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佑三年（公元1058年）王安石入为三司度支判官，感于北宋积弱积贫的现状，遂向宋仁宗建言：要求变法以图强。乐于守成，而不思创举的赵祯并不以他的建言为意。直至熙宁二年（公元1069年），即神宗即位的第二年，王安石才被从小喜读韩非子，热衷于变法理财的赵顼拜为参知政事（副宰相），翌年升任宰相，开始推行变法的主张。其均输、青苗、方田均税、农田水利、免税，市易诸法，利在理财富国；保马、保甲、将兵诸法利在精兵简政，便利于民。王安石处于“民不加赋而国用足”的良好用心，以“天变不足惧，人言不足恤，祖宗之法不足守”的决心两度罢相，不避艰险，推行新法，结果，劳心费神，事倍功半，不但没有取得变法的成功，反而在众多大官僚的反对声中，在自己阵营不断的内讧和分裂中，在宋神宗的疑虑和以贤德著称的曹皇后（仁宗妻）、高皇后（英宗妻）、向皇后（神宗妻）的干预下宣告了变法的失败，并于熙宁十年（公元1077年）再度罢相，从此逐渐淡出政治舞台。后来，以蔡京为首的新党虽然打着王安石变法的旗号，继续推行已经变味，而成为新兴官僚集团敛财扰民的工具的新法，并设元佑党人碑迫害当时反对新法的一代名臣，却也因为***，蝇营狗苟，为天下所不齿，最终成为断送北宋江山的乱臣贼子，自己遗臭万年，也累及王安石，遭逢了千年的骂名。
有良好的愿望和动机，并不一定就产生良好的结果。王安石变法的失败可以作为这一论断的注脚。古来变法，实际上所要解决的就是四个字“理财、用人”。理财为了富国强兵，是变法最基本的需求；而用人则关系到财理到哪里去了，实际关系到变法的成败。王安石并没有很好地解决用人的问题，因此，他的初衷很好，措施也不能说不得力的变法却没有收到应有的结果，反而成为新兴官僚集团搜刮地皮，扰民害民的工具，大悖于王安石的良苦用心，这究竟是因为什么呢？
不管当代的历史学界怎样诽谤反对新法的韩琦（前宰相）、富弼（知延州，抵御西夏，守护西北疆土的能臣，前宰相），司马光（伟大的史学家，个人品行无可挑剔者），文彦博（枢密使、一代诤臣），范纯仁（范仲淹子，得乃父真传），甚至苏轼兄弟，都无法否认这样一个事实：即，几乎宋史上有名的一代名臣，他们在其他方面都堪称泰斗、干才，在个人品格上也足可以光照千秋，怎么不约而同地都成了王安石变法的反对者呢？后妃史上，贤德自守，不逾闺训半寸、无人可以企及的曹后、高后那样深明事理的女主，怎么也加入到本来有利于赵氏统治的变法的反对者之列呢？简单地用大地主、大官僚为了自身的利益，而联合反对重在抑制豪强兼并的新法，从而导致了新法的失败，这是不科学的，至少是违背了历史事实本身。
纵观王安变法的用人，基本贯彻着党同伐异的干部路线。只要是口头上坚决拥护新法，并且不惜矫枉过正地推行他所以为的新法的后进，不管其人品怎样，节操如何、是否有胸襟为了终极目标，就能虚怀若谷地博***众家之益言，忍辱负重地团结同人，目标一致地坚定地走到底，都是王安石信任重用的对象。而恰恰是这些人，大多处于政治投机的动机，并不真心拥护变法改革，只是借用这一终南捷径，来实现自己飞黄腾达，青云直上的目的而已。曾布是王安石推介为主管变法的司农寺的少卿，也是青苗，市易诸法的参与制定者，但在朝臣，后党一致反对下，神宗对变法有所动摇时，即联合另一个市易法的倡议人魏继宗攻讦实施此法的王安石的另一个得力助手吕嘉问，止此一点，可见曾布，魏继宗人品之一斑。首倡差役诸法害农的前三司使韩绛（王安石第一次罢相继为宰相，继续推行新法者）与王安石得力助手吕惠卿多有不和，王安石复相后，又于市易司用人与王安石意见相左，自请辞职外任知州。王安石荐用吕嘉问为市易司，又为吕惠卿所不满，双方时有芥蒂，为王安石子王雱所知，雱仅指示御史中丞邓纨上书弹劾吕惠卿在华亭县借富民家财置田产，由县吏收租，“交接***”，致使吕惠卿罢政，牵连同人章淳，使王安石又失两臂膀。这样一个临时拼凑的，貌合神离的变法集团，个人品行又可以时时为人添加攻讦、弹劾的理由，怎能不让王安石内外交困，陷于两难之境呢？
接任王安石宰相的枢密使吴充，是王安石的儿女亲家，却不心许新法，率先变更。王安石的弟弟王安国，竟然与前宰相富弼女婿冯京联合支持言官郑侠上书攻击吕“惠卿朋党奸邪”。闲居洛阳四年的司马光上书言及新法弊端，一是青苗钱，使民负债，官无所得。二是免役敛钱，养浮浪之人。三是保甲扰民。至少是触到了新法在推行过程中，官吏变本加厉，使该法变质的实际。在外有强大政敌，内部又涣散离心离德的情况下，独木难支的王安石只有息政败北，哪里能有其他的选择？至此，新法便成了蔡京六贼（高俅、童贯、王黼、朱缅、李彦）揽财害民的工具，致使天下纷扰，民不聊生，内忧外患纷至沓来。使王安石多少年蒙受了不白之冤！
***如王安石能开诚布公地与韩琦、富弼、范纯仁、司马光、文彦博这些当年的改革者、智者作倾心之谈，以国之根本打动他们，相信这些名臣大多数决不会抱残守缺，坚持腐朽之见，仅以利己来论国事。因为，他们毕竟不是贪赃枉法、利禄熏心的***官僚。王安石在建立改革的统一战线方面首先失之偏狭，以至树敌过多。***如王安石在用人上，听其言而观其行，坚持用人唯贤的路线，而不是党同伐异，至少，新法在实行过程中便不会变味，变着法儿来扰民，成为某些打着变法之名来营私舞弊，肥了私囊的新贵们翻云覆雨的工具。名臣们一致反对王安石变法，恐怕很大程度在他的用人上，他所任用的一些人，为名臣们所不齿，自然不屑与之为伍。而且，像苏轼兄弟也不是一概反对变法，否则便不会有“司马牛”的故事了。
不管怎样韩琦的道德无庸置疑，但他的能力就有些问题了，在北宋西夏国之间的战争他是定难战区的司令官。他有个特点，就是屡战屡败，纵观宋史研究，就会发现韩琦的智商有些问题。在他的那个著名的“七条例”中的内容实在令人精神恍惚。他认为放弃植树国防（当然指变法后），放弃于高丽通商，护城河随它淤塞，城墙随它倒塌，人民随它痛苦，就会使辽国欢欣，不再找北宋麻烦。赵顼远小人奸佞（王安市）亲正人君子（他与司马光）就会使天下太平。我们真搞不明白一个爱国者为何用这样的措辞。文彦博，这个人没有民本思想，赵顼曾经对他说“小民们支持变法”。文彦博说“陛下是靠小民治国还是靠士大夫治国“。目光短浅之本质暴露无遗，我们真搞不明白为什末一位孔孟之道的坚持者为什末会如此反对孟柯的思想。北宋大多是诤臣，原因很简单，在北宋胡说八道的最严厉惩罚不过是远离中央，贬为地方官。这更可能是一种奖励，不仅既得利益不受损，而且还得到正值等好名声。这点宋做的不如唐，因为在唐朝人们必须对自己的言论负责，在那个年代出现魏征才是值得中国人欣慰的事。 范纯仁，（范仲淹子，得乃父真传）范仲淹的人品我一直有些怀疑，在语文书上范仲淹被描述成一个忠心爱国，敢于抗击西夏人的文戎双料英雄，其实这是一种避重就轻的说法。范仲淹在军事上是个外门汉，但对内宣传能力举世无双，他到定难战区不到一个月就开始宣传“小范老子（他自己）胸中百万甲兵不似老范老子（范雍）可欺'
结果在他与韩琦的带领下宋军大败。范仲淹执政颇为玲珑，他的新政不怎末成功就放弃了（为了避免人身攻击)它可比王安石差远了。
所以我们得出结论道德高尚并不代表能力强，而那些名臣的道德本身就有些迂腐。那些所谓的杰出的人不懂得从历史的角度看问题，虽然他们的本意是好的单导致的结果很严重。如果不是王安石的变法，北宋可能连西夏都对付不了）后来在王安石的提拔下被送出了一位军事天才王韶，他是带领变法后的军队击败了西夏，收复了实现土番国200年的领土），更不用提女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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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文人归隐的原因和目的是多种多样的，但从总体来看，主动归隐的是少数，大多数的文人是不得不归隐，是被迫地走进山林。诗僧灵澈就曾一针见血地指出：“相逢尽道休官好，林下何曾见一人。”（《东林寺酬韦丹刺史》）此话虽然有点言过其实，但也不是毫无道理。古人隐居的原因大致有以下几点：
（一）本性使然：性本爱丘山。
真正仅仅为了山水而隐居的文人并不多，但也不能否认，美丽的山水、特别是隐居山水之中的闲适生活的确是诱导文人隐居的重要原因之一。在这方面，陶渊明可算是一个典型。他在《归园田居》中明确说：“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诗人把大自然看作自己的旧林、故渊，把官场看作罗网、樊笼。这种天生的热爱自然的性格成为促使文人隐居山林的重要原因之一。
在敦煌文献中发现了一首《山僧歌》：
问曰山居何似好？起时日高睡时早。山中软草以为衣，斋食松柏随时饱。卧崖
龛，石枕脑，一抱乱草为衣袄。面前若有狼籍生，一阵风来自扫了。独隐山，实畅
道，更无诸事乱相扰。
生活在山林之中，丰衣足食，无忧无虑，就连卫生打扫也由山风代劳了。我们再看张养浩对山水隐居生活的描写：
云来山更佳，云去山如画。山因云晦明，云共山高下。倚杖立云沙，回首见
山家。野鹿眠山亭，山猿戏野花。云霞，我爱山无价。看时行踏，云山也爱咱。
（《双调雁儿落带得胜令·退隐》）
往常时为功名惹是非，如今对山水忘名利；往常时趁鸡声赴早朝，如今近晌午犹
然睡。往常时秉笏立丹墀，如今把菊向东篱；往常时俯仰承权贵，如今逍遥谒故
知；往常时狂痴，险犯着笞杖徙流罪，如今便宜，课会风花雪月题。（《双凋雁儿落
带得胜令》）
第一支曲子运用了连绵对的形式，把“云”和“山”两个字放在适当的位置上反复咏唱，既形成了一种行云流水般的音韵美，又表现了诗人对青山白云的喜爱之情，这二者互为交融、相辅相成，共同勾勒出一幅优美祥和的隐居生活画面。人爱山，山爱人，人山互融，物我为一，真不知今夕何夕矣！后一首曲子运用对比手法，把“往常”的仕宦生涯与“如今”的隐居生活作一鲜明的对照，使读者从中强烈地感受到了山林隐居生活的闲适和优越。
（二）科举考试失败，不得不归隐：人生在世不称意，明朝散发弄扁舟。
古人读书的最初目的几乎都是为了治国安民、光宗耀祖。但朝廷能够为读书人提供的官职毕竟有限，所以大多数的读书人不得了不怀抱着“满腹经纶”、遗憾万分地踅进山林去当了隐士。这一部分人的心情是相当痛苦的。
唐末有一位诗人叫任蕃，他家住江东，曾步行数千里赴长安应试，结果却名落孙山，其痛苦绝望之情见于他落榜后对主考官讲的一段话中：
仆本寒乡之人，不远万里，手遮赤日，步来长安，取一第荣父母不得。侍郎岂不
闻江东一任蕃，家贫吟苦，忍令其去如来日也？敢从此辞，弹琴自娱，学道自乐耳。
（《唐才子传》卷七）
任蕃作为一个贫穷的读书人，徒步往返万里应考，是非常不容易的一件事。他满怀希望而来，结果空手而归。据说，主考官听了他的这番话后很惭愧，想挽留他，但任蕃执意离去。他后来究竟干了一些什么，不甚清楚，但根据他的最后一句话，大概是当了隐士。
罗隐是唐末著名的诗人和小品文作家，他一生的经历非常清楚地说明了积极进取的文人是如何被迫当了隐士的。
早年的罗隐抱负远大，想通过科举进入朝廷，做一位“执大柄而定是非”（《谗书·重序》）的名臣。据史书记载，罗隐从20岁时开始参加进士考试，一直考到55岁。在这35年之间，他10次考试均遭失败，不得不浪迹天涯而一事无成，这种非常人可以忍受的坎坷遭遇对罗隐心灵的打击是异常沉重的，他写过许多诗歌来表达考试失败后的失望和羞愧之情，他深感近对不起师友，远有愧于古人，甚至面对也觉无颜：
罗隐……初赴举之日，于钟陵宴上，与妓云英一绝。后下第，又经钟陵，复与云
英相见。云英抚掌曰：“罗秀才犹未脱白耶？”隐内耻，寻以诗嘲之：“钟陵醉别十
余春，重见云英掌上身。我未成名卿未嫁，可见俱是不如人。”（何光远《鉴戒录》
卷八）
朝廷不要罗隐，男子不要云英，罗隐抓住这一相似之处，勉强与对方打了一个平手。作为士子的罗隐，竟然与较起真来，可见他对自己屡次落第的羞愧和敏感。在社会上处处碰壁的罗隐突然想起了庄子，他写了许多诗歌，用庄子的万物一齐、无用之用来进行自我安慰。虽说如此，他还是感到屡屡落第使自己难以在社会上抬起头来，于是他便脱下青衿，换上道袍，躲到深山老林中隐居起来了。
由于种种原因，像这样不得不当隐士的文人，在中国历史上数不胜数。可以说，每一位看似潇洒的隐士，怀里都揣着一本辛酸账。
（三）惧怕灾祸：李斯有黄犬悲，陆机有华亭叹，因此上功名意懒。
元代的张养浩把因惧怕灾祸而隐居的心情写得十分明白：
班定远飘零玉关，楚灵均憔悴江干。李斯有黄犬悲，陆机有华亭叹。张柬之老来
遭难，把个苏子瞻长流了四五番。因此上功名意懒。（《双调沉醉东风·班定远飘零
玉关》）
这首曲子一连举了六个历史事例：班超武功盖世，屈原忠诚无比，李斯功居第一，陆机名闻天下，张柬之老谋深算，苏东坡天才绝伦。然而由于他们都曾涉足官场，结果有的飘流四方，有的临刑长叹，一个个搞得灰溜溜地难以安享天年。既然如此，有吃有喝的何必进官场去冒风险！元代的任昱和明代的陈铎也以同样的理由提倡归隐：
南山豆苗荒数亩，拂袖先归去。***鼎中鱼，小吏罝中兔。争似闭门闲读书！
（任昱《双调清江引·题情》）
仿邵平种瓜，学卢仝煮茶，喜春雨全禾稼，数椽茅屋近鸥沙，志不在陶朱下。诗
酒关情，琴书消暇。放会顽，撒会耍。黄金印手拿，琼林花帽插，祸到有天来大。
（陈铎《中吕朝天子·归隐》）
这些文人不是不想手拿黄金印，帽插琼林花，只是感到大大小小的官员一个个都好像锅中的游鱼、网中的小兔一样，随时随地都有可能被别人吃掉。他们担心踏入仕途后，终有一天会陷入政治***，脱身不得。这些隐居之人是带着什么样的心情来看待那些达官贵人呢？张可久有一首《双调·庆东原》：
门长闭，客任敲，山童不唤陈抟觉。袖中六韬，鬓边二毛，家里箪瓢。他得志笑
闲人，他失脚闲人笑。
这些隐士是带着一种看达官贵人笑话的心情躺在深山老林之中的，他们的这种心理未必符合中国的传统道德标准，却不失为一种很好的平衡心理的方法。
（四）厌恶官场：一家富贵千家怨。
官场黑暗，自古已然。看不惯黑暗的官场，是士人隐居的另一个原因。如元代的蜜兰沙，就属于这一类的人。明初叶子奇在他的《草木子》卷四《谈薮篇》中说，蜜兰沙在元代至顺年间任福建廉访使时，曾写了这样一首《游仙诗》：
刀笔相从四十年，非非是是万千千。一家富贵千家怨，半世功名百世愆。牙笏紫
袍今已矣，芒鞋竹杖任悠然。有人问我蓬莱事，云在青山月在天。
这是一位老官僚对自己官宦生涯的沉痛追悔，他认为一家的富贵是建立在千万家的怨恨之上，自己的半生功名实际上是半生的罪孽，于是他要放下牙笏，脱去紫袍，进山去当隐士了。当然，像这样因内疚而弃官归隐的人是非常少见的。
（五）终南捷径：今之隐也，爵在其中。
“终南捷径”是一个有名的典故，故事发生在唐代诗人卢藏用和著名道士司马承祯的身上：
司马承祯尝召至阙下，将还山，藏用指终南曰：“此中大有佳处。”承祯徐曰：
“以仆视之，仕宦之捷径耳。”藏用愧。（《新唐书·卢藏用列传》）
卢藏用是一个一心进取的人，但仕途不利。为了博得更大的名声，取得更高的官位，于是他就隐居起来。终南山接近都城长安，少室山接近东都洛阳，于是他就把自己隐居的地点选择在终南山和少室山，所以当时的人戏称他为“随驾隐士”。后来，卢藏用通过这条“终南捷径”，也真的进入了朝廷，累居要职。
另一位通过“终南捷径”进入仕徒的是宋代著名道士种放。种放是河南洛阳人，父亲和几位兄长都当过低级官职，而种放却与母亲隐居于终南山。后来，“隐”出了名，得到了钱若水、王禹偁的举荐，受到朝廷的重视。他多次奉召入朝，宋真宗也多次赠诗以示宠幸。《渑水燕谈录·高逸》说：“真宗优礼种放，近世少比。一日，登龙图阁，放从行，真宗垂手援放以上，顾近臣曰：‘昔明皇优李白，御手调羹。今朕以手援放登阁，厚贤之礼，无愧前代矣。’”种放号称“高逸”，但他真是一个淡薄名利的隐士吗？回答是否定的。他不仅接受了朝廷的官职，而且对利看得相当重，《宋史·隐逸传》记载：
（种放）晚节颇饰舆服，于长安广置良田，岁利甚博。亦有强市者，遂至争讼，
门人族属依倚恣横。王嗣宗守京兆，放尝乘醉慢骂之，嗣宗屡遣人责放不法，乃条上
其事。……续给其俸，然犹往来终南，按视田亩，每行必给驿乘，在道或亲诟驿吏，
规算粮具之直，时议浸薄之。
这哪里是一位淡泊名利的隐士，分明是一个欺行霸市、横行乡里的恶霸，以至于有人在皇上宴请种放时，“诵《南山移文》以讥之”（《宋史·隐逸传》）。
种放也是因为早年科举不利才寻求“终南捷径”的，而授予他这一妙方的是另一位著名道士陈抟。《渑水燕谈录》说：
种放明逸，少举进士不第，希夷先生谓之曰：“此去逢豹而止，他日当出于众
人。”初莫喻其意，故放隐于南山豹子谷。真宗召见，宠待非常，拜工部侍郎，皆符
其言。
文中说的希夷先生即道士陈抟，南山即终南山。陈抟不仅指示了他仕宦捷径，甚至连隐居的地点都为他选择好了。住在终南山，既有隐士之名，又接近长安、洛阳、开封一线，易于为朝廷所知。隐居地的选择，也是一门仕进的学问。特别是文中说的“他日当出于众人”一句，说明当初隐居时就已经规划好了博取名利、出人头地的目的。
当然，走终南捷径的人并非个个都能够像卢藏用、种放那样***，也有人“偷鸡不成反蚀把米”，在这条捷径上栽了跟头。《新唐书·杜如晦列传》记载了这样一件事情：
（杜）淹字执礼，材辩多闻，有美名。隋开皇中，与其友韦福嗣谋曰：“上好用
隐民，苏威以隐者召，得美官。”乃共入太白山，为不仕者。文帝恶之，谪戍江表。
杜淹早就知道这条捷径，可惜在走这条捷径时，没有藏好自己的“尾巴”，被隋文帝给抓住了，结果不仅没有达到自己的目的地——官场，反而被流放到了江南。在古代，像这一类的***隐士为数不少，故皮日休在《鹿门隐书》中感叹说：“古之隐也，志在其中；今之隐也，爵在其中。”《新唐书·隐逸传》对这一现象也有一个较为深刻的论述：“放利之徒，***隐自名以诡禄仕，肩相摩于道，至号终南、嵩少为仕宦捷径，高尚之节丧焉。”
在现实生活中，隐居的原因要比以上所述复杂得多，比如因亡国而隐居的，为修道而隐居的，等等。关于这一点，在其他章节中也有涉及，此处不再多谈。
御前侍卫是清太祖时期初建起了侍卫制度，而随着清王朝皇权的不断集中、巩固和发展，作为帝王近臣的侍卫队伍也在不断发展壮大，同时越来越详尽的侍卫制度建立起来，侍卫也被细致划分等级、规定名额。
康熙时特设御前大臣和御前侍卫、乾清门侍卫职务，没有固定的员额和等级限制，由皇帝亲自选授。这些人基本是满洲、蒙古王公勋戚子弟、宗室子弟及主皇帝所赏识的侍卫中擢其优者。御前侍卫、乾清门侍卫不归领侍卫内大臣管辖，均归御前大臣管理。御前大臣真实均由勋臣和军机大臣充任。
自乾隆朝任命蒙古科尔沁贝子札尔丰阿兼任后，经常由满蒙古亲贵王公兼任。此外，还设有“御前行走”、“乾清门行走”的职务，也属于侍卫制度中的一部分。虽说是一种虚衔，但“行走”带有“见习”、“预备”之意，赏此衔者，可与御前侍卫、乾清门侍卫一样，成为内廷近御之臣，并经常奉差、执事。如乾隆四十年赏给乾清门行走的有贝勒永福、贝子弘午；道光七年赏乾清门行走的有贝勒奕纶；光绪十五年赏御前行走的有载濂、载泖、载漪、载泽等。因此，御前侍卫、御前行走、乾清门侍卫、乾清门行走等作为一种不固定的侍卫制度，因其接近皇帝，对于王公大臣来说，意义是无比重要的。
皇帝侍卫的待遇很高，地位也非常尊贵。侍卫以天子侍从身份而得以使用，也是一种特殊的政治待遇。还有更重要的是侍卫的升迁调补途径比其他人员要宽得多。正是因为侍卫制度的特殊性的优厚待遇，成为满洲贵族官僚子弟不必通过考试而获得***厚禄的一条终南捷径。
改元崇德后，随着朝廷官制逐步建立，内大臣一职已基本确立，并多半来自于满蒙王公勋臣和宗室贵戚子弟。内大臣的主要职责是统领宫中侍卫，随时应差御前。在崇德五年四月，皇太极遵满洲旧制树索罗杆(神杆)祭祀。为此，他“命内大臣往召董鄂固伦公主、占河和硕公主、额尔克戴青母和硕公主、额驸古尔布什所尚和硕公主等”，入宫后，为她们设宴。
崇德六年十月，皇太极心爱的宸妃病逝后，皇太极悲痛不已，特追封她为敏惠恭和元妃。二十七日，宸妃之母科尔沁和硕贤妃赶来吊丧，皇太极乃“命内大臣、侍卫等，扶掖肩舆，至殡所”。然后，他又率内大臣及内外诸王贝勒等举行隆重的追谥封号及祭奠仪式。
由于当时正处于明清双方激烈交战时期，内大臣除近御皇帝之外，遇有重要战事也往往由内大臣统兵出征。崇德五年夏，皇太极率侍卫亲兵等驰往明清争夺的锦州地区视察战情。他率军攻克城外9处台堡后，“复合内大臣、侍卫等，诱锦州敌兵，击斩之”。
唐代设内侍省，其长官为监及少监。《辽史·百官志》载，辽代南面官诸“监”职名中，有“太监”之称，但在具体称呼上，仅称监，如太府监。元代的太府和各监，多有“太监”一官（如仪文监、典牧监、典室监、太府监等均设太监）。明代诸监不设此官，但在宦官所领的二十四衙门，各专设掌印太监等，在宫廷内专门侍奉皇帝及其家族。明中叶以后，太监的权力扩大，拥有出使、监军、镇守、侦察臣民等大权。清代相沿，太监成为宦官的专称，设总管太监等为首领，隶属于内务府。
我国历代宦官的人数以明朝为最，号称10万。清朝改革了明代臃肿的太监机构，并制定了一套管理制度即宫规宫法，将明崇祯末年的9万多太监，削减为9000人。清朝太监的等级极其严格，清朝宫廷内设有管理太监的机构称“敬事房”，又谓“宫殿监办事处”。规定在督领侍下面，有大总管、副总管、带班首领、御前太监、殿上太监、一般太监和下层打扫处小太监之分。发展至清代末期，太监等级更加复杂。在宫殿监中，就有总管、首领、掌案、回事和小太监之分；在各处所中又有首领、***父、师父、带班、陈人、徒弟之别等等。如此层层节制，一级管一级.一级压一级，统治得非常严密。
封建帝王是世袭的，皇帝唯恐他人篡夺自己的皇位。一般情况下，皇帝猜忌朝廷的文武外官，总防着他们有外心：但却认为朝夕侍候在自己身边百依百顺、出身低下而又没有后代的内官员可靠。而宦官则往往利用在宫廷中的这种特殊地位，攫取极大的权力，甚至操纵帝上。这些人数量不多，但奴性十足，狡黠阴险、残忍狠毒。一旦成为皇帝的心腹，更是谗谄佞邪，毫无顾忌。他们结成死党，挟持皇帝，***传圣旨，卖官鬻爵，贪赃枉法，陷害忠良，甚至可以废立以至杀死皇帝。在我国封建社会历史上，宦官专权曾演出了一幕幕祸国殃民的惨剧，其中以东汉、唐、明三代为最。秦朝的赵高，东汉的侯览、张让，唐代的高力士、仇士良、田令孜，明朝的王振、汪直、刘瑾、魏忠贤，以及清代末年的李莲英，都是历史上臭名昭著的宦官。
发展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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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秦时期 宦官制度起源于先秦时期，《诗经》、《周礼》、《礼记》中都有关于宦官的记载。周王朝及各诸侯国大都设置了宦官。秦国宦官嫪毐受太后宠幸，权势显赫，封为长信侯。宦官一般由身份卑贱的人充当。其来源或由处以宫刑的罪人充任，或从民间百姓的年幼子弟中挑选。秦汉以后，宦官制度更加详备，宦官作为一种特殊政治势力，对许多朝代政局产生重大影响。
秦汉时期 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宦官由少府管辖。西汉初年，汉高祖刘邦鉴于秦亡教训，间用文士充中常侍，以抑制宦官势力。元帝以后，宦官势力复萌。东汉时，侍从皇帝的中常侍专由宦官充任。他们传达诏令，掌理文书，左右皇帝视听。其时，外戚势大，皇帝常利用宦官牵制外戚，往往造成宦官集团专政局面。
唐宋时期 唐代，宦官由内侍省、掖廷局、宫闱局、奚官局、内仆局、内府局管理。掌管宫内的簿册、门卫、病丧、仓库供应等事项。各局长官称令或丞。唐太宗时，对宦官限制较严格，规定内侍省宦官最***阶为三品，数额亦有限制。太宗死后，制度渐弛。中宗时，宦官总数增至3000名，被授七品以上者多达千人，玄宗时，宦官多而滥，仅四、五品者就在千人以上。授予三品左（右）监门将军衔者大有人在。安史之乱后，宦官势力膨胀，有的甚至封王爵，位列三公。部分宦官还染指军权。肃宗时，设观军容使，专以宦官中的掌权者充任，作为监视出征将帅的最高军职。从德宗朝开始，宦官掌握了神策军、天威军等禁兵的兵权。军中的护军中尉、中护军等要职均由宦官担任。因军政大权被宦官集团把持，不仅文武百官出于其下，甚至连皇帝的废立也由他们决定。在宪宗到昭宗期间登基的9个皇帝中有7个是由宦官所拥立，两个被他们所杀。宦官专政成为中、晚唐社会的一大痼疾。宋代也设内侍省，由宦官主管。但宋代宦官干政的现象不如外戚专权严重。
明清时期 明太祖朱元璋对宦官管理较严，规定宦官不得识字，压低其官阶，禁止其兼外臣的文武职衔，并悬铁牌于宫门上，明示不许干政的警戒。从永乐朝始，宦官渐受重用。皇帝亲信的太监经常被派出巡出洋，担任监军。永乐十八年（1420）设东厂，由宦官执掌，从事特务活动，诸事直接报告皇帝。宣宗时，改太监不得识字的祖制，在宫内设内书堂。令学官教授小太监识字。成化十三年（1477）在东厂外另设西厂，以宦官任提督，加强特务统治。此外，宦官任职机构膨胀，宫廷中设有司礼、内官、御用、司设、御马等12监。惜薪、钟鼓、宝钞、混堂等4司及兵仗、银作等8局，总称为二十四衙门，各设专职掌印太监。宦官人数激增，至明末多达数万之众。英宗时，掌权宦官王振网罗部分官僚为党羽，形成阉党，开明代宦官专政先声。此后，宦官之祸迭起。成化年间的汪直、武宗时期的刘瑾、熹宗时期的魏忠贤等，都是权倾朝野、势力显赫的权宦。他们专横跋扈，排斥异己，巧取豪夺，屡兴大狱，加剧了明朝政治上的***，给人民带来无穷灾难。
鉴于明朝宦官为害之烈，清朝统治者***取了一些限制措施。清初规定：宦官归内务府管辖，具体由敬事房管理。敬事房亦称宫殿监办处，设总管、副总管等职。康熙时总管宦官为五品，雍正时改成四品。裁明代“二十四衙门”为“十三衙门”，人数大幅度缩减。顺治时设置宦官千余人，乾隆年间增至3000人，直至清末未过此数。宦官升迁降调由内务府移文吏部决定。宦官犯法，内务府可先拿后奏。尤禁其干政。顺治帝仿朱元璋旧制，铸铁碑立于交泰殿，明文规定凡有不法行为，均凌迟处死。这些措施得到较好贯彻。虽在清末有慈禧太后宠宦安德海、李连英等屡犯例禁，朝臣为之侧目，终未出现汉、唐、明宦官的专权现象。
清代末年，安徽省的庐江、无为、和县、含山、巢湖,现在北京郊区的昌平、平谷，还有山东省的乐陵，都是出太监的地方。太监都是劳苦人出身，被生活所迫，指望把孩子送进宫里，有条活路，将来也得些好处。当时有的只有10岁左右就***净了身，李连英就是8岁净身，9岁进宫的。民国初年。一个13岁的小太监马德清就被送进了博仪的逊清皇室小朝廷当差。
说到净身，清光绪年间，北京有专门干这种营生的，南长街会计司胡同的“毕五”和地安门内方砖胡同的“小刀刘”，就是专干这一行当的。有的说这两家的家主都是清朝的七品官，还有的说小刀刘是六品顶戴。他们每年分4次，即每个季度给总管内务府送净好身的孩子，这是他们的职业。净身的“手续”则全由他们两家包办了。在清初，对净身还有个规定，不能私自行事，按刑律规定，违者问斩。到了晚清就不那么严格了，也有个别人是父亲亲自给儿子净身的，上面提到的马德清就是在他9岁那年，被他父亲亲自切除了。解放后，据马德清老先生回忆，净身是他一辈子最伤心的事，是一场难忘的酷刑。
太监入宫后，其中有少数人靠着奉承和钻营的手段，慢慢爬上有权有势的地位，慈溜太后宠信的李连英和小德张，便是其中突出的两个。一代权监李连英，曾与袁世凯互相勾结，藉以***横财，仅一次就接受袁的贿赂20万两白银。据说李连英临死时，不仅有大量的地产，还有无数的玉器珠宝，4个继子分得了大量银钱财物，就连2个继女，也每人各得白银17万两。当时李连英得罪了不少人，慈禧死后，他于宣统元年(1909年)正月底即向隆裕太后告老出宫，悄悄地离开了紫禁城，然而他终于在宣统三年正月归天了，有说是得痢疾死的，有说是被人害死的，“文化大革命”中，他葬在海甸区思济庄的坟墓被人挖开，竞只有人头，无身子，弄得人首异地，被人害死的可能性更大，结局归宿也够惨的！出时的小德张效法李连英，一面讨好慈禧，同时又和光绪皇后后来的隆裕太后沆瀣一气，狼狈为奸，终于爬上了大总管的地位。他的财产也无法计数，在河北省静海县以及京畿南苑都有他的地产，天津英租界里他曾置楼房12座，北京永康胡同有他宏伟的大宅第，此外还有当铺、绸缎店等多处。
但是，紫禁城内不少下层小太监，终日辛苦劳动，到暮年离开皇宫，也没见过皇帝一面；太监受污辱被损害乃至折磨而死的事，亦时有发生。例如晚清宫廷中被慈禧派往光绪身边的太监寇连材，因他深明大义，斗胆违例向慈禧上奏折凡10条，劝慈僖归政，并言不宜去忠直人而专用阿谀者。最后被慈禧以内监有言事者斩，按清朝成例，送交刑部命处斩勿论。据说寇连材问斩时镇定自若，死而无憾。
紫禁城内责打太监的事，屡屡发生，他们只要稍有“不规”或偶有“犯错”，慈禧即下令动辄责打和处罚。刑罚之残酷，无以复加，实在骇人听闻，有的还要株连他人。光绪末年，慈禧曾用“气毙”之刑，竞把珍纪宫中30来个太监活活处死，造成迫害太监的一大惨案。所谓“气毙”，是用七层白棉纸沾水后，将受刑人的口鼻耳封闭，再用杖刑责打而死。
另外，那些下层小太监一旦失掉服役能力之后，都要被逐出紫禁城。不少太监晚年以寺庙栖身。据调查，在北京城郊，共有明清时期的太监寺庙约20多座。
辛亥革命推翻清王朝的封建统治，尤其是在逊清小朝廷被逐出紫禁城后，太监这一不合理的制度，终于随之彻底废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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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禁城。游人如织，一双双好奇的眼睛，一张张天真的容颜，一声声惊异的叹息。中外游客争睹琼楼玉宇、雕栏玉砌。呼风唤雨的几条巨龙似乎要从九龙壁上飞下来，现代叶公们不停地拍照。
这是一个晴朗的夏日，北中国惯有的灿烂的阳光，熙熙攘攘中，我却一口口地倒吸凉气，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这么冷――无论在巍峨雄伟的三大殿外，还是在曲径通幽的御花园里，我不停地打着寒战。
九千九百九十九间半的房间，没有一间亮丽堂皇，光线被冷漠地隔在房间外，只有残余的几束从小小的雕花的窗眼偷渡进去。在这几束光中，有无数的灰尘在飞舞，如昔日的霓裳舞曲。
没有参观者会注意这个小小的、破落的房间。我却注意到了。它位于西华门附近，官方的名字叫“净身房”，民间的名字叫“场子”。
谁也不知道，皇朝文明的“精髓”就藏在这间房子里。
关于太监的起源，中国早在殷商就有“寺人”，据专家考证，甲骨文中已有相关的记载，历史自然比西方要悠久。
唐甄在《潜书》中这样描绘太监：“望之不似人身，相之不似人面，听之不似人声，察之不近人情。”为什么这样说呢？唐甄解释道：他们长得臃肿，弯曲，好似长了瘿结，鼻子里呼呼作响，如同牛和猪一样，因此不像人的身体；他们长着男人的颊骨却不是男人，没有胡须却不是女人，虽然面如美玉却没有一点生气，因此不像人的面容；他们的声音好像儿童一样稚细却不清脆，好像女人一样尖细却不柔媚，你说它嘶哑但又能成声，你说它如猩叫但又能成人语，因此不像人的声音；他们可以很爱人，也能下毒手害人，当他们怜悯你时流涕而语，而当他们憎恶你时，则斩杀如草，因此不像人的感情。
生理的变态必然导致心理的变态，鲁迅在《坟?寡妇主义》中说：“中国历代的宦官，那冷酷险狠，都超出常人许多倍。”在那被贾元春称为“见不得天日”的地方，太监们肆意发泄着他们变态的、权力欲、贪欲。仅以***而论，据明人赵士锦在《甲申记事》中载，明末李自成进京前，偌大一个明帝国的国库存银竟不到四千两！而魏忠贤被抄时，居然抄出白银千万两，珍宝无算，以致崇祯多次痛心疾首地怒斥太监们：“将我祖宗积蓄贮库传国异宝金银等，明比***一空。”
崇祯的“痛心疾首”既让人同情，又不让人同情。让人同情，是因为他贵为天子，却拿太监没办法；不让人同情，是因为他自己就是太监头子，他是棵大树，太监是在树上筑巢的鸟，倘若同情皇帝，谁来同情太监呢？
然而，君主们依然坚持太监制。既然自诩为“天子”，就得龟缩在宫廷里，跟一般百姓保持距离――让百姓知道皇上也是吃喝拉撒睡的凡人，那还了得！迷宫一样的宫廷内便需要“绝对安全”的奴仆，怕戴绿帽子的皇帝便与不能人事的太监“焦不离孟，孟不离焦”，共同成为庞大的帝国大厦中的两块最重要的基石。
在有的皇帝那里，太监理论发展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公元十世纪，正逢五代十国乱哄哄，南方有一个小朝廷史称南汉。那是唐末封州刺史刘岩割据一方，自称皇帝，建都广州，称兴王府。他有一套神奇的治国理论，认为一般人都有妻儿老小，既有妻儿老小，便有私心，便不能无私奉献自己于皇上，而太监“无鸟一身轻”，故只有太监最无私，没有后顾之忧，必死命效力。传位到他的孙子南汉王刘伥，更下了一纸文件，曰：凡是朝廷任用的人，不管他是进士还是状元出身，一律要***，达到“赤条条来去无牵挂”的化境之态，方能当官。刘氏父子的思维方式与船山先生截然相反，于是中国历史上蔚为壮观的太监王朝产生了。王船山反复渲染太监的可怜可悲，这却是他的书生之见。羡慕太监的人比羡慕他这位大学问家的多着呢。
然而，太监得势的时代，民间往往相应掀起“自宫潮”，许多小康之家的儿子也忍痛自宫，以图仕进，这确实是一条终南捷径：读书须受十年寒窗苦，自宫却是一时痛终身富贵。据《?山堂别集?中官考十》记载：“南海户净身男九百七十余人复乞收入。”一个小村子，居然有如此之多的童男自宫。整个国家呢？天启三年，征募宦官缺额3000人，结果应征者多达2万人。***竟想不到会有如此多人，一时无措，不得不增加1500人，剩下的人，安置在京郊南苑的收容所。即使如此，收容所也容纳不下这么多人，许多人不得不沦为乞丐和偷盗者。下有自宫之风，上有体制的膨胀，有明一朝，太监机构的编制不断扩大，太监们组成了“大朝廷中的小朝廷”。
人们赞美太和殿的精美绝伦，其实，太和殿与净身房相比，只是小巫见大巫，一座纸扎的房子而已。在皇城中，净身房的地位远远比太和殿重要。对于万历这样的皇帝来说，在位数十年，在太和殿举行的朝会不过数次而已，有没有太和殿并不重要，没有净身房就了不得了――皇帝没有太监的服侍，就连一天的吃喝拉撒睡都没办法维持。所以，净身房才是紫禁城的精髓所在。紫禁城是建立在净身房之上的，正如帝王制是建立在太监制基础上的。
***是一种古典之极。公元前一百多年的司马迁只不过帮李陵说了几句话，就被皇帝将卵蛋刨了去了，英明神武的“皇上”的价值观可能跟法国思想家狄德罗所估计的相同。狄德罗在评价法国波旁王朝时说：“在宫廷，‘狂欢的工具’从来与政治媲美。”那么犯了政治错误的司马迁一生岂非只好以失去“狂欢的工具”，悲苦耻辱而告终？不然，他完成了《史记》。
中国不愧为文明古国，汉朝人将处宫刑的地方称为“蚕室。”一个诗意十足的名字，一个丑陋的蚕变作美丽的蝴蝶的地方。***是文化的死敌，也是文化的一部分，***侵蚀着文化、吞咽着文化、改造着文化，当***内化为文化的本质的时候，文化便消除了被***的焦虑，而在特别的***之中陶醉。正如黄永玉先生所说：“一部文化史几乎就是无数身体的局部或全部被刨去的行为史，是由***与被***两种不同性质的***写成的。”
从被阉到自宫只有一步之遥，从身体的残疾到心灵的残疾也只有一步之遥。当“去势”成为奴隶们的义务时，那么口口声声说“连受之于父母的毛发也不应该损伤”的圣人们只好装作没看见。装在瓶子里的太监们的“命根子”是保证皇帝的妻妾们的贞操的“证件”；而大大小小的圣人们对“命根子”的沉默，则是保证皇帝们的权力畅通无阻的“证件”。
太监的数量，最鼎盛时期也不过10万，在天朝大国只算沧海一粟。然而，太监的灵魂却像乌云一样笼罩在天朝大国的每一寸土地上。帝国需要充当“守护床铺的人”的太监，更需要一大批守护一整套纲常理论的太监。前者是显现的太监，后者是***的太监，亦即“知识太监”。如果说“刀子匠”们的***手术只能一个个地做，那么“知识太监”们则能按自己的模式批量生产成千上万的太监。那些状元们，学士们，道士们，和尚们，都是清一色的“知识太监”。
“太监化”是中国的知识者最大的特点。培根说，知识就是力量。知识确实是力量，知识如枪炮，关键枪炮口对准谁。中国温文尔雅的士人们枪炮口对准他们脚下如汪洋的人群。用文化为帝制大厦添砖加瓦，这神圣的工作他们干得津津有味。多劳者必多得，他们获得了如桃花般灿烂的封诰，例如张居正为“太师兼太子太师、吏部尚书、中极殿大学士、谥文史，赠上柱国”，简直令人目不暇接。
“知识太监”建构了东方专制主义大厦的牢固根基。高蹈如李白，却汲汲于功业，自以为“我辈岂是蓬蒿人”，在玄宗眼里，他却是个连高力士也比不上的玩物。学术***王国维，当过几天“南书房行走”，便被帝王师的身份压死在昆明湖底。当不当太监，与道德的优劣、人格的高低无关，一种体制的向心力、一种文化的惯性、并不是哪一个人所能抗拒的。艾森斯塔德在《知识分子――开创性、改革性及其冲击》中指出：“中国知识分子缺乏自己的组织，因而他们的组织架构几乎等同国家官僚体系。在行政上，愈是接近权力核心，则用以反抗皇帝的自主的权力基础与***就愈少。当教育愈趋专精时，教育的具体活动往往是朝政治――行政制度设计而行。”看来，从教育到行政的设置不过是“净身房”的延伸、变形与扩大。孜孜不倦地注释古书、考证典故，研究音韵、填写骈文，这一切不过是被***了的“知识太监”们的拙劣的行为。读书是为了做官，做官是为了发财；做不了官便隐逸，隐逸是为了成名――无论在体制内还是体制外，士人都以现存体制为价值参照系，不可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反体制”的力量。
“知识太监”所创造的知识便只能是“太监知识”。先秦子学、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宋明理学、清代朴学，无不是围绕皇权作向心运动，仅仅是有的轨道离中心近、有的略远些罢了，没有质的区别。无论学术内容怎么变，士人的终极理想仍未超越升官发财、为帝王师的模式。“史”的目的是“资治”，“文”的目的是“助兴”，两千年的人文传统是畸形的、单一的、片面的。所谓学富五车、德行高尚者，“礼乐兵农不务，即当世之刑名钱谷，亦懵然惘识，而搦管***，自矜有学”。这种毫无用处的“学”，不是“太监知识”又是什么？
许多人都读过《聊斋志异》和《儒林外史》，一个个被***的读书人的形象栩栩如生，令人不知是哀其不争好，还是怜其不幸好。龚自珍在《乙丙之际著议第五》中愤怒地谴责统治者对士人的无形杀戮：“戮之非刀、非锯、非水火；文亦戮之，名亦戮之，声音笑貌亦戮之……戮其能忧心，能愤心，能思虑心，能作为心，能有廉耻心，能无渣滓心。”那时整个中国，就是一个病梅馆，就是一个畸人馆。
然而，龚自珍深味了外在暴力的***的可怕，而忽视了更为可怕的内在化的自我***。无数读书人羡慕的状元郎，是否具有健全的人格呢？我在《状元图考》中看到明朝状元丁士美所撰的谢恩表。由华美的文辞可想见其才情，由古雅的典故可想见其渊博。而当时的皇帝是谁呢？是以荒*昏庸著称的明世宗，即嘉靖帝。状元郎却不管三七二十一，马屁拍得震天响，简直就像一只哈巴狗向它主人撒娇。如果说***是太监入官的通行证，那么***精神则是士人入仕的通行证。《明史》中记载，丁士美为廪生时，年龄尚小。依据当时规定，凡为廪生者，官府皆每月供给廪米六斗。一些年龄较大的廪生欺丁年少，把他的廪米全部分掉。他依然和颜悦色，没有一丝不乐意。《明史》据此称赞丁士美为人“缜密端重，以道义自持”。我弄不清楚他持的是什么样的“道义”――一个不懂得保护自己的权利的人，必不会保护他人的权利；一个以忍辱来获取令名的人，必不知人格尊严的可贵；一个对黑暗安之若素甚至与之共谋的人，必不会期望光明的到来。
“太监知识”是没有生命力的，“太监人格”是没有感召力的。当“太监知识”被顶礼膜拜，“太监人格”内化为民族集体无意识时，就更可怕了――穿皮袍的人、穿丝绸的人、穿麻布的人以及没有东西可以穿的人，他们的生存状态千差万别，却有一点是相同的：全是半人半鬼、半阴半阳、半截子在地上半截子已经入土的太监。自我***与被***是一枚金币的两面，中国人只有这两种选择之一，不管你是帝王将相，还是文豪***。
没有纯粹的知识，便没有纯粹的知识者的人格。中国哲学玄之又玄，归结到一点都是自阉与之术而已，无论是读《老子》还是《论语》，都让我觉得阴风惨惨、透体生凉。
记得父亲讲过一个小故事，***开始的时候，父亲还是一名大学生。午膳时，十几个同学围着一张大桌子进餐。值日生端来一盘***汤，同学们都注意到汤里例外地漂着一片肥猪肉。尽管***都直咽唾沫，但在瓢汤的当儿，大家都格外小心，提防着不要瓢上那片肉。一个同学一不留神，把猪肉片盛到自己的碗里了。就在他把肉片倒进碗里的一刹那，他发现了自己的错误，他两眼瞪着那块小肉片，脸色顿时苍白无人色。当天下午，团支部书记找他谈话，他痛心疾首地检讨了自己贪吃猪肉的资产阶级思想。这个同学本来是班上的积极分子，党组织发展的对象，因为错瓢了一片肉，往后每次积极分子的活动都没了他的份。他自己则沉溺于贪吃猪肉的深刻内疚中，郁郁寡欢，一蹶不振，性情大变。一个一片猪可以改变一个人性格的环境，是过分控制的环境，按照弗洛姆在《当代人的困境》中的说法，这样的环境“削弱臣服者的独立性、人格的完整性，批判性的思想和创造生产性。这并不是说它不会供给人们种种与***，而是以限制人格发展的那些与***为限，它尽量少提供有助于人格发展的东西”。***中为什么会产生那么多疯狂的虐待行为？根本原因在于，精神的极度贫乏产生致命的无能感，而无能感却是虐待狂症发生的一个主要来源。丧失了的太监便发展其攻击性的，而丧失了精神愉悦的大众往往把恐怖的惩罚作为快乐。
整个民族的内倾性、自虐性的病态人格，主体性与独立精神的空缺，与千百年来以性压抑为根基的***机制紧紧相连。杰出的生理学家赖希认为，性压抑产生僵化的性格，导致病态的荣誉、义务和自制的观念，磨灭了人因经济压迫而产生的造反欲望。赖希研究的对象是***主义群众心理，但他的理论同样适应于东方专制主义。就整个人类来说：“经历了几千年的机械发展过程，机械的生活观已经一代接一代地在人的生物系统中越来越根深蒂固。在这个发展过程中，人的职能实际上已按一种机械的方式改变。人在扼杀自己的生殖职能的过程中已在血浆上僵化了。”赖希的观点可以用一句粗俗的话来概括：就是自由的源泉，这一真理，中国的皇帝们再昏庸也明白，再不懂得治国也会抓住这一法宝。最后，层层积淀下来的中国文化便成为了一种强大的障碍，即“个人和社会中的自然的、有生命的力量的自发作用的障碍”。***都太监化之后，也就没有人觉察到障碍的存融端。
生而为人，估计没有谁会愿意自甘平淡，喜欢一辈子都平庸、无奇。在没有隐者的心性，看破世故的智慧的情况下，我们通常也做不到随遇而安。
既然心有不甘，又苦无良策，我们不妨来看一看，那些名垂千古的大人物们，在发迹之前，是如何改变自己平淡的生活，经营自己人生的，比如他们所选择的一些“捷径”。
千古名臣诸葛亮在他的《出师表》里写道：“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这句话如果翻译成大白话，意思就是：我本来是一个在南阳种地的平民。
那么这位曾经以种地为生的平民，又是如何成为千古名臣的了？ 其根本原因就在于他在接受刘备的招揽前，懂得经营自己。
自从诸葛亮在他的叔叔故去后，他们兄弟三人寄居在荆州南阳的日子，就变得贫苦起来。
虽然诸葛亮在耕作之余，仍然坚持读书，可在荆州士族眼里，这种外来且没落的世家子，是不值得去高看的。
像这种看起来没有希望的生活，如果长时间不发生改变，那么再好的良才也极有可能泯然众人矣。
人生发生转变的机会有很多，或许来自一场对话也说不定，当沔阳名士黄承谚对诸葛亮说：
诸葛亮具体是如何回复的，我们无从得知，但《三国志·诸葛亮传》上记载： 孔明许，即载送之 （详见《襄阳记》）。
也就是说孔明同意了这门婚事，娶了黄月英。尽管当时乡间有谚曰： “莫作孔明择妇，正得阿承丑女。”
诸葛孔明的选择有没有错我不知道，但我知道“子非鱼，安知鱼之乐”？
他内心真实的想法又有谁知？
而且要知道黄承谚乃是当时南郡大士蔡讽的女婿，而他本人又跟许多襄阳名士交好，如庞德公、司马徽、徐庶等人。
再加上诸葛亮的两个姐姐，大姐嫁给了蒯琪，二姐嫁给了庞山民，这样一来，诸葛亮就跟荆州的黄、蔡、庞、蒯等世家大族拉上了关系。
就这样，一个外来且没落的世家子，逐渐变成了隐居隆中的高士。“水镜先生”誉他为“卧龙”，徐庶将他推荐给刘备等等。
不提诸葛亮自身的才华，至少诸葛亮在发迹之前走的“捷径”确实是联姻。
如果说对于诸葛亮发迹之前的“捷径”有待商榷，那么“终南捷径”了？
《新唐书》上有这样一段记载：
什么意思了？
意思是说唐睿宗召司马承祯入京，司马承祯在返回时，卢藏用指着终南山对他说：“此山中大有嘉处，没必要去远地。”司马承祯徐徐说道：“以我看来，这不过是仕宦的捷径罢了。”
因为卢藏用在考取进士后，隐居在长安附近的终南山，希望能得到朝廷的征用。唐中宗时期，他果然被授予官职，后来官至礼部侍郎，兼昭文馆学士。
对于这位被时人称之为“随驾隐士”的卢藏用， 他的发迹“捷径”被称作——终南捷径。
从资料上看，卢藏用出身大族，家族中又世代为官，虽然他本人以文辞才学著称，可他考中进士后却不被上司赏识，所以得不到升迁。
对于这样一个才华横溢，有心仕途的人来说，也许像“终南捷径”这种自命清高，故弄玄虚的手段可能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吧。
说完了联姻，说完了“炒作”，再来说一说严嵩、和珅。因为他们走的“捷径”可称为“简在帝心”。
熟悉明朝嘉靖皇帝的人都知道，这位皇帝爱好修道，而严嵩是在嘉靖二十七年（1548年）再任的内阁首辅，其专擅国政长达十五年之久。
《明史》称严嵩是“惟一意媚上，窃权罔利”。
嘉靖皇帝是爱好修道不***，可他也是一个很聪明的人，严嵩的所作所为其实瞒不过他。
但他又却不着急处置严嵩，其原因就在于严嵩跟他“合的来”。
比如嘉靖帝有一次召见严嵩，问他：“惟中，五帝不来怎么办？”
从字面上来看，嘉靖皇帝肯定不是问自己的五弟来不来，但嘉靖皇帝是口述，所以肯定有人会误解，心里会想：到底是五弟了？还是上古时期的五位人族先贤（五帝：黄帝、颛顼、 帝喾 、唐尧 、虞舜）了？
一旦回答的“牛头不对马嘴”，势必会让嘉靖帝不喜。
而严嵩内心的想法是：皇帝问的必然是天上的五方大帝，因为嘉靖坚信正是因为他虔诚供奉这五方天帝，才护佑着他的江山社稷。五帝不来？莫非是皇帝修道出了什么岔子？
于是他连忙摆出惶恐的样子，跪地叩首道：“臣等无能，使天帝与君父忧扰，实在是天大的罪过，请陛下降罪于臣，以消天帝之怒。”
你看，严嵩能揣摩出嘉靖皇帝的用意，并给深信神仙之说的嘉靖一个台阶下。你说嘉靖帝会怎么看待严嵩了？
或许严嵩只要不触犯皇权的根本利益，并能一直和嘉靖皇帝“合的来”，自然也就不会倒台。
关于和珅，他的成长之路，可谓是一条“捷径”接着一条“捷径”。
他幼年时父母身故，和弟弟过的是寄人篱下的生活。好在和珅的父亲在临走前给他们兄弟二人安排了一条“捷径”，在乾隆二十五年，他们兄弟两被选入咸安宫官学。
咸安宫官学是当时最好的学校，里面的学生皆是达官贵人的子弟，和珅在他们眼里属于没落家族的子弟。
既然不值得结交，那么，有的自然是戏弄和刁难。
和珅对此的做法是，一边忍受着戏弄和刁难，一边品学兼优，给人一种敏而好学、老成稳重的感觉。
正因为他的坚持，他十八岁那年，被当时的刑部尚书兼直隶总督英廉看中，招他为外孙女婿。
由此打开仕途之路的和珅，首任三等鸾仪侍卫，其官职虽小，但好在可随侍圣驾。
一日乾隆皇帝与文武官员巡视清漪园，批阅奏折时随口说了句： “虎兕出于柙，龟玉毁于椟中，是谁之过与？”
随行官员无一人可以答出，唯有和珅答道： “典守者不得辞其责。”
一个低阶侍卫，居然也懂圣人之言，这就让乾隆皇帝产生了兴趣。在随后的考验中，和珅没有让他失望。
于是，和珅由此开启了他的平步青云之路。细数之下，和珅的成长之路不正是一条“捷径”接着一条“捷径”吗？
有关于古代大人物的“捷径”其实还有很多。可能这些“捷径”不适用于现代生活，但并不妨碍我们有个大概的了解。
而我的本意也不是要大家去走“捷径”，而是要让大家明白，生活并不是一成不变。所有正确的坚持和努力必然会有回报。
就好比诸葛亮，他虽自比管仲、乐毅，但《隆中对》是他真才实学的写照。像卢藏用，《全唐诗》录存其诗八首……
“捷径”是路的一种，但路还是需要脚踏实地去走。
画蛇添足 掩耳盗铃 亡羊补牢 买椟还珠
守株待兔 开卷有益 · 博而不精 · 百发百中
必恭必敬 · 百感交集 · 兵贵神速 · 杯弓蛇影
不寒而栗 · 不合时宜 · 不自量力 · 不拘一格
不可多得 · 不堪回首 · 不可救药 · 别开生面
不伦不类 · 伯乐相马 · 班门弄斧 冰山难靠
· 白面书生 · 八面威风 · 不名一钱 · 拔苗助长
· 不屈不挠 · 不求甚解 · 髀肉复生 · 病入膏肓
· 背水一战 · 半途而废 · 不贪为宝 · 白头如新
· 抱薪救火 标新立异· 不学无术 · 不远千里
· 不自量力 · 不知所云 · 宾至如归 · 拔帜易帜
· 残杯冷炙 · 寸草春晖 · 草船借箭 · 乘风破浪
· 才高八斗 · 城狐社鼠 · 沧海桑田 · 草菅人命
· 草木皆兵 · 程门立雪 · 长驱直入 · 车水马龙
· 乘兴而来 · 沉鱼落雁 · 乘人之危 · 车载斗量
· 大笔如椽 · 打草惊蛇 · 雕虫小技 · 大材小用
· 多多益善 · 大腹便便 · 大公无私 · 当局者迷
· 大逆不道 · 大器晚成 · 当务之急 · 开诚布公
· 不得要领 · 抛砖引玉 · 尔虞我诈 · 罚不当罪
· 奋不顾身 · 分崩离析 · 风吹草动 分道扬镳
· 发奸擿伏 · 返老还童 · 发蒙振落 · 风声鹤唳
· 覆水难收 · 赴汤蹈火 · 分庭抗礼 · 防微杜渐
· 负隅顽抗 · 负重致远 · 管鲍之交 · 各得其所
· 感恩图报 · 过河拆桥 · 刮目相看 · 瓜田李下
· 高枕无忧 · 各自为政 · 华而不实 · 好好先生
· 狐***虎威 · 汗流浃背 · 后来居上 · 合浦珠还
· 后起之秀 · 后生可畏 · 火树银花 · 坚壁清野
· 间不容发 · 井底之蛙 · 鸡口牛后 · 江郎才尽
· 见猎心喜 · 鸡鸣狗盗 · 九牛一毛 · 胶漆相投
· 举一反三 · 开诚布公 · 空洞无物 · 沆瀣—气
· 克己奉公 · 开卷有益 · 侃侃而谈 · 口蜜腹剑
· 开门揖盗 · 空前绝后 · 克勤克俭 · 旷日持久
· 刻舟求剑 · 脍炙人口 · 狼狈不堪 · 力不从心
· 两败俱伤 · 乐不思蜀 · 老当益壮 · 劳而无功
· 论功行赏 · 老马识途 · 老牛舐犊 · 老妪能解
· 老生常谈 · 梁上君子 · 蓝田生玉 · 滥竽充数
· 狼子野心 · 芒刺在背 · 买椟还珠 · 马革裹尸
· 门可罗雀 · 名落孙山 · 孟母三迁 · 马首是瞻
· 毛遂自荐 · 门庭若市 · 木人石心 · 牛鼎烹鸡
· 怒发冲冠 · 鸟尽弓藏 · 南柯一梦 · 弄巧成拙
· 穷兵黩武 · 天真料漫 · 千变万化 · 同仇敌忾
· 曲高和寡 · 曲尽其妙 · 千金市骨 · 千钧一发
· 千里鹅毛 · 黔驴技穷 · 千虑一得 · 巧取豪夺
· 七擒七纵 · 杞人忧天 · 曲突徙薪 · 千万买邻
· 犬牙交错 · 千人所指 · 千载难逢 · 气壮山河
· 人杰地灵 · 日暮途穷 · 入木三分 · 人琴俱亡
· 人弃我取 · 忍辱负重 · 任人为贤 · ***自危
· 如释重负 · 入吾彀中 · 人心如面 · 如鱼得水
· 人言可畏 · 孺子可教 · 手不释卷 · 士别三日
· 死不旋踵 · 师出无名 · 三寸之舌 · 水滴石穿
· 死而不朽 · 伤风败俗 · 三顾茅庐 · 双管齐下
· 死灰复燃 · 十行俱下 尸居余气 如火如荼
· 司空见惯 · 水落石出 · 三令五申 · 四面楚歌
三迁之教 · 三人成虎 · 杀身成仁 · 水深火热
三生有幸 · 尸位素餐 塞翁失马 天经地义
上下其手 · 上行下效 · 随月读书 · 守株待兔
三折其肱 · 土崩瓦解 · 同甘共苦 · 同工异曲
东林党 明代晚期以江南士大夫为主的政治集团。万历三十二年(1604)，被革职还乡的顾宪成在常州知府欧阳东凤、无锡知县林宰的资助下，修复宋代杨时讲学的东林书院，与高攀龙、钱一本、薛敷教、史孟麟、于孔兼及其弟顾允成等人，讲学其中，“讲习之余，往往讽议朝政，裁量人物”，其言论被称为清议。朝士慕其风者，多遥相应和。这种政治性讲学活动，形成了广泛的社会影响。“三吴士绅”、在朝在野的各种政治代表人物、东南城市势力、某些地方实力派等，一时都聚集在以东林书院为中心的东林派周围。时人称之为东林党。明神宗朱翊钧统治后期，宦官擅权，倒行逆施，政治日益腐化，社会矛盾激化。针对这一现象，东林党人提出反对矿监税使掠夺、减轻赋役负担、发展东南地区经济等主张。他们还主张开放言路、实行改良等针砭时政的意见，得到当时社会的广泛支持，同时也遭到宦官及各种依附势力的激烈反对。明末党争中，东林党的主要对立面是齐楚浙党。万历后期，双方以争国本为首，以三案为余波，相攻不已。
天启帝时期，宦官魏忠贤专政，形成明代势力最大的阉党集团，齐楚浙诸党争相依附之，对东林党人实行血腥镇压。天启四年(1624)，东林党人杨涟因劾魏忠贤二十四大罪被捕，与左光斗、黄尊素、周顺昌等人同被。魏忠贤又使人编《三朝要典》，借红丸案、梃击案、移宫案三案为题，毁东林书院，打击东林党。东林著名人士魏大中、顾大章、高攀龙、周起元、缪昌斯等先后被迫害致死。齐楚浙党又造天鉴诸录，加东林以恶名，并列党人榜于全国，每榜少则百人，多至五百余人，凡列名者，生者削籍，死者追夺，朝中善类为之一空。魏忠贤还指使党羽制造《东林点将录》，将著名的东林党人分别加以《水浒》一百零八将绰号，企图将其一网打尽。天启七年明思宗朱由检即位，魏忠贤自缢死，次年毁《三朝要典》，对东林党人的迫害才告停止。但东林与阉党的斗争，一直延续到南明时期。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
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
这是东林党首领顾宪成撰写的一副对联，镌刻在东林书院的大门口。
万历二十二年（1594），吏部文选司郎中顾宪成被削去了官籍返回了故乡无锡。他和弟弟顾允成一道倡议修复了无锡城东的东林书院。这所书院原本是宋儒杨时创立的，杨时是宋代大儒程灏、程颐两兄弟的门徒，是“二程学说”的正宗嫡传。后来的另一位宋代大儒朱熹则是杨时的***。顾宪成重修东林书院的时候，十分明确地宣布他是讲程朱理学的，也就是说，他是继承杨时衣钵的。
重新营建东林书院，常州知府欧阳东风和无锡知县林宰帮了很大的忙。落成之后，顾宪成与志同道合的高攀龙、钱一本、薛敷教、史孟麟、于孔兼等人讲学其中，来听讲求学的人称顾宪成为泾阳先生，后来也有人称他为东林先生。
当时，不少怀抱道义而不被当政者所接纳的士大夫退归林野，东林书院的重建使他们找到了知音，因此都争相前来，使得“学舍至不能容”。顾宪成常说：“当京官不忠心事主，当地方官不志在民生，隐求乡里不讲正义，不配称为君子。”他的这些观点博得同志者的响应。讲学之余，他们聚在一起，用委婉的语言议论朝政，褒贬品评执政的大臣。用“君子”和“小人”去区别政治上的正邪两派。这样一来，朝中的一些官员，如孙丕扬、邹元标、赵南星等人，也与东林书院遥相应和、互通声气。他们怀着忧国忧民的意识，意在有所作为，就形成了一股不容忽视的政治势力，与他们唱反调的那一派称他们为“东林党”。东林党人号称“清流”，影响着天下的舆论。
当时，神宗长时间不上朝理政，久居深宫过着“每夕必饮，每饮必醉，每醉必怒”的生活，身边的侍者办事稍不称意“辄毙杖下”。且又极其贪婪，恨不得把天下财货都搜刮进宫中供其挥霍。把大批太监派作“矿使”、“税监”前往各地横征暴敛，搞得民怨沸腾。他把朝廷官员的任免都丢在一边，使在职的官吏无法得到升迁，空缺的职位难以及时补充。最糟糕的时候，六部的尚书只有一位，都御史10年不补。为了增置不足的内阁大臣，首辅大臣竟然上了100多道奏章请求。这样一来，就助长了朝野上下的派别纷争愈演愈烈。
与东林党政见不合的是内阁大臣王锡爵、沈一贯和方从哲等人，他们被称为“浙党”。另外还有什么“秦党”，成员都是陕西籍的官僚，还有什么“齐党”、“楚党”、“宣党”，都是以首领的籍贯命名的。“秦党”的政见与“东林党”相吻合，其他各“党”都与“浙党”声气相通，党争之风甚嚣尘上。
东林党人往往不畏强权，为民***，大胆弹劾朝中权贵，反对“矿使”、“税监”，甚至敢于冒犯“龙颜”。当凤阳巡抚李三才受到内阁大臣论处的时候，在东林书院讲学的顾宪成就上书给叶向高、孙丕扬，称颂李三才的政绩。御史吴亮把顾宪成的信抄在邸报中，使攻击李三才的人大为恼火。
李三才任职凤阳巡抚期间，曾经查抄了太监陈增的爪牙程守训的几十万赃款及大量的奇珍异宝，并将程守训依法治罪，办了一件大快人心的好事。他还在万历二十七年和二十八年，多次上疏，陈述矿税的弊害。万历三十年和三十一年，他又一再上疏反对矿税，并且提议修浚河渠、建筑水闸、防范水旱，这些主张非但没有被***纳，反而被罚了5个月的俸禄。李三才在反对矿使税监的奏章中指责神宗皇帝说：“陛下宝爱珠玉，百姓也想温饱；陛下爱护子孙，百姓亦爱恋妻儿。何以陛下要拼命地聚敛财宝却不让百姓满足升斗之需呢？为什么陛下要延福万年，却不让百姓享受朝夕之欢呢？”
对于后妃干政和宦官专权，东林党人始终加以反对，哪怕是削职罢官，逮捕问罪也坚持不改。在“争国本”***和以后发生的“梃击”、“红丸”、“移宫”三案中，东林党人都从维护皇权的立场出发，坚持反对郑贵妃、李选侍干政，公开抨击危害皇太子、皇帝的行为，主张严厉追查三案的当事人及其幕后主使者。
东林党人还在“京察大计”中力图整肃吏治。“京察”和“外察”是对官吏进行考核的两种制度。“京察”是考察在京任职的官员，每6年一次；“外察”是考核在地方上任职的官吏，每3年一次。一般是趁外官来京师朝见皇帝时给以考察。“京察”是根据官员的政绩、品行，来决定升迁、降调或罢官等奖惩。若是“京察”中被罢了官，就将终身不再起用。
万历二十一年的京察，主持者是吏部尚书孙考功、郎中赵南星和左都御史李世达，他们都比较正直不徇私情。文选员外郎吕胤昌是赵南星的外甥，都给事中王三余是赵南星的亲戚，都因考评不佳被罢黜。东林党也借此机会罢黜了一些与内阁大臣交往很深的官员。到了万历三十三年，主持“京察大计”的是东林党人都御史温纯和吏部侍郎杨时乔，就把浙党官员钱梦皋、钟兆斗等人贬谪了。但南京的“京察大计”主持者则是齐、楚、浙党主持，他们借机斥逐东林党的官员。到了万历四十五年，浙党首领又当上了内阁首辅，这一年的“京察大计”，东林党人受到很大的打击。这样一来，就形成了一种朋党混争的局面，东林党人的政治主张也和他们排除异己的动机纠缠不情了，给攻击他们的人制造了口实。
东林党是明朝后期出现的以中下级官员、中下地主及知识分子为主的反对王公贵戚、权臣宦官的政治集团。他们企图以儒家正统思想挽救国家，但在强大的统治集团剿杀下，遭到重大打击。直到崇祯即位处死魏忠贤才有所抬头。后来，东林党的残余势力一直与权臣斗争，一直持续到南明的灭亡，前后达40多年。
附录：东林点将录
开山元帅托塔天王南京户部尚书李三才
总兵都头领二员：
天魁星及时雨大学士叶向高
天罡星玉麒麟吏部尚书赵南星
掌管机密军师二员：
天机星智多星智多星左谕德缪昌期
天闲星入云龙左都御史高攀龙
协同参赞军务头领一员：
地魁星神机军师礼部员外郎顾大章
正先锋一员：
天杀星黑旋风吏科都给事中魏大中
左右先锋二员：
天暗星青面兽浙江道御史房可壮
地周星跳涧虎福建道御史周宗建
马军五虎将五员：
天勇星大刀手左副都御史杨涟
天雄星豹子头左佥都御史左光斗
天猛星霹雳火大理寺少卿惠世扬
天威星双鞭将太仆寺少卿周朝瑞
天立星双枪将河南道御史袁化中
马军八骠骑八员：
天英星小李广福建道御史李应升
天捷星没羽箭陕西道御史蒋允仪
天空星急先锋山东道御史黄尊素
天退星插翅虎浙江道御史夏之令
天究星没遮拦吏科给事中刘宏化
天满星美髯公刑科给事中解学龙
地猖星毛头星刑科给事中毛士龙
地镇星小遮拦工科给事中刘懋
总探声息走报机密头领二员：
天速星神行太保尚宝司丞吴尔成
地速星中箭虎光禄寺少卿丁元荐
行文走檄调兵遣将头领一员：
地囚星旱地忽律广西道御史游士任
掌管钱粮头领二员：
天富星扑天雕礼部主事贺烺
地狗星金毛犬尚宝司少卿黄正宾
定功赏罚军政司头领二员：
地正星铁面孔目左佥都御史程正己
地奴星催命判官左通政涂一臻
掌管行刑刽子手头领二员：
地损星一枝花礼部尚书孙慎行
地平星铁臂膊刑部尚书王之寀
捧把帅字旗将校一员：
地贼星鼓上蚤内阁中书汪文言
守护中军大将十二员：
天寿星混江龙大学士刘一燝
天微星九纹龙大学士韩爌
地短星出林龙大学士孙承宗
天剑星立地太岁吏部尚书周嘉谟
地角星独角龙吏部尚书张问达
天伤星武行者左都御史邹元标
天贵星小旋风右都御史曹于汴
地轴星轰天雷礼部尚书王图
天牢星病关索刑部尚书乔允升
地强星锦毛虎工部尚书冯从吾
地藏星笑面虎吏部左侍郎陈于廷
天巧星浪子左春坊左谕德钱谦益
四方打听邀接来宾头领十二员：
地明星铁笛仙户部左侍郎郑三俊
地壮星母夜叉礼部右侍郎张鼐
地妖星摸着天光禄寺少卿史记事
地全星鬼脸儿光禄寺寺丞李炳恭
地文星圣手书生翰林院修撰文震孟
地阔星摩云金翅翰林院简讨姚希孟
地阴星母大虫翰林院简讨顾锡畴
地异星白面郎君翰林院庶吉士郑鄤
地满星玉幡竿吏部员外郎周顺昌
地兽星紫髯伯吏部员外郎张光前
地慧星一丈青吏部员外郎孙必显
地暗星锦豹子礼部主事荆养乔
马步三军头领四十六员：
天慧星拚命三郎刑部尚书王纪
天孤星兵部左侍郎李瑾
天暴星两头蛇兵部右侍郎孙居相
地勇星病尉迟兵部右侍郎李邦华
地恶星没面目兵部右侍郎刘策
地佐星小温侯兵部右侍郎何士晋
地奇星圣水将户部右侍郎陈所学
天哭星双尾蝎左副都御史孙鼎相
天佑星金***右佥都御史徐良彦
地刑星菜园子右佥都御史周起元
地丑星石将军右佥都御史张凤翔
地狂星独火星右佥都御史朱世守
地巧星玉臂匠右佥都御史程绍
地暴星丧门神右佥都御史王洽
地健星险道神右佥都御史李若星
天异星赤发鬼左通政使刘宗周
地俊星铁扇子大理寺少卿韦藩
地空星小霸王太常寺少卿韩继嗣
地会星神算子太常寺少卿赵时用
地佑星赛仁贵太常寺少卿李应魁
地阖星火眼狻猊太常寺少卿程注
地稽星操刀鬼太常寺少卿沈应奎
地飞星八臂那吒吏部郎中夏嘉遇
地走星飞天大圣吏部郎中邹维琏
地察星青眼虎吏科给事中陈良训
地煞星镇三山兵科给事中甄淑
地雄星井木犴户科给事中郝土膏
地杰星丑郡马兵科给事中沈惟炳
地幽星病大虫户科给事中薛文周
地孤星金钱豹子兵科给事中萧基
天罪星短命二郎湖广道御史刘芳
天败星活阎罗江西道御史方震孺
地僻星打虎将山东道御史李元
地微星矮脚虎福建道御史魏光绪
地捷星花项虎四川道御史练国事
地威星百胜将河南道御史谢文锦
地数星小尉迟云南道御史李日宣
地猛星神火将贵州道御史张慎言
地乐星铁叫子山东道御史刘思诲
地伏星金眼彪湖南道御史刘其忠
地隐星白花蛇河南道御史杨新期
地耗星白日鼠湖广道御史刘大受
地遂星通臂猿山西道御史侯恂
地灵星神医手云南道御史胡良机
地魔星云里金刚四川道御史宋师襄
地理星九尾龟河南道御史熊则祯
镇守南京正将一员：
地然星混世魔王操江右佥都御史熊明遇
分守南京汛地头领一员：
天平星船火儿南京广东道御史王允成
天损星浪里白条南京吏部郎中王象春
地英星天目将南京江西道御史陈必谦
地进星出洞蛟南京山西道御史黄公辅
地退星翻江蜃南京四川道御史万言扬
地劣星活闪婆南京工科给事中徐宪卿
天启四年甲子冬归安韩敬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