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春秋时期，诸侯割据争霸，礼法遭践踏，邦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邦无道则礼乐征伐字诸侯出。
作春秋乱臣贼子都害怕,可见作春秋的目的是揭露乱臣贼子的野心,让君主提防他们,积极治理朝政,整顿军队,安抚人民。
孔子在古代被尊奉为“天纵之圣”、“天之木铎”，是当时社会上的最博学者之一，被后世统治者尊为孔圣人、至圣、至圣先师、大成至圣文宣王先师、万世师表。
其儒家思想对中国和世界都有深远的影响，孔子被列为“世界十大文化名人”之首。随着孔子影响力的扩大，祭祀孔子的“祭孔大典”也一度成为和中国祖先神祭祀同等级别的“大祀”。
《春秋》叙事，于行文中分别善恶，暗寓褒贬，善者褒之，恶者贬之，人们从中可以吸收经验教训，而那些乱国奸臣，祸民贼子则从中看到了自己的影子，而心怀畏惧。这是赞美孔子的史笔，用以褒奖正直的史官及其历史著作。
原文孔子曰：「天下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孟子曰：「禹抑洪水，孔子作《春秋》，而予距杨墨。」盖以是配禹也。文章之得丧，何与于天，而禹之功与天地并。孔子、孟子以空言配之，不已夸乎。自《春秋》作而乱臣贼子惧；孟子之言行而杨、墨之道废 天下以为是固然而不知其功。孟子既没，有申商、韩非之学违道而趋利，残民以厚主，其说至陋也。而士以是罔其上，上之人侥幸一切之功，靡然从之。而世无大人先生如孔子、孟子者。推其本末，权其祸福之轻重，以救其惑，故其学遂行。秦以是丧天下，陵夷[1]至于胜、广、刘、项之祸，死者十八九，天下萧然。洪水之患，盖不至是也。方秦之未得志也，使复有一孟子，则申、韩为空言，作于其心，害于其事；作于其事，害于其政者，必不至若是烈也。使杨、墨得志于天下，其祸岂减于申、韩哉? 由是言之，虽以孟子配禹可也。太史公曰：「盖公言黄、老，贾谊、晁 而谊亦为之。予以是知 晋以老庄亡，梁以佛亡，莫或正之。五百余年而后得韩愈，学者以愈配孟子，盖庶几焉。愈之后二百有余年，而后得欧阳子，其学推韩愈、孟子以达于孔氏，着礼乐仁义之实，以合于大道，其言简而明，信而通，引物连类，折之于至理，以服人心。故天下翕 自欧阳子之存，世之不说
宋兴七十余年，民不知兵，富而教之。至天圣、景佑极矣，而斯文终有愧于古，士亦因陋守旧，论卑而气弱。自欧阳子出，天下争自濯 长育成就，至嘉佑末，号称多士，欧阳子之功为多。呜呼! 此岂人力也哉? 非天其孰能使之? 赖天子明圣，诏修取士法。风厉学者，专治孔氏，黜 考论师友渊源所自，复知诵习欧阳子之书。予得其诗文七百六十六篇于其子棐 欧阳子讳修，字永叔。既老，自谓六一居士云。注释亦作「凌夷」、「凌夷」。[2]出自〈太史公自序〉：「自曹参荐盖公言黄老，而贾生(即贾谊)、晁错明申、商，公孙弘以儒显。」[4]濯磨：洗涤磨炼。比喻加强修养，以期有为。亦作「濯摩」。[5]黜：摈除﹑排斥。译文
有些话大但并不虚夸，通达事理的人相信它，众人怀疑它。孔子说：「上天要是毁掉周礼，后死者(我)便不能掌握它了。」孟子说：「大禹治理洪水，孔子写作《春秋》，我***杨朱、墨翟的学说。」大概是拿这些文章来与大禹相媲美。文章的得失，与上天有什么相干?大禹的功绩与天地一般大，孔子、孟子凭借空洞的言辞来与大禹相媲美，不也太夸大了吗?自从《春秋》写出来．乱臣贼子就惧怕了；孟子的学说实行以后，杨朱、墨翟的主张就废弃了。天下人认为这些事情原本就是这样，却不知道是他们的功劳。孟子死了以后，出现了申不害、商鞅、韩非的学说，他们违背正道(孔孟之道)而追逐利益，残害百姓来取得君主的好感，他们的学说特别浅薄，而士人却拿它们来欺骗国君，国君也庆幸侥幸得来的一切成功。风吹草偃似地听从他们的话，而当时世上却没有孔子、孟子那样的大人先生，来推究他们学说的来龙去脉，权衡他们学说的祸福轻重，匡正他们学说的惑乱之处，所以他们的学说就流行了。秦因此丢掉了天下，正道更趋于衰微以至酿成陈胜、吴广、刘邦、项羽那样的祸殃。死去的人占十分之八九，天下一片萧条。洪水的灾害也不会凄惨到这个地步啊。当秦尚未统一天下的时候，***如再出现一个孟子这样的人，那么，申不害、韩非讲空话，荒诞的言论从心里产生，以致于危害进行的事业，在事业上起了作用，而危害到国政的结果，一定不至于发展到如此严重的地步。***如扬朱、墨翟在天下得势，他们的危害难道比申不害、韩非小吗?由此说来，即使认为孟子与大禹相媲美也是可以的。太史公说：「大概就公开谈论黄帝、老聃的学说了，贾谊、晁错都明晓申不害、韩非的主张。」仅有一个晁错倒是没有大关系，而贾谊却也是一样的做法。我因此知道邪说能够改变一个人，即使是豪杰之士也有不可避免的时候，何况是普通人呢?
从汉代以来，治国的方法不是从儒学那里来的，因此扰乱天下的人很多。晋因为崇尚老聃、庄周的学说而灭亡，梁也因为信佛而亡国，这是因为没有谁去匡正他们。五百年以后出现了韩愈，求学的人认为韩愈差不多可以比得上孟子。韩愈以后的二百多年又出现了欧阳修，他的学说推崇韩愈、孟子的主张一直上到孔子。阐明礼乐仁义的实质，与儒家的学说相符舍。他的文章语言简练而明白，诚信而畅达，引譬取喻，旁征博引，近于真理，使人心折服。所以天下人一致像老师那样尊敬他。自从欧阳修出道以后，世上一些不喜欢他的人，闹哄哄地攻击他，这能使他这个人感觉折挫困辱，却不能使他屈服而改变他的学说。无论有无才能，士人都不谋而合地说：「欧阳修，就是今天的韩愈」。宋朝兴盛七十余年来，百姓不知道战争，民生富裕，也受到了教育，这种情况到天圣、景佑时期发展到了极点。这时的文章终究有愧于古人，士人也沿袭陋规守着旧章，论述卑微，没有气势。自从欧阳修出现以后，天下的士人加强修养，砥砺自己，以精通经学学习古文为崇高，以挽救时弊推行正道为贤能，以犯颜直谏让皇帝***纳己见为尽忠。培养造就人才，到嘉佑末年，号称人才济济，这大部分是欧阳修的功劳。唉，这难道是人力可做到的吗？除了天谁又能使它这样呢？欧阳修过世十多年后，士人又开始研究新的学说，拿与佛老相似的学说，扰乱周公孔子的真理，有见识的人为此感到忧虑。仰仗着皇帝的圣明，下诏修改选拔人才的办法。劝谕鼓励求学的人专门研究儒学，排斥异端邪说，这样做了以后社会风俗为之一变。考究推论师友们才德的渊源来自哪里，重新知道要诵读学习欧阳修的书。我从他儿子欧阳棐那里得到了他的诗文七百六十六篇，就按顺序编辑起来并评论说：「欧阳修阐释儒道像韩愈，谈论事情像陆贽，记叙***像司马迁，所作诗、赋像李白。」这不是我个人的说法，是天下人的说法。欧阳子名修，字永叔。年老以后，自称六一居士。注
这篇序言盛赞欧阳修继承韩愈推崇儒家学说，并叙述欧阳修的功德。「自欧阳子出，天下争自濯磨，以通经学古为高；以救时行道为贤；以犯颜纳谏为忠。」「欧阳子论大道似韩愈，论事似陆贽，记事似司马迁，诗赋似李白。」其诗，词，赋，散文，均成就极高，是是 其散文与 因其文、词颇多于著作，宋代每逢科考常出现其文命题之考试。故时学者有曰：「苏文熟，吃羊肉，苏文生，吃菜羹」之说。
《旧五代史·张存敬传》翻译：
张存敬是谯郡人。他性格刚直，有胆量和勇力，遇到危险的时候并不惧怕。唐中和年间，他跟随梁太祖到汴州，因为他能屈己敬人，很被太祖亲近。刚开始担任右骑都将。跟随太祖征讨巢、蔡，一共经历一百多场战役，多次在急迫情形下，显示出奇谋，因此常立下特殊的功勋。
光启年间，在盟津李罕之会同晋军围困张宗奭，太祖派遣丁会、葛从周、存敬三人同时飞驰前往救援。张存敬率领骑兵率先进攻敌军，各路军马像翅膀一样掩护他，敌人的骑兵被打败了，于是就解了河桥之围。
大顺二年，张存敬担任诸军都虞侯，辅佐霍存统帅大军收复宿州，因为功勋上奏加封检校兵部尚书。太祖向东征讨徐、兖，他常有杀敌的功劳。
凡是他指挥的战役，都能抓住机会，箭矢滚石能到的地方，他一定身先士卒，太祖待他特别优厚不同一般，让他担任行营都指挥使、检校右仆射。乾宁三年，担任武宁军留后，代理颍州刺史。光化二年夏四月，幽、沧侵犯魏郡，又以存敬为都指挥使。
三年，大规模起兵，和葛从周共同进攻浮阳，竖立数十围栏，围刘守文好几个月。那时幽州刘仁恭带兵前来救援，存敬在乾宁军南老鸦堤偷袭他。这天，燕人大败，斩杀敌军五万人，活捉了马慎交下面一百余人，获一万多匹马。
这年秋九月，引军占领镇州，存敬带领军队渡过滹沲河，兵士击鼓前进，遇到镇州几千个散兵，趁机（于是）追赶他们，径直进入镇州壅门，收缴数以万计的鞍马牛驼。第二天，镇州人送纳人质（归顺）才回师。
不久担任宋州刺史，过了几年，非常善于处理政事。又带领大军攻打蓟门，几十天之间接连攻陷瀛、莫、祁、景四州，擒获的俘虏非常多。自从怀德驿开始和中山兵接战，数十里尸骸狼藉，中山开城请降。
天复元年春，太祖因为河中节度使王珂与太原结亲，凭借（太原）骄横放纵，命令存敬统大军讨伐王珂。当天收复绛州，捉拿刺史陶建钊，使晋州刺史张汉瑜投降，二郡被平息。进而围攻河中，王珂请求投降。
太祖称赞他，于是让存敬担任护国军留后。不久，升任检校司空，不久又迁任宋州刺史。快到任职的地方时，卧病，十多天后在河中府去世。太祖听说张存敬死了，哀痛惋惜了一段时间。开平初，追封他为太保。乾化三年，又追封他为太傅。
《旧五代史·张存敬传》原文：
张存敬，谯郡人也。性刚直，有胆勇，临危无所畏惮。唐中和中，从太祖赴汴，以其折节，颇见亲昵，首为右骑都将。从讨巢、蔡，凡历百战，多于危蹙之间，显有奇略，由是频立殊效。光启中，李罕之会晋军围张宗奭于盟津，太祖遣丁会、葛从周、存敬同往驰救。
存敬引骑军先犯敌将，诸军翼之，敌骑大败，乃解河桥之围。大顺二年，为诸军都虞侯，佐霍存董大军收宿州，以功奏加检校兵部尚书。太祖东征徐、兖，存敬屡有俘斩之功。凡受指顾，皆与机会，矢石所及，必以身先，太祖尤加优异，以为行营都指挥使、检校右仆射。
乾宁三年，充武宁军留后，行颍州刺史。光化二年夏四月，幽、沧侵凌魏郡，复以存敬为都指挥使。三年，大举，与葛从周连统诸军攻浮阳，树数十栅，围刘守文累月。时幽州刘仁恭举兵来援，存敬潜军击之于乾宁军南老鸦堤。
是日，燕人大败，斩首五万级，生擒马慎交已下一百余人，获马万余蹄。其年秋九月，引军收镇州，存敬勒众涉滹沲河，师人鼓行而进，逢镇之游兵数千，因逐之，直入镇之壅门，收鞍马牛驼万计。翼日，镇人纳质而旋。寻为宋州刺史，逾年，甚有能政。复拥众伐蓟门，数旬间连下瀛、莫、祁、景四州，擒俘不可胜纪。
自怀德驿与中山兵接战，枕尸数十里，中山开壁请降。天复元年春，太祖以河中节度使王珂与太原结亲，凭恃骄恣，命存敬统大军讨之。即日收绛州，擒刺史陶建钊，降晋州刺史张汉瑜，二郡平。
进围河中，王珂请降。太祖嘉之，乃以存敬为护国军留后。未几，检校司空，寻移宋州刺史。将之任所，寝疾，逾旬卒于河中。太祖闻之，痛惜移晷。开平初，追赠太保。乾化三年，又追赠太傅。
此文出自宋朝·薛居正编撰的《旧五代史》
扩展资料写作背景：
《旧五代史》，原名《五代史记》，是北宋设馆修史以后唯一的私修正史，撰者欧阳修（1007—1072年）。
在已有了薛居正等主编的《旧五代史》以后，欧阳修为什么独出心裁，重又编出一部体例和写法不一样的新的五代史呢？《宋史·欧阳修传》中对此作了简约的说明：“自撰《五代史记》，法严词约，多取《春秋》遗旨。”
所谓“自撰”，是说这部史书不是奉朝廷之意，而是私家所撰。而“《春秋》遗旨”即《春秋》笔法。欧阳修自己说：“呜呼，五代之乱极矣！”“当此之时，臣弑其君，子弑其父，而缙绅之士安其禄而立其朝，充然无复廉耻之色者皆是也。”
他作史的目的，正是为了抨击这些他认为没有“廉耻”的现象，达到孔子所说的“《春秋》作而乱臣贼子惧”的目的，是私修史书。
从欧阳修给尹洙、梅尧臣等人的信件看，在景祐三年（1036年）之前，已着手编写，到皇祐五年（1053年）基本完成，这是史学界公认的说法。
宋神宗熙宁五年（1072年）八月，在欧阳修去世一个月后，下诏命他的家人奏上。然后藏进国家图书馆。到金章宗时候，这本新的五代史才逐渐代替了《旧五代史》。
作者简介：
薛居正（912年－981年7月12日），字子平。开封府浚仪县（今河南开封）人。五代至北宋初年大臣、史学家。
清泰元年（934年），薛居正参加进士考试未被录取，写了一篇《遣愁文》来自解，他的文章寓意卓越豪迈，观者认为有公辅大臣的器量。清泰二年（935年），得起居舍人刘涛力荐，“以为文章器业必至台辅”，于是登进士第。
后晋天福年间，华帅刘遂凝召他为从事。刘遂凝之兄刘遂清管理国家财经大事，上奏任命他为盐铁巡官。
开运初年（944年），改任度支推官。宰相李崧领管盐铁，又上奏任他为推官，加任大理司直，升为右拾遗。桑维翰任开封府尹时，又上奏任他为判官。
因为春秋时期，诸侯割据争霸，礼法遭践踏。
邦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邦无道则礼乐征伐字诸侯出。
孔子向来注重礼仪，肯定不希望这种局面出现。于是作春秋，严厉斥责个诸侯的无视礼法行径。
“乱臣贼子”指不守臣道、心怀异志的人。现大多用来指破坏国家统一、危害人民利益的人。
此典出自《史记?卫康叔世家》：“州吁新立，好兵，杀桓公，卫人皆不爱。石碏乃因桓公母家于陈，详为善州吁。至郑郊，石碏与陈侯共谋，使右宰丑进食，因杀州吁于濮，而迎桓公弟晋于邢而立之，是为宣公。”
春秋时候，郑庄公和大臣们正商议着去朝见天子，卫国的使臣来到，说卫桓公去世，公子州吁即位。郑庄公满腹怀疑，觉得这件事很蹊跷，就叫祭足去打探真相。祭足说：“传送卫侯是被州吁害死的。”郑庄公听了，皱眉顿足说：“州吁谋害了国君，看样子，他马上会朝咱们这儿攻过来，咱们一定得早做准备啊！”大臣们面面相觑，都不明白卫国的内乱，怎么会殃及到郑国呢？
原来卫桓公有两个兄弟，一个是公子晋，另一个是州吁。州吁向来喜欢发兵打仗。他见哥哥卫桓公生性懦弱、憨厚无能，非常瞧不起他，就与心腹石厚密谋抢夺君位。周桓王元年，卫桓公要到雒邑去觐见天子，州吁就在西门外设宴为他送行。他举杯向卫桓公敬酒，说：“哥哥要出远门，弟弟敬您一杯！”卫桓公说：“多谢您费心！我这一去只不过月余就回来，有劳贤弟代理朝政，小心留意。”说完，他也倒了一杯酒给州吁。州吁双手去接，故意失手使酒杯落地，然后趁弯身捡起酒杯的时候，闪到卫桓公背后，抽出短剑朝他刺去，卫桓公当场死去。但四周都是州吁的人，有谁敢出面说话呢？于是州吁自立为君，拜石厚为大夫，对外就说卫侯是得了急病死的，逐一向诸侯报告。可是卫国境内流言满天飞，都传说国君遭到了州吁和石厚的谋害。国君非常害怕流言蜚语，如果国内的老百姓和国外的诸侯不服，君位就会保不住。州吁和石厚对这一点也不敢掉以轻心。他们左思右想，非得想出个计策让别人服气不可。他们认为最好的计策是轰轰烈烈地打场胜仗，顺便还可劫掠些粮食。可是发兵打仗，总得有个冠冕堂皇的理由，至于要攻打哪一国呢？也得有个正当的名义才行。他们就在临近诸国里东挑西选，找人家的把柄。突然，石厚灵机一动，说：“有啦，郑伯寤生杀了他兄弟，又撵走他母亲，天理难容、罪该万死，咱们就去攻打他吧！”州吁直点头，煞有介事地说：“对！这理由够充分，像寤生那么不孝顺母亲，不爱护兄弟的家伙，就让咱们来重重地处罚他吧！”
州吁打算联合郑国共同出兵。石厚献计说：“最好能再联合宋国的力量，这样一来，五国一起出兵，还担心不能一举打垮郑国吗？”州吁说：“陈、蔡两国向来顺从天子，现在天子和寤生意见不合，他们为了讨天子的欢心，一定会答应跟咱们去打郑国。可是又怎么样才能叫宋国和鲁国兴兵相助呢？”石厚说：“主公有所不知，现在的宋公是宋穆公的侄子，宋穆公的儿子公子冯反而出奔到郑国，于是宋公总是担心郑伯会帮助公子冯去抢他的君位，现在咱们约他去袭击郑国，不就是也帮他去灭公子冯吗？这正合他心意，他哪有不答应的道理。至于鲁国嘛，大权全握在公子手里，他根本不把鲁君放在眼里，我们只要多多贿赂他，他一定会鼎力帮忙。”
州吁听了石厚这番话，非常高兴，立刻进行部署，事情正同石厚说的一模一样。宋、鲁、陈、蔡都按照州吁规定的日子，率兵前来帮助卫国。五国的人马把荥阳的东门团团围住，挤得水泄不通。郑庄公紧急和大臣们研究对策。大臣们一个个方寸大乱，有人主张讲和，有人主张迎战，乱成一团。最后，郑庄公笑着说：“这些都不是好办法，在这五国里头，除了宋国因为咱们收留公子冯，而与咱们有嫌隙之外，其他国家都和咱们无冤无仇。州吁刚刚篡夺君位，不得民心，所以才借故煽动四国出兵，目的只不过是为了打场漂亮的胜仗，好取得老百姓的信赖，我们只要留给他一点面子，他就会退兵了。”于是，他叫公子冯躲避到长葛去，派人去对宋公说：“公子冯投奔到我们这里来，我们不好意思杀他，现在他躲到长葛去了，杀不杀他都与我们无关，请宋公看着办吧！”宋公出兵本来就是为了要消灭公子冯，听到这番话，当然就把军队调往长葛去了。蔡、陈、鲁三国见宋国兵马走了，也都想班师回去。
此时，郑庄公就派公子吕去跟卫国人交战，并叮嘱他：“无论如何要给他留点面子。”于是，公子吕领着一队人马出了城门，石厚就引兵招架。另外三国的将士全都抱着胳臂肘，在旁边看热闹。公子吕和石厚只打了几个回合，就往西门跑去，石厚带着人马紧追不舍，谁知公子吕的军队进了城，闭上城门，竟不出来了。石厚只好叫士兵把西门外的稻穗全割下来，送回卫国，大摇大摆地如同打了胜仗般领兵回去。四国的兵马就这样莫名其妙地都各自回去了。
州吁、石厚“凯旋而归”，原以为卫国的老百姓会夹道欢迎，赞扬他们的神勇英明，谁知老百姓反而窃窃私语，抱怨他们无缘无故发动战争，搅乱了大家平静的生活，有人甚至想结伴到雒邑去向天子告状。州吁对石厚说：“唉，国人仍然不服我，怎么办呢？”石厚说：“我父亲当年在朝廷里的口碑很好，***佩服他，如果把他老人家请出来，参与国家大事，老百姓一定没话说，您的君位也就可以保住了。”州吁也认为，找个德高望重的人支持他，也许比攻打郑国更能得人心，就叫石厚去求他父亲。
石厚的父亲石碏，就是因为厌恶州吁的所作所为，才告老还乡的，这次，仍谎称有重病，坚决拒绝入朝当官。石厚只好请示他：“新君担心人心不服、君位不定，请问您有什么好主意帮助他？”石碏说：“诸侯即位应该经过天子的同意，只要天子同意了，也就名正言顺了。”石厚点点头，说：“话是不错，就怕天子不同意，总得先有人劝说才好哇。”石碏一边抚着银白色的胡子，一边说：“唔，我想想看……有了，陈侯对天子百依百顺，天子非常厚爱他，咱们和陈侯关系一向都很密切，你们先到陈国去，请陈侯先在天子前面美言几句，然后你们再去觐见天子，这不就行了吗？”石厚把父亲的好主意转告了州吁，两人拍手叫好，立刻置备了一些玉帛礼物，往陈国去了。与此同时，石碏也写了一封信，暗地里打发人送给他的好朋友陈国的大夫子针，请求他助一臂之力。
州吁和石厚满怀着希望到了陈国，陈桓公叫子针招待他们，请他们到太庙里相见。子针事先早把太庙布置好了带领，还刻意安排了许多武士准备伺候两位贵宾。他们由子针领到了太庙门口，只见门外立着一块牌子，上面写着：“不忠不孝的人不准进入。”州吁和石厚倒抽一口冷气，诧异不已，不知该不该进去。石厚问子针：“这块牌子在这里是什么意思？”子针说：“这是敝国的规矩，先君的遗意，没有什么特别的用意。”他们这才放了心，大胆地进去。到了庙堂上，州吁和石厚正要向陈桓公行礼，却听见陈桓公扯开嗓门大声地说：“天子有令：逮捕害卫侯的乱臣州吁和石厚！”他的话音刚落，早就等在一旁的武士立即上前抓住了他们。子针拿出石碏的那封信，当众朗读，大意是说：外臣石碏写信给敬爱的郑侯：卫国不幸，发生了谋杀国君的大祸，这全是州吁和石厚的恶行，如此不忠的人若不治罪，往后乱臣贼子就会更加嚣张，为所欲为，祸国殃民。我的年岁大了，没有力量处治他们，实在有负先公对我的爱护。现在我想了个办法让他们来到贵国，请您本着天理正义，严惩他们，这不仅仅是替卫国除害，也是为天下除害！
直到这时候，州吁和石厚才知道他们中了石碏的计谋。陈桓公想当场把他们俩杀了，子针上前阻止说：“先别杀！石厚是石碏的亲生儿子，咱们不便杀他。还是通知卫国，请他们自己处置吧！”陈桓公于是吩咐手下将他们俩监禁在两个地方，以免他们互通消息，同时打发使臣连夜去通知石碏。
石碏自从告老还乡后，就不再过问朝廷里的事了。今天接见了陈国的使臣，才特意到朝堂去找大臣们。大家知道了事情的来龙去脉，全都惶恐地说：“这是国家大事，全凭国老做主。”石碏说：“他们俩犯的是死罪，咱们只要派人到陈国去杀了他们就行了。”有位大臣自告奋勇地说：“乱臣贼子，***都可以杀。我去杀州吁吧！”大臣们都说：“好！不过，主犯既然判了死罪，从犯就从轻发落吧！”他们这么说，为的是不忍石碏遭到丧子之痛。没想到石碏却火冒三丈，说：“州吁的罪，全是我那没出息的小子捣腾出来的，你们网开一面，留下他一条命，岂不是以情害义吗？你们当我是什么人？……谁去杀石厚？……谁去杀石厚？”问了两声，都没有人回应，朝堂上一片死寂。石碏气得满脸通红，最后他说：“没有人肯去？好，我自己去！否则我无脸见人！”他的一个家臣赶忙上前说：“国老别生气，我去杀石厚吧。”于是两人就依照卫国大臣们的意见去处治州吁和石厚。他们到了陈国，先去拜见陈桓公，感谢他除暴安良的恩德，然后分头去办事。州吁见了来人，大声吆喝说：“你是我的臣下，怎么敢来杀我？”那个人就说：“你不是杀了国君吗？我只是以你为榜样而已。”州吁无言以对，只好俯首受刑。石厚见了来人，央求说：“我罪该万死，但请让我见见我父亲再死吧！”那个家臣说：“我奉你父亲的命令来杀你，你如顾念父子之情，我就拎着你的脑袋回去见他吧！”说定拔剑斩杀了他。
石碏和卫国的大臣们治死了州吁和石厚，立公子晋为国君，就是卫宣公。卫宣公因为上次卫国联合四国攻打郑国，害怕郑伯前来报复，就打发使臣去聘问，也算是向郑国赔不是，借此恢复友好关系。
因为春秋时期,诸侯割据争霸,礼法遭践踏.
邦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邦无道则礼乐征伐字诸侯出.
孔子向来注重礼仪,肯定不希望这种局面出现.于是作春秋,严厉斥责个诸侯的无视礼法行径.
从另一方面说,来自“传统”方面的压力也并不会完全解除.我们知道,“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是国人的一种很强的信念,它实际上具有宗教的意义,代表了国人超越死亡的一种方式.与西方不同,对于中国人来说,更重要的或许不是什么“彼岸世界”,而是我的生命通过子孙后代,在这个现实的世界上延续,也就是***在《愚公移山》中所说“子子孙孙是没有穷尽的”.所以,中国人诅咒人最重的话语莫过于“断子绝孙”.现在你突然说要“单身”,要人为地使这个链条中断,这能是一件轻松的事情吗?
中国的学问中,大致以“经”与“史”两类最为重要.史书是用来记事的,而经书则旨在说明道理,规范人的行为.为什么自“五四”新文化运动始,学校里是否倡导“读经”始终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因为“经书”代表了一整套的***和行为规范,正是这一套行为规范关涉到我们所讨论的“传统”.历史上的教育就是从“读经”开始,就是说,教育本质上或者说占首位的并不是传授知识,而是规范行为.这一点我们今天的教育是完全接不上了.
说到底,中国传统思想学问是“经”、“史”不分的,史书记事的目的也是为了说明道理,规范人的行为.所以王阳明说：“以事言曰史,以道言曰经.事即道,道即事.”为什么说“孔子作《春秋》,乱臣贼子惧”?《春秋》原是我国最早的编年史,相传是孔子根据鲁国史记修订而成.一部历史书为什么会使“乱臣贼子惧”?因为《春秋》是寓褒贬于记事之中,后来这被称为“春秋笔法”.
和上一点相联系,中国人实际上是不擅长讲故事的,或者说不推崇讲故事.中国**在惊险***方面搞不过好莱坞,这也是原因之一.中国古典文学的正统是诗与散文,而不是戏剧与***.一般认为,中国的***是起于宋仁宗之时,当时称之为“***”.“***”主要的不是依靠情节与悬念,而是依靠事情本身的稀奇古怪,功能上是供“消遣”之用.***起于宋仁宗时代,大盛于明朝,历史应当说也算是“古老”,但是始终登不上大雅之堂,说书的也只是民间艺人.***真正受到重视已经是现代的事.当然,叙事艺术(***、**等)真正辉煌起来在西方也是现代的事,现代生活个体化了,个体化才有更多的故事和想像的空间,千篇一律会有什么故事?所以,现代意义上的“故事”本质上与历史上的“***”不同.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现代***主要的功能始终也不是被理解为“说故事”,而是附着了很多别的东西,这与“文以载道”的传统有关,而“文以载道”的背后隐含的就是“经史不分”,“叙事”和“说理”是统一在一起的,而且“叙事”的目的在于“说理”.
对于“传统”,人们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加以分析,最基本的区分就是所谓“大传统”与“小传统”,也就是以典籍文化为代表的精英传统和体现在民众生活中的世俗化的传统.目前存在的问题是,二者之间区分的太甚,一个是阳春白雪,一个是下里巴人,实际上,更值得注意的是“传统”的整体性和贯通性.举个例子,“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原是出自《孟子》,但是它不仅作为俗语在民间流行,而且在相当的一个时期成为百姓生活中的一种信念,你能够说它是属于阳春白雪还是下里巴人?
再比如,人们自然会认为,故宫与百姓的四合院之间离得太远,没有什么可比性.实际上他们骨子里所体现的文化理念是完全一致的,中轴对称,有中心,有拱卫,有主有从,左辅右弼,四合院的门楼也要显示家族的气势,房屋及其使用要体现身分、辈分、等级等礼法秩序,这些都没有什么区别.在一定意义上说,故宫就是一个扩大的四合院.当然,气派上是不能够相比的.而且故宫是家国一体的,格局上是“前朝后寝”,前面是皇帝办公的地方,包括太和殿、中和殿、宝和殿；后面是皇帝安歇的地方,包括 乾清宫、交泰宫、坤宁宫.“前朝后寝”体现的是国重于家的原则.人们容易注意到故宫庄严的一面,庭院、广场、前三殿的气势以及各种要显示皇权之尊严的烘托与陪衬；而实际上你也可以注意到,故宫也比较典型的体现了“居家过日子”的观念,里边并没有很多余的东西,结构上非常紧凑,差不多每一个建筑都考虑到实用的功能,几乎没有什么属于游玩一类的设计,这甚至与韩国故宫(景福宫)不同.游玩要去别的的地方,而故宫是按照“家”的理念设定的,当然这个“家”与百姓之家不同,皇帝要在里边接见大臣、议政、办公等等,这些都不妨碍它是一个“家”,因为中国本来就是家国一体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