的可喜的现象，说明人们对传统文化在和谐社会建设中的地位作用的认识越来越清晰、越来越明确、越来越重视、越来越紧迫；也说明，伴随着中华民族的和平崛起，除了有强大的物质基础以外，还必须有与之相称的包括传统文化在内的“软实力”的必要匹配。舍此，全面小康社会的建设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不全面、不完整的；也是不可能实现的。因为它关系到民族复兴的重大问题，关系到中国和平崛起的基础问题，关系到中华民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关键问题，关系到我国国民的信念、信仰、精神面貌、道德风尚和价值观、世界观等核心问题。
一、 从中国在世界的影响看，最受人尊敬和影响力最大的是中国的传统文化。
《中国国际人才》杂志今年第二期刊登了一篇文章叫“孔子在欧洲”，前不久有的报纸上登了“孔子在非洲”；其实，全面的说法应该是孔子在世界。凡有出国访问或考察经历的人都有这样的体会，国外最推崇、最敬佩的是中国的传统文化。报载，2004年以来，世界上新设立的孔子学院有26所；有100多个国家2300多所大学开设了汉语课程，学汉语的人数达到了3000多万。中国的《三国演义》、《西游记》等四部古典***，数百年来风靡日本、韩国、菲律宾等东南亚国家、历久不衰，并且渗透到了军事、政治、文化、商业、教育和宗教等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包括春节、中秋节和端午节等传统节日，也有着相当大的影响。去年一个时期，媒体报道的韩国与我国有关端午节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争议问题，从另外一个方面说明了中国传统文化在世界的影响。1991年海湾战争期间，美军排以上军官人手一册《孙子兵法》，世界上装备最先进国家的军队，最需要的恰恰是两千多年前中国军事家的聪明和智慧。几年前，人民***一个代表团到瑞典访问，其中参观瑞方一个军事院校，对方主动提出要与代表团讨论中国春秋战国时代的军事著作《黄石兵书》。尽管瑞典的军事装备和军事工业在世界上是很先进的，但中国古人的智慧对他们来说至今仍然具有相当大的影响力。还有一个反证，无论1860年英法联军，还是1900年八国联军攻占北京后，第一个动作就是到当时中国文物保存最集中、最全面、最完善的《圆明园》和故宫抢劫文物，而后运回国内充实自家的博物馆。这真实一个绝妙的讽刺，那时号称“船坚炮利”的西方列强，他们眼里柔弱不堪的大清帝国，最有价值的恰恰是中国古老的传统文化。
二、从传统文化的地位作用看，它是民族精神的精华和载体、是立国之本。
什么是传统文化？当前众说纷纭，没有统一、完整的现成答案。不过，可以通过对文化定义的了解，使我们对这个概念有一个大体的认识和把握。《现代汉语词典》对文化的定义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特指精神财富。如文学、艺术、教育、科学等。“著名人类学学者泰勒这样给文化定义：“文化或文明，就其广泛的民族学意义来讲，是一个复合整体，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俗以及作为一个社会成员的人所习得的其他一切能力和习惯。”由此可见，传统文化这个概念的含义非常宽泛，它不仅包括几千年来中华民族在社会实践和发展过程中所形成的观念形态和行为方式，而且为不同社会形态、不同时期社会成员所共有；是包括中华民族在内的人类认知客观世界、主观世界以及人类自身社会实践的一切文明成果。传统文化所反映的，是各个历史时期中华文化对于社会的生产、生活和人们意识、道德等精神方面的密切关联度，它不仅揭示了传统文化与社会发展进程关系、与社会整体的关系，而且涉及到社会的各个层面和领域。它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无论从哪个层面强调，都是举足轻重的。
纵观我国几千年历史，传统文化对中国社会政治、经济发展的影响，以及对精神文明、物质文明和政治文明建设的推动或促进，起着基础性的不可替代的作用。早在春秋战国时期，思想文化领域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敢于独树一帜、标新立异，不仅大大促进了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发展，而且导致了奴隶社会的最终解体，新的社会形态——封建社会的诞生，实现了社会形态的转型。秦始皇统一中国后，第一件重大事情就是“焚书坑儒”，以国家机器的力量消灭了被他统一的另外五国的文化，意在从根本上铲除故国复辟的精神支柱，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这从反面印证了文化对巩固或推翻***的极端重要作用。汉武帝为富国强兵、强化对人民的统治，首先从意识形态入手，利用国家***的力量，强制推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大力扶持“***文化”的发展。从此奠定了两千多年封建社会立国的思想基础。宋太祖赵匡胤统一中国后，接受五代时期频繁的教训，在全国大《三字经》、《第子规》、《诸子治家格言》等等。其次，科学技术方面。这个领域成就和著作内容十分丰硕、涵盖面很广、其中不少在世界享有盛誉。如秦代李冰父子设计并监造的水利工程《都江堰》，汉代科学家张衡制造的天文测量器材《浑天仪》，造纸、火药、指南针和活字印刷术等“四大”发明，数学家祖冲之、水利学家郭守敬、以及科学著作“天工开物”、“齐民要术”、“农政全书”等等，就是其中的突出代表。第三，军事研究方面。传统文化在这个领域著述可以说是群星灿烂，独树一帜，成果卓著。如《孙子兵法》、《三十六记》、《孙膑兵法》、和《黄石兵书》等军事著作享誉千古、惠及当代；还有运筹帷幄、决胜千里之外的著名军事家张良、韩信、曹操、诸葛亮、谢玄、李世民、赵匡胤、刘泊温、戚继光、左宗堂等，已成为聪明智慧的象征、至今赞口不绝。第四，文学艺术方面。传统文化在这方面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精品荟萃，脍炙人口。如从古至今人们广泛流传的对诗词文章的最简练概括，如“唐诗宋词元曲汉文章”，最形象的形容，如“学会唐诗三百首，不会作诗也会偷”、“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等，即是生动的证明；还有对历史上著名文学家、艺术家的简要概括称谓，如“竹林七贤、”“唐宋八大家”、“杨州八怪”等，即是赞誉和赞美；至于文学、史学、散文、诗歌、***创作等方面取得的辉煌成就，更是异彩纷呈、不胜枚举。如《诗经》、《离骚》，《史记》、《汉书》、《资治通鉴》，以及四部古典***、三言两拍等。近来看到一首小诗，把我国19部古典***嵌入其中：“东西三水桃花红，官场儒林爱金瓶。三言两拍赞今古，聊斋史书西厢镜。”在教育、音乐、绘画、戏剧、雕塑、体育、宗教等方面的建树同样成就斐然。第五，医学、农业、建筑、冶炼、制造、旅游、烹饪、饮茶、养生健身等方面。传统文化的积淀非常丰厚，非常难得。如《黄帝内经》、《伤寒论》和《本草纲目》，《徐霞客游记》，《茶经》等等。
五、从传统文化与和谐社会建设的关系看，它是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民族之魂、民族之根。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的战略任务，表达了我国对当今世界的深刻理解和战略选择；强调了文明的多样性，赋予了中华文明和中国文化的历史责任与时代坐标。构建和谐社会离不开文化和谐，只有造就深层次的文化和谐，才能造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全面的、可持续的社会和谐。从文化角度构建社会和谐，主要有两个层面内容：一是特殊具体的文化层面，包括弘扬传统文化在内的文化***领域、精神生产领域、文化传播领域、文化消费和文化交流领域等。二是普遍深刻的文化层面，即渗透于各个领域的共同理想、组织和行为方式的和谐问题。构建文化和谐，需要处理好以下几个关系。
一是处理好和谐社会建设迫切需要，现实生活中又普及推广不力的问题。主要表现在对传统文化的普及推广重视不够，措施不力；宣传、出版、教育等配合默契欠缺到位，声势不大；思想规范、行为引导、榜样示范，和文艺创作、多种形式配合上差距较大，不尽人意；政策引领、资金投入、教材审定、普及方式和师资力量都尚待完善。这是需要认真加以解决的。二是处理好吸收借鉴外来文化的合理成分和优秀成果，使之继续丰富发展、提高完善、不断升华的问题。传统文化是在持续、充分地吸收借鉴各种优秀文化养分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今后的继承发扬也必须这样。当前，随着对外交往的不断增多，外来文化的影响渗透随之加强；而且对外来文化内在需求和外在压力双向加大，并通过多种渠道、多个层面、多种方式，以前所未有速度和力度释放出来，这是必然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只有转变观念，调整思路，因势利导，借力使力，为我所用，才能使传统文化在新的形势下不断发扬光大。三是处理好传统文化“外热内冷”，理性把握稳步推进问题。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持续增长，国外兴起了一股规模空前的、包括了解传统文化在内的汉语热。国内对国学和传统文化的地位也展开了热烈讨论，引发了人们的关注。不过，对国外的汉语热要冷静、客观地看待，他们大多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而非中国传统文化的“软实力”的影响。国内对传统文化的认识也众说纷纭，各持己见，形成共识还需要一个过程。操之过急是无益的。四是处理好传统文化内涵博大精深、掌握难度较大，如何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问题。传统文化体系庞大、内容十分丰富；积累很多、感到无从下手；时空太远、文字生辟难懂；工作很忙、难以深钻细研。此外，传统文化自身有精华也有糟粕，有优势也有劣势，有长处也有短处。如何适应社会转型期的特点，针对当代中青年和少年儿童对传统文化知之不多的实际，在教材编写、普及推广、配套工程、激励机制、组织领导等方面，***取切实可行措施，使传统文化在工作学习、文化、日常交往之中得以潜移默化的推行，变成一种自觉自愿、有益身心健康的活动；***机构也要准确把握文化体制的价值
战争公共物品与民众的生产积极性 人类社会最初主要的公共物品并非法庭、灯塔或其他公共设施，而是战争。《左传》说，“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祀”是对内的公共物品，“戎”则是对外的公共物品。即使被认为是孕育了中华文化的周族，据钱穆先生说，最初也只是一个武装集团。一般的公共物品有较好较坏之分，可有多种结果；而战争这种公共物品一般只有两种结果，战胜或战败。战胜则扩张领土、掠得财宝和奴役他族；战败则丧失生命或自由，财宝被掠，土地被占。
所以***本身的强制性，首先是因战争的强制性。如果不想被敌人强制，就要强制自己。这也许是***这种强制性组织出现的最早的原因。组织***以进行战争就只能***取强制性的手段，如规定民众有服兵役的义务和征税。早期的税赋主要用于战争，可以从“赋”字的结构看出。右边的“武”字已经说明其目的，左边的“贝”字则指货币。《汉书·邢法志》说：“税以足食，赋以足兵。”
对于普通民众来说，兵役和纳税的含义，就是从自己拥有的***中拿出一部分用于战争。这一部分如果太少，投入战争的***不足以战胜敌方，则会因战败而遭受重大损失；如果太多，就需要民众在自己的***中拿出更多的份额用于战争。但当这个比例过大时，民众的经济自由就会受到侵犯，他们也没有积极性去进行生产活动，他们的收入会减少，作为民众收入一部分的战争所需***也会减少。这也可能最终导致战争的失败。
所以，在理论上，有一个将***用于战争的最佳比率，如果都换算成货币，就可称之为最佳税率。然而，在人类社会发展初期，找到这一最佳税率相当困难，这需要相当长时间的探索。税率往往在“太少”和“太多”之间徘徊。在外无强敌，威胁尚远时，一个社会可能会***取较低的税率；但当大敌当前，威胁迫近时，就可能***取较高的税率。
并且，组织***投入战争的***并非只是提供公共服务，它有着自己的利益。如果从民众那里征得的税赋高于用于战争的花销时，就会有盈余，这一盈余就会归组成***的政治集团享用。因而，借用民众对敌人的恐惧，更有可能获得更多的税赋，从中获得更多的盈余，也许是不少组成***的政治集团的一种短期倾向。当这个政治集团的***物有着长期眼光时，他们会抑制征重税的倾向。
在一个社会中，有一些集团更有优势提供进行战争的***，他们就更喜欢战争，也更喜欢由战争的原因而向民众征收更多的财富。这些集团即使在***内部，也与作为一个整体的***不同，他们并不考虑从长期看提高税率是否压抑了民众的生产积极性，阻碍了社会的繁荣，和动摇了政治集团的政治基础，只是借战争之名从***和社会中获得更多的私利，因而这种集团所推动的高税率还存在着一种利益刚性，使之不易更改。
《盐铁论》：一个汉代的例子
在西汉初年，汉朝实力较弱，如果为抵御匈奴而提高税率，则可能因压抑民众的生产积极性而不能使社会迅速繁荣起来，也就没有实力基础对抗匈奴。因而，当时的政治***，从吕后到文帝和景帝很明智地以向匈奴示弱，或用和亲的方式使匈奴减少对内地的侵扰，同时实行较低的税率。在那时，田赋曾降低到三十税一的水平。在以低税率为核心的“与民休息”的政策下，西汉社会迅速从秦末战争中恢复起来，并积累了大量财富。这为后来汉武帝反击匈奴的战争奠定了物质基础。
到了武帝时期，虽然社会已很繁荣，但税率仍是文景时期制定的，仍不能支持主动出击进攻匈奴的***所需。这时出了一个桑弘羊，提出了盐铁官营及其他聚财的建议，为汉武帝北伐匈奴解决了一时之需。然而盐铁官营一方面有“与民争利”之嫌，而且造就了一个靠盐铁官营牟利的官僚垄断集团。这个集团一旦出现，就有了不同于汉王朝的利益的自身的利益。这一集团也更为“好战”。在他们的支持下，汉武帝后来的战争已经不是为抵御匈奴，而是为了炫耀武力，甚至是为了掠夺(如汗血宝马)。
在这一背景下，就出现了《盐铁论》记载的大辩论。“贤良”“文学”批评以盐铁官营为主的一系列政策侵害了民众的利益，而“御史”“大夫”则以抵御匈奴为之辩。贤良文学们指出，官营盐铁的产品质量低、品种少和价格高；而以桑弘羊为首的官僚垄断集团借盐铁官营以牟私利。对于大夫们提出的所谓“抵御匈奴”的理由，贤良文学们反驳说，如果朝廷能够示以仁义，天下将会近者悦，远者来。
从汉朝廷的决策机制来看，不能说关于盐铁官营的辩论会直接影响政策和制度，然而，这一辩论反映了盐铁官营带来的问题，即用于战争的***比例过大的问题，以及借助于盐铁官营而获得垄断利润的利益集团的问题。如果盐铁官营只是一个短期政策，为解决出击匈奴的一时之需，民众可以理解和忍受。问题是，当打击匈奴已取得了决定性胜利，威胁已经减少，再要继续进行大规模战争就无太大必要；如果不是为了防御，而是为了扩张和掠夺，战争就只有负面意义。为了这样的战争再维持盐铁官营，让社会和民众继续付出较大的代价，就不能继续得到理解和容忍。
实际上，汉武帝晚期已对自己的穷兵黩武有所悔悟，发布了“轮台罪己诏”，不再进行大规模战争。其后汉朝廷虽然还在继续打击匈奴的战略，但不再进行与保卫中原安全无关的战争。用于防御的***也会减少。在这时，继续实行盐铁官营就显得更无必要。反过来，盐铁官营利益流向何处，就更惹人关注。桑弘羊不仅是提出盐铁官营政策的人，而且是具体实施的人。他作为“洛阳贾人之子”，深谙商业之道，更知垄断之利，曾“尽管天下盐铁”(司马迁)。盐铁官营为汉王朝筹措军费的功能减弱，则其为桑弘羊等利益集团带来滚滚利润的事实就更为凸显。因而成为贤良文学们罢盐铁官营主张的主要理由之一。后来桑弘羊为了将自己的垄断之利传给后人而参与了宫廷***，败露后被杀，则说明了，汉王朝的政治结构保证了其政治***不想为了一个利益集团而葬送自己的江山。汉王朝的生命由此得到了延续。
徐复观对《盐铁论》的思想梳理
从今天的角度来看《盐铁论》，虽然御史大夫们有明显的倾向贬抑儒家，但如徐复观先生所指出的那样，他们与贤良文学们一样引用儒家***，尤其是孔子的话，来为自己的主张辩护。反过来，因在辩论之中，即使遵循儒家主张的人也表达得不那么纯粹。这使得一般读者不太容易辨清双方的主张究竟是什么。
从经典来看，儒家一贯主张经济自由主义。孔子说，“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是很著名的哲学表达。由于遵从自然被认为会有善的结果，将此认识推向极端，就出现了一个儒家的分支，即由陈亮和叶适所代表的浙东学派，相信“功到成处，便是有德”。儒家主流的经济思想，应该是以朱熹为代表。他与陈亮之间只有一点小小的但非常重要的区别，即不认为仁义在所有的时候都会带来事功：“固是得道义功利自至，然而有得道义而功利不至者”。(转引自束景南：《朱子大传》，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595页~625页)这从今天看来是对的，因为我们已经知道市场也有失灵的时候。
所以，在儒家主流看来，“义”不都对应着“利”，所以必须超越利；尤其是那些政治精英和文化精英更应如此。因为从整个社会角度看，不需要***讲“义”，只要有一部分人讲义就行了。因为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市场是有效运转的，大多数人按照看不见的手的指引，去追逐自己的利益，就会带来社会繁荣。市场失灵的情况是很少的。况且不是所有的人都有能力超越功利。所以对一般民众，儒家承认和保护他们追求利益的权利，而对政治统治集团和文化精英，则有超越功利的要求。
由此可以理解儒家话语的更深内涵。由于儒家精英的说服对象主要是政治统治集团，所以向他们谈论这一主张时有着某种具体角度，如“因民之所利而利之”和“不与民争利”，是对***讲的话。一方面，这是在保护民众的经济自由和权利；另一方面，是约束政治统治集团不要追求一般性的商业利益。所以儒家又强调“国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强调“重本抑末”。其中的“义”包括提供公共物品，同时获得税收方面的回报，所以是“以义为利”；而所谓“本”则是***本分，“末”则是***不当行为。简单地说，儒家对民讲“利”，对国讲“义”。
以对儒家经济思想深刻理解为基础，徐复观先生在其
“《盐铁论》中的政治社会文化问题”一文中对《盐铁论》中的两派思想进行了梳理。他明确指出，御史大夫们虽然引用了大量儒家经典，并非遵循儒家真精神。而文学贤良们引用儒家经典则是“原则性的”，即基本代表儒家主流思想的。这个判断是正确的。
贤良文学与御史大夫辩论的核心问题，是为了抵御甚至进击匈奴，能否实行对盐、铁、酒等产品生产和销售的***垄断，以及对因均输而引起的交易的***垄断。在辩论中，贤良文学们提出了“崇本抑末”的主张。这很容易引起误解，以为儒家一般地反对工商业。徐复观先生对此作了辨析。他指出，“儒家承认工商的正常功用(“通郁滞”，“备器械”)”，但由于工商更容易获得和聚集财富，所以才在政治上和社会排序上重农抑商，但并非否定工商业。在另一方面，“贤良文学此处真正反对的，不是民间工商业，而是以盐铁均输等重大措施，由朝廷直接经营的工商业，及在朝廷直接经营下与官府勾接的工商业者。”(徐复观：“《盐铁论》中的政治社会文化问题”，载《两汉思想史》，台湾学生书局1992年版，第140页)徐复观先生对《盐铁论》中贤良文学们主张的这一梳理，更为鲜明地表达了儒家经济思想的一个要点，即儒家反对***直接介入一般性的商业领域，以及反对对工商业的垄断，尤其是***官员借助于权力而进行的垄断。
贤良文学们否定盐铁官营的理由，包括***垄断会带来价高质次的产品，尤其是农业生产必不可少的农具，直接侵害了农民利益；由于***及其官员进入到了一般商业领域，就会与民争利，“商工市井之利，未归于民”，而是“利归权家”，甚至直接侵夺民众土地等财产，致使破产成为流民；***官员利用管理盐铁官营之权力中饱私囊，形成了一个官商一体的利益集团，并对***政策产生了重要影响；为了维持这样一个***垄断工商业的局面，从中获益的官僚垄断阶级就极力支持一种穷兵黩武的对外政策，又导致“海内虚耗，户口减半”。总体而言，这都是由于政治权力与市场规则结合，即所谓“国以利为利”
的结果。
然而，徐复观先生也并没有完全肯定贤良文学们的所有主张，比如他们在反驳御史大夫们关于盐铁官营用于抵御匈奴的理由时，只是强调“夫文衰而武胜，德盛而备寡”，以及“修文德以来之”，被徐复观先生批为“不顾现实的空论”(同上书，第170页)。而对御史大夫们“故边民百战，而中国恬卧者，以边郡为屏蔽也”的论点则肯定为“在现实上是坚实的论证。”(同上书，第167页)这种把握非常到位。
如何将经济自由与富国强兵协调起来
然而，徐复观先生对《盐铁论》的评论还是有点缺憾。既然在边郡保持武备是必要的，御史大夫们坚持盐铁专卖，以筹措军费就有一定道理；既然怀柔政策不能感化四夷，贤良文学们罢盐铁专卖的要求不就变得“不现实”了吗？如果我们既支持经济自由的政策，又强调不能荒废武备，就要提出一个兼顾经济自由与富国强兵的理论以及可以实施的制度政策，以同时实现两个目标。否则任何一种批评都不够完整。
实际上，经济自由主义制度与政策并不像看起来那样不能支持富国强兵。首先是，经济自由主义政策会因其较低的税率而使经济总量有较快增加，会使***获得更多的***，用于提供国防公共物品，并且更可持续。宋代财政史告诉我们，王安石也是为了加强边备而增加了税收之外聚财措施，其结果是，“除与新法直接有关的增收外，在赋入的其他方面均未见明显自然增长。”(汪圣铎：《两宋财政史》，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66页)如变法后的熙宁十年，田赋收入比变法前略有减少(第52页)；商税和榷酒收入数“情况都不甚好”(第67页)。这“自然与行新法后人民负担增加多不利发展生产有关。”(第67页)更重要的是，这种财经政策是不可持续的。民众的实际税率加重，会导致社会经济的衰落。
在另一方面，轻徭薄赋还有着政治含义。如同孟子所说，“地方百里而可以王。王如施仁政于民，省刑罚，薄税敛，深耕易耨。壮者以暇日，修其孝悌忠信，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长上。”就是说，包括低税率在内的仁政可以使民众更加认同政治统治集团的合法性，更愿意拿出自己的***，包括财物和时间，支持***提供国防公共物品。如此“可使制梃以挞秦楚之坚甲利兵矣”，即能够对抗强大敌人。而如果这些敌人不行仁政，则不是行仁政国家的对手。“王往而征之，夫谁与王敌？故曰：仁者无敌。”
更进一步，如果将仁政推广到天下，而不是靠武力掠夺和奴役其他国家与人民，就会形成比较和平的世界秩序。国家之间的***就会较少，更不需要动用武力解决，就更少进行武力上的竞争，这也会在提高一个国家的安全水平的同时，降低其国防开支。
当然，如前所述，儒家承认要保持必要的军备。其水平是能够保卫自己，而不是要征服别人，所以不需过分的军备。这就不需要耗费过多的社会***。在另一方面，轻徭薄赋所激发的生产热情又会使社会总产出增加，从而能够提供达到这一恰当军备水平的***。从而，经济自由与富国强兵可以并行不悖。
这在历史现实中有过大量先例。如因一些偶然因素，使得一个社会在保持一定军事优势的同时，又保持较低的税率。例如近代以来的英国和美国；虽然我们不排除这两个国家在崛起时也部分地依靠掠夺因素，如英国对西班牙和法国商船的掠夺，和对中国的***贸易；美国早期的奴隶制和对印第安人的剥夺。
英国是一个欧洲大陆边缘的岛国。这使她不需要建立一支强大的陆军防备周边国家的入侵，只需要将***集中在建立海军上面。而她的竞争对手，无论是西班牙，荷兰，还是法国，都要同时建立两支军队，陆军和海军。这就使英国在获得海上优势的同时可以保持较低税率。而美国则立国于北美大陆，由海洋将其与列强分隔开来，使她得以在创立之初的相当长时间实行孤立主义政策，将较少***用于军事，从而可以长久地奉行经济自由主义政策。这一政策使她最终成为世界强国。
纵观历史，也许中国是唯一在比较自觉地实行经济自由主义政策的同时，保持国家强大的社会。比较突出的是汉朝、唐朝、明朝和清朝。它们都征收较低的税赋，同时只有不多的兵。这些中国传统社会的军事力量与其“帝国”的身份很不匹配，以致有人称之为“无兵的国家。”(雷海宗：《中国文化与中国的兵》，商务印书馆1940年版)即使是在军事力量看似强大的唐朝，统治集团也主要借用北方少数民族的军事力量来保卫边境。甚至向外扩张。如唐诗中所说，“北斗七星高，哥舒夜带刀。”而唐朝的税率，包括租庸调在内，大约在14%左右。这与今天世界超强的美国的军费相当于190个国家的总和有着天壤之别。“无兵的国家”是近代以来中国知识分子对中国荒于军备的批评，但反过来想一想，为什么“无兵”却能成就如此强大的国家和中国前后相继的强大王朝？这其中应该有“仁者无敌”的因素。
摘自百度网友，谢谢。
商鞅变法。
战国时期秦国的秦孝公即位以后，决心图强改革，便下令招贤。商鞅自魏国入秦，并提出了废井田、重农桑、奖军功、实行统一度量衡和建立县制等一整套变法求新的发展策略，深得秦孝公的信任，任他为左庶长。在公元前356年和公元前350年间，他先后两次实行以“废井田、开阡陌，实行郡县制，奖励耕织和战斗，实行连坐之法”为主要内容的变法。
经过商鞅变法，秦国的经济得到发展，军队战斗力不断加强，发展成为战国后期最富强的封建国家。
王安石变法
王安石变法是中国历史上针对北宋当时“积贫积弱”的社会现实，以富国强兵为目的的一场轰轰烈烈的改革，以“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财，取天下之财以供天下之费”为原则，从理财入手，颁布了均输法、青苗法、免役法（又称募役法）、市易法、方田均税法，并推行保甲法和将兵法以强兵。但由于未处理好具体实行的问题以及与反对者的关系，于是与反对者间长期反复地争斗，导致变法处于被批评的局面，虽然最终以失败而告终，但是一些具体措施还是保留了下来。
维新变法
戊戌变法指1898年六月（农历戊戌年）以康有为为首的改良主义者通过光绪帝爱新觉罗·载湉所进行的资产阶级政治改革，是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的一项政治改革运动。主要内容是：学习西方，提倡科学文化，改革政治、教育制度，发展农、工、商业等。这次运动遭到以慈禧太后为首的守旧派的强烈反对，同年九月慈禧太后等发动***，光绪帝被囚至***瀛台，维新派康有为梁启超分别逃往法国和日本。谭嗣同等6人（戊戌六君子）被，历时仅一百零三天的变法终于失败。因此戊戌变法也叫百日维新。是中国近代具有重大意义的一次资产阶级改良运动。
“富国强兵”最早出自于《管子》一书，该书主要讲了管仲学派关于富国与强兵的思想，可以说富国与强兵是相辅相成的两个方面，富国是强兵之本，是强兵的基础，只有国富，才能兵强，才会有强大的国防。
纵观中国历史上几个强大的朝代，譬如一统天下的秦，威震四海的汉，抑或是四方来朝的唐，我们或多或少都能探寻到这条规律的影子，先富国，而后强兵。
商鞅以废井田、重农桑、奖军功、实行统一度量和建立县制等一整套变法，促进了秦国经济的发展，秦国一举成为战国后期最富强的国家，军队战斗力也大幅提升。桑弘羊推行盐铁官营、均输、平准、币制改革、酒榷等经济政策，大幅增加了西汉***的财政收入，为武帝征伐四方奠定了雄厚的物质基础。唐太宗励精图治，***取轻徭薄赋、戒奢从简、发展生产等措施，使得国家的经济迅速发展，为强大的国防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我国历史是经济上富足的朝代，一般军事实力也不会弱，此前说了，因为富国是强兵的基础，只有***有钱了，国防的投入才会增大，才会***取一系列措施提高军事实力，确保手中能有一支强大的武装力量来维护自己的统治。
然而，也有意外，“国富兵强”这条规律在宋朝却明显失了效果，作为我国历史上经济发展水平最高的朝代，北宋的经济总量能达到当时全球的一半，南宋甚至达到当时全球经济总量的八成。但是，北宋和南宋的军事实力与同期它的经济地位相比，大相径庭，军队的战斗力可以用“渣”来形容。太宗期间的两次北伐失利，宋夏战争期间的三战三败，与南疆交趾作战失利，占优情况下签订的“澶渊之盟”，可以说，宋军基本上就是一支“常败之师”。
为什么宋代“国富兵并不强”呢？在一定程度上说，宋朝***对军队还是很舍得花钱的。据陈襄《论冗兵札子》记载：治平二年，天下所入财用大数，都约缗钱六千余万，养兵之费用约五千万，乃是六分之财，兵占其五。这些还都是养兵最基本费用，如发生战争，则将是另外一番情形。北宋朝廷在勒紧腰带过着苦日子，将每年财政收入的六分之五划给了军队，为什么换不来一支强大的军队呢？
困住宋军战斗力的“枷锁”。这个“枷锁”是什么？是宋朝开国以来以文制武的理念，是太祖、太宗创立的一系列“抑武制度”。在这些制度中最关键的一条就是改革中央军事机构，将枢密院与三衙兵权收于皇帝本人，枢密院只有发兵权，三衙只有管军权，虽然三衙控制着军队核心的权力，但是没有枢密院的指令，三衙却无法调动军队。
同时，太祖收走了三衙长官的出征权，使得大批高级将领沦为了摆设，另又任命文官成为枢密院的主要长官，甚至到了后期，武将连“二府”都无法进入。
一系列的制度，完全打散了军权，虽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北宋***的安全，却使得整个国家陷入危机。如爆发战事，从军事准备到最终的出兵作战，环节冗长，又由于不同的环节由不同的部门管理，一旦其中一个环节出现问题，将产生连锁反应，往往还未到决战时刻，败局征兆已现。
用人亦疑人。《三国志·魏书·郭嘉传》裴松之注引《傅子》上有句话，叫“用人无疑，唯才所宜”，用人不疑是就要充分信任他，不要有所怀疑，显然宋代的历代皇帝都无法做到这一点。由于北宋通过“陈桥兵变”建国，所以对于武将的防范甚为严密，尤其是领兵出征的武将，“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这句话不会出现在宋朝的朝堂上。
太宗是怎么办的呢？强化监军的作用。虽然监军并不是太宗首创，却在他手里发扬光大，监军的势力在他的时代得到了大大的强化。监军多来自皇帝身边的宦官，由于不懂军事且权力凌驾于主将之上，易与主将发生冲突，北宋猛将郭进即被监军迫害致死。同时朝廷也不肯把战场上指挥的大权交给前线的将领，要的就是将领间互相牵制，多头指挥，由于没有战场临时处置权，战机稍纵即逝，最终自废武功。对武将的怀疑和防范，使得这些前线的将领丧失主动，无心作战，敷衍塞责，***的军事能力自然大打折扣。
基础不牢地动山摇。强兵是个复杂的、系统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最基础的就是军队的训练水平，而北宋初期由将不带兵、兵不识将，日常不重视教阅训练，军队训练水平是严重下降的。平常训练水平不行，等到了战场上就会得到惩罚，就如同太宗朝涿州战场上那般混乱模样，“万口传叫，嚣声沸腾，辙乱尘惊，莫知攸往”，大战在即，有的还在取兵器，有的还在阵中乱窜，没有一点基本的军事素养。
虽然北宋正规军的数量从开国初的二十万到英宗朝的一百六十万，百年之间翻了八倍，数目庞大，但军事素质较差，作战能力低下，遇强敌一触即溃，没有打好军队的基础，再多的人，再多的钱也无济于事，强兵只是个梦想罢了。
洋务运动的意义有这些：
标志着中国近代工业的起步。
2.一定程度上起到了***外国资本输出的侵略的作用。
3.尽管洋务企业在兴办过程中存在种种问题,也未能真正达到“自强”“求富”的目的,但是,它对中国的早期现代化起到了不小的推动作用。
4.社会阶级结构发生变化,诞生了民族资产阶级。
：洋务运动的最终结果虽然是失败，但是其对中国近代的影响也是巨大的。
(1)对近代军事的影响:
洋务派一致主张师夷长技以富国强兵，抵抗外国侵略，挽救民族危机。洋务运动，是从军事自强开始的，为实现军事自强，洋务派主要抓了三个方面的工作:一是建立近代军事工业;二是建立近代海防海军，同时改进陆军的武器装备和训练;三是建立近代军事学堂，培养新式陆海军人才。在李鸿章等人的主持下，一大批大型近代军事工业相继问世。
1885年设立的海军衙门，统领海军、海防事宜，推进了海军建设和国防的现代化建设。清军队战斗力有所提高，对外国的侵略势力有一定的抵抗力，延缓了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进程。洋务运动的军事自强，使中国军队以近代新式武器装备投入反对日本侵略的甲午战争。开始了中国军队的近代化进程。
(2)对近代经济的影响:
洋务运动兴办军事工业的过程中，最难解决的问题就是资金、原料、交通等方面的问题，于是在"自强"口号兴办军事工业之后，洋务派又在"求富"口号之后开始兴办民用企业，着重点在于***矿、冶炼、航运、铁路等一系列配合军事工业的项目。
在洋务派的倡导下，许多达官显贵以兴办洋务为荣，深深的动摇了从商鞅变法开始的，中国几千年文明中"重农轻商"的概念，促使中国近代经济、资本主义的发展，使资本主义经济成分在社会经济中明显增长，对中国近代企业、民族资本主义的诞生、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3)对近代政治的影响:
洋务运动的创办者自身的封建性和腐朽性导致了洋务运动的失败，而洋务运动的失败使中国近代化过程中其他的有志之士看到了洋务运动的缺陷，***了中国近代化的进程。
(4)对近代文化的影响:
洋务运动是近代教育的开端。要开始洋务运动，兴办洋务就必须要有精通洋务的人才，但是中国传统的科举制教育却远远无法满足洋务运动对人才的需要。因此兴办新式学堂，派遣留学生，就成了洋务运动进行下去的一项总要的举措。
开办新式学堂，从19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洋务派共创办24所新式学堂，主要为翻译、工程、兵器、通讯、医务等培养新型人才，虽然学堂规模不大，但是依旧打破了古老的科举制度，培养了一批不同于传统的近代科技知识分子，一定程度上打通了社会文化风气，为后面科举制的废除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派遣留学生，为了更系统的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洋务派向西方派遣 200 多位留学生，为洋务事业培养了一大批具有西学知识的新式人才，一方面也对中国的教育近代化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为中国社会迈向近代化准备了最初始的文化条件。
积极作用和意义：
19世纪60年代初期到90年代，出现了暂时的"中外修好"的和局，清***统治集团内的一些开明人士为了维护清***的封建统治，而***取了一系列"自强""求富"的措施,虽然其目的是为了摆脱"内忧外患"维护封建统治，但这一运动是符合历史潮流的。
并且在客观上推动了中国生产力的发展，促使了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与发展，在一定程度上***了外国资本主义的经济输入，促进了中国教育的近代化和国防的近代化。
其意义表现在:
1、洋务运动推动了近代中国生产力的发展，促使了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
2、洋务派在一定程度上***了外国资本主义的经济输入;
3、洋务运动打开了封建教育制度的缺口;
4、洋务运动促使了国防的近代化。
局限性：
洋务运动没有使中国走上富强之路，洋务运动的失败原因:包括传统封建制度的弊端、缺乏完整的***、主事者识见不足、守旧人士的反对、官僚政风的败坏等。
洋务运动中，洋务派虽然自我标榜"自强新政"，但由于他们都是封建传统思想的卫道者，根本无意于学习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制度，只主张学习西方技术，极力反对对封建思想和封建制度进行任何形式的变革，只是徘徊在封建王国的藩篱中自认为有所新创而洋洋得意，所以最终也没能在外国侵略者面前表现出"自强"、"中兴"。
秦国在春秋时期，社会经济的发展落后于关东齐、楚、燕、赵、魏、韩这六个大国。其井田制瓦解、土地私有制产生和赋税改革，都比关东各国晚了很久。如鲁国 “初税亩”是在公元前594年，秦国的“初租禾”是在公元前408年，落后186年。可是这时，秦国已使用铁制农具，社会经济发展较快，这不仅加速了井田制的瓦解和土地私有制的产生过程，而且还引起社会秩序的变动。公元前384年，秦献公即位，下令废除人殉的恶习。次年又迁都栋立。秦孝公即位以后，决心彻底改革，便下令招贤。商鞅自魏国入秦，秦孝公任他为左庶长，开始变法。
春秋战国时期是奴隶制崩溃、封建制确立的大变革时期，在这一时期，铁制农具的使用和牛耕的逐步推广，导致奴隶主的土地国有制，逐步被封建土地私有制所代替。随着封建经济的发展，新兴地主阶级的经济和政治势力越来越大。新兴地主阶级纷纷要求在政治上进行改革，发展封建经济，建立地主阶级统治。各国纷纷掀起变法运动，如魏国的李悝变法、楚国的吴起变法等。商鞅变***是在这种背景下发生。这种社会变革、变法运动体现了生产关系必须适应生产力发展、上层建筑必须适应经济基础变化的规律。
某次，商鞅为劝太子，结果被太子记了仇。太子登基后，联通反对变法的贵族一起，残害了商鞅。（因为变法后取消了贵族制度，不是继承贵族了，而是立功的多便封为贵族，并且不能继承。而原来的贵族是继承的也被降低了职权。）
齐威王当了霸主以后，燕、赵、韩、魏等国怕他三分，纷纷前来朝贡。只有西方的秦国没有来。原来，当时秦国在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都比较落后，中原各国叫它“西戌”，把它看作野蛮民族，瞧不起它，很少跟它来往，还不时派兵侵夺它的土地。
周显王八年（公元前361年），秦孝公即位。他感到秦国外受强邻的欺压，内有贵族的专横，日子很不好过，决心奋发图强，改变国家落后的面貌。为了寻求改革的贤才，就下了一道命令：“不管是本国人，还是外国人，谁有好办法使秦国富强起来，就封他做大官，赏给他土地。”不久，一个叫卫鞅（yāng）的年轻人应征从魏国来到秦国。
卫鞅姓公孙，名鞅，原是卫国的一个没落贵族，所以大家管他叫卫鞅。他看卫国弱小，不足以施展他的才华，就跑到魏国，在魏国当了好些时候的门客，也没受重用。卫鞅正在郁郁不得志的时候，忽然听到秦孝公招聘人才，他决心离开魏国到秦国去。
卫鞅到了秦国，托人介绍，见到了孝公，卫鞅把他的一套富国强兵的道理和办法给孝公讲了一遍，他说：“一个国家要富强起来，就必须重视农业生产，这样，老百姓有吃有穿，军队才有充足的粮草；要训练好军队，做到兵强马壮；还要赏罚分明，种地收成多的农民、英勇善战的将土，都要鼓励和奖赏，对那些不好好生产、打仗怕死的人，要加以惩罚。真能做到这些，国家没有不富强的。”
孝公听得津津有味，连饭都忘了吃。两个人议论国家大事，谈了好几天，十分投机。最后，孝公决定变法，改革旧的制度，推行卫鞅提出的新法令。
这个消息一传开，贵族大臣们都一起反对。不少大臣劝孝公要慎重，不要听信卫鞅那一套。孝公心里非常赞成卫鞅的主张，觉得不变法就不能使秦国富强起来，但是看到反对的人那么多，又感到为难，就把许多大臣召集到一起，让他们辩论。一个叫甘龙的大臣首先发言，他说：“现在的制度是祖宗传下来的，官吏做起来得心应手，老百姓也都习惯了。不能改！改了准会乱！”另外一些大臣也跟着说：“新法是胡来”，是“谬论”，“古法、旧礼改不得！”卫鞅理直气壮地驳斥他们说：“你们口口声声讲什么古法、旧礼，请问这一套能使国家富强起来吗？从古以来就没有一成不变的法和礼。只要对国家有好处，改变古法、旧礼有什么不对？墨守成规只能使国家灭亡！”
卫鞅从古到今，举出大量事实，说明变法的必要，把那些大臣驳得哑口无言。孝公听他说得头头是道，把反对变法的大臣一个个都驳倒了，非常高兴，对卫鞅说：“先生说得对，新法非实行不可！”说罢就拜卫鞅为左庶长（古时候一种官名），授予他推行新法令的大权，叫他抓紧把变法方案制订出来。并且宣布：谁再反对变法，就治淮的罪。这样，那些大臣都不敢吭声了。
卫鞅很快就把变法方案制订出来了。孝公完全同意。卫鞅怕新法令没有威信，老百姓不相信，推行不开，就想了个办法。他叫人在都城的南门竖了一根三丈来长的木头，旁边贴了张告示说：“谁能把这根木头扛到北门去，赏他十金。”不多会儿，木头周围就围满了人。
大伙儿心里直犯嘀咕：这根木头顶多百把斤，扛几里地不是什么难事，怎么给这么多的金子呢？或许设了什么圈套吧？结果谁也不敢去扛。卫鞅看没人扛，又把奖赏提高到五十金。这么一来，人们更疑惑了，都猜不透这新上任的左庶长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这时候只见一个粗壮汉子分开人群，跨上前去，说：“我来试试。”扛起木头就走。许多看热闹的人，好奇地跟着，一直跟到了北门。只见新上任的左庶长正在那里等着呢。他夸奖那个大汉说：“好，你能够相信和执行我的命令，真是一个良民。”随后就把准备好的五十金奖给了他。
这事儿很快就传开了，大家都说：“左庶长说话算数，说到做到，他的命令可不是随便说说的啊！”
周显王十三年（公元前356年），卫鞅的新法令公布了。主要内容有：
第一，加强社会治安。实行连坐法，把老百姓组织起来，五家编为“一伍”，十家编为“一什”，互相担保，互相监视。一家犯了罪，九家都要检举，否则十家一起判罪。检举坏人和杀敌人一样有赏，窝藏坏人和投降敌人一样处罚。外出必须携带凭证，没有证件各地不准留宿。
第二，奖励发展生产。老百姓努力生产，粮食布帛贡献多的，可以免除一家劳役；懒惰和弃农经商的，连同妻子、儿女一起充为官奴。一家有两个儿子以上，成人以后就要分家，各自交税，否则一人要交两份税。
第三，奖励杀敌立功。官爵大小以在军事上立功多少为标准。功劳大的封官爵就高，车辆、衣服、田地、住宅、奴婢的赏赐，也都以功劳大小而定；军事上没有功劳的，即便有钱也不能过豪华的生活，就是贵族也只能享受平民的待遇。
新的法令刚刚开始推行，就遇到很大阻力。那些贵族宗室不去打仗立功，就不能做官受爵，只能享受平民待遇，失去了过去的许多特权；实行连坐法以后，他们也不能为所欲为了。因此，都疯狂地攻击新的法令，更不要说保守势力的代表甘龙他们了。在他们的唆使下，就连太子也出来反对。卫鞅把甘龙罢了官，可是，太子是国君的继承人，不便处分，卫鞅去找秦孝公，对他说：“新法令所以推行不开，主要是上头有人反对。”孝公说：“不管谁反对，就惩办谁。”卫鞅把太子反对、故意犯法的事一说，孝公既生气又为难，没有言语。卫鞅说：“太子当然不能治罪，但是新法令如果可以随便违犯，今后就更不能推行了。”孝公问：“那怎么办呢？”卫鞅说：“太子犯法，都是他的老师唆使的，应该惩治他们。”孝公表示同意。这样，太子的老师公子虔就被割了鼻子，公孙贾就被刺了面。大伙看到孝公和卫鞅这样坚决，都不敢反对新法令了。
几年以后，秦国变得强盛起来。由于新法令规定了增产多的可以免除一家的劳役，老百姓一心都务农，积极种田织布，生产得到很***展，人民的生活也有所改善；由于新法令规定了将士杀敌立功的可以升官晋级，所以都英勇作战。老百姓很高兴。孝公看卫鞅制订的新法令成效显著，就提升他为大良造（当时一种大官名称）。并且派他带兵去攻打魏国。原来十分强盛的魏国，这时候已经衰弱下来，根本不是秦国的对手，连都城安邑也被秦军攻占了。魏国只得向秦国求和。卫鞅凯旋而归，接着，在国内又进一步推行新法令，主要内容有：把国都从雍城（雍，今陕西省凤翔县）迁到东边的咸阳，以便于向中原发展；把全国分成三十一个县，由中央直接委派县令县丞去进行治理，不称职的县官治罪；废除“井田”制度，鼓励开荒，谁开归谁，允许自由买卖土地；统一度量衡等。这些都是发展生产的有力措施，对于巩固和发展新兴地主阶级的势力起了很大的作用。新法令实行了十年以后，秦国变成当时最富强的国家。周天王派人给孝公带来礼物，封他为“方伯”（一方诸侯的领袖），中原各国都纷纷前来祝贺，对这个新兴的强国都另眼相看了。
秦孝公十分欢喜。后来把商、于一带十五座城镇封给了卫鞅，表示酬谢。从此以后，人们就把卫鞅称做商鞅了。
过了几年，秦孝公病死了，太子即位，是秦惠文王。惠文王以前反对商鞅的新法令，商鞅给他定了罪，给他老师判了刑，所以他一直怀恨在心。这会儿，他一当国君，那些过去反对商鞅的人就又得势了。他们串通一气，捏造罪名，硬说商鞅阴谋造反。惠文王就把他抓住处死了。商鞅虽然死了，可是，他推行的新法令已经在秦国扎下了根，再也无法改了。他的变法为后来秦国统一中原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商鞅非秦国人，秦王说：“谁帮我国成功变法就封他做官。”于是，商鞅来到秦国。以在南门立木取得了老百姓的信任。
在中国古代先秦时期，与其他学派一同蓬勃发展的还有一家与众不同的学说，那便是兵家学说。兵家在那个诸侯割据、战乱不断的年代具有重要的地位，各个诸侯国的君主都想得到兵法大的指导和帮助，壮大国防力量，保疆卫土，同时扩展版图，即使到后来的各封建王朝，兵家仍始终是受重视的对象。如今，我国的兵家之说不仅在国内被奉为经典，在国外也同样大放异彩，被军事家以及爱好者们不断研习。
不过，人们对于兵家总是有一种曲解，认为兵家就是简单的统兵之说，是用来教别人怎样带兵打仗的，比如战术、如何布阵、使用计谋等。其实，兵家在其学说之中，也有提到治理国家的观点，因为大多都是从军事的角度论述的，因此很容易就被人们所忽视了。虽然现今对先秦兵家治国思想的研究还比较薄弱，但并不影响我们从大体上了解其治国的中心思想。从一个独特的角度来审视它的军队和国家一起治理的理论，也是十分有意思的。
兵家学派在历史上出现过许多有深远影响力的大家，早起商周时的姜太公吕尚，再到后来著名的孙武、孙膑等，都著有意义深奥的兵法兵书。他们在讲述用兵之道的同时，都不约而同地与政治治国联系起来，例如，认为，战争的胜败，战术战法只在其次，最重要的还是在于综合国力的比较。可以说，想要成为一个伟大的军事家，就不能不关注国家政治的形势和走向，因为这可以影响到用兵的方向和策略。而军、政的共同分析和配合，一同组成了对于国家的治理。
在国家的治理过程中，兵家讲究全局意识，也就是着眼于大局，宏观考虑问题与形势。所谓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兵家在实践过程中便一直坚守这样的原则。在思考军事问题的时候，兵家会将政治、经济、文化等多方面因素融合进去，从大战略角度对信息进行整合，从而对战争的胜负作出推断，并通过策略的应用左右战争的走向。这一点在先秦时期众多的兵书当中都有比较明显的体现。兵家将政治的清明，民心的相背同战争的胜负联系到了一起。
在姜尚《六韬》的《国务》篇中有这样一段话:
“善为国者，驭民如父母之爱子，如兄之爱弟，见其饥瘳则为之忧，见其劳苦则为之悲，赏罚如加于身，赋敛如取于己。此爱民之道也。”
意思是说，擅长治国的人，在统领国家的人民时就要像父母疼爱自己的孩子一样，像兄长呵护自己的爱弟一般，看见他们饥荒挨饿难忍便会为他们感到心忧，看见他们劳累困苦就会为其感到悲伤，他们受到赏罚就像是发生在自己身上，他们的税赋的重担就像自己也背负一样。这就是爱民的行为。从这段文字中，可以清楚地发现是十分关注民生、体恤人民疾苦的，他们认为，统治者要想成功地治理国家，就要爱护本国的臣民，而这在一定程度上是与儒家相通的。
兵家认为国家的经济状况良好同样意义非凡，因此在治国主张中，兵家提倡大力发展经济实力。在战争中，物资的消耗是非常大的，军队需要大量的能源补给才能维持作战，古代战场，动辄就是数万人的大规模战争，兵士们需要吃饭，战马需要粮草，没有这些，就算不被敌人打败，自己也要饿死了，就更别提取得战争的胜利了。比如三国时期诸葛亮六出祁山，虽然能够打得胜仗，却从来没有坚持到底。这是为什么呢？其实，就是因为物资补给拖了后腿。由于蜀中道路崎岖难行，粮草运送总是不能及时，因此每次诸葛亮在打下一两个州府之后，就被这个难题逼退了回去，不得不收兵回川，并无奈地放弃了千万条生命才换来的城池。正是物资的问题，主动攻击曹魏多达六次，每次甚是热闹，捷报也频传，却到最后也没有大的进展。其实，诸葛亮也深深知道自己的软肋，因此也停止攻击进行过休整，搞过经济建设，也取得过一定的成效。
兵家知道一个国家发展经济的重要性，因此鼓励耕战，所谓富国强兵，必须先富国之后才能强兵。战国时期，孙膑在魏国被庞涓所害，幸得田忌帮助才回到齐国。齐威王很器重孙膑，向他询问强兵的策略，孙膑并没有急着向君王阐述战法，他的回答是先要富国。可见，经验丰富的将领们都将物资的供给摆在了第一位，而要保证充足的***就需要鼓励百姓积极耕种，发展生产。兵法《六韬》中也指出，“民不失务则利之，农不失时则成之”，“尽力农桑者慰勉之”。经济状况决定了战争的形式、发展以及最终的结局，中国古代兵家之所以具有西方不具备的先进性，便是因为他们将治军引申到治国，将经济发展，鼓励耕战作为重要的治国策略。
兵家是带领军队打仗的，而每当战争过后，无论输赢，都势必会对国力有一定的损耗，因此站在这个角度来看，治国就必须重视对国力的恢复，而其主要手段就是:清明政治，恢复经济生产，并对人民实行轻徭薄赋，这样才能休养生息，恢复元气。另外，想要更快地恢复实力，就需要在战争过程中尽量减少损失，这就对战争的把握有了更高的要求，无论是战争初期的准备，战争过程中的奋勇争胜还是在战后的经验总结，都需要严谨的思考，以做到环环相扣，进行全阶段的把握。兵家有句名言，叫做“不战而屈人之兵”，就是为了以最小的损失获得最大的胜利和战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