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天,宴请群臣,皇帝说:"贞观以前,跟从我平定天下,经历艰险草创国家,是房玄龄的功劳.贞观以后,献纳忠谏,匡正朕的过失,使国家长治久安,只有魏征而已.即使古代名臣,又用什么能超越他们!"亲自解下佩刀,赐给二人.皇帝曾经问群臣:"魏征和诸葛亮谁贤?"岑文本说:"诸葛亮才兼将相,不是魏征所能比的."皇帝说:"魏征施行仁义,来辅佐朕,想使朕成为尧,舜之君,即使诸葛亮也无法与之抗衡."
十七年,病重.魏征家里本没有正寝,皇帝命令停止盖自己用的小殿把木材给魏征建正寝,五天就竣工了.并赐给素褥布被,以顺从他的喜好.叫中郎将住在魏征的宅第,有情况随时奏报,药物膳食赏赐无数,宦官使者接连不停地在路上往来.皇帝亲自去探望,屏退左右,和魏征说了一天的话才回宫.后来又和太子到魏征的宅第,魏征披上朝服,拖着带子.皇帝忧伤烦闷,抚着魏征流眼泪,问他有什么需要.魏征回答说:"寡妇不发愁织布的纬线,而去忧虑宗周的灭亡!"皇帝后来临朝时叹息说:"用铜作为镜子,可以正衣冠;用古作为镜子,可以知兴衰;用人作为镜子,可以明得失.朕曾经保有这三面镜子,以防止自己的果实.如今魏征去世了,一面镜子失去了."
李世民的名言“百姓无事则骄逸，劳役则易使”，意思是老百姓都是贱骨头，容易无事生非，应该让他们长期当牛做马。他当了皇帝之后连着闹了好几年的天灾，天灾刚刚过去，李世民就要劳师动众去泰山封禅，被魏征阻止了。他还大兴土木，建造许许多多的宫殿、建造规模宏大的皇陵。比如穷兵黩武，四处寻衅挑起战争，为远征辽东不顾百姓死活。李世民说有些百姓不堪忍受繁重的劳役，故意把自己的手脚折断。唐太宗知道后就下了一道诏书，不仅下令处罚这些刁民，还强迫这些残疾人继续服役。连很多大臣都认为，唐初刚刚经历了战乱，国家和百姓并不像隋朝那么富裕，唐太宗这么做简直比隋炀帝都过分。但是唐太宗表面虚心纳谏，实际上继续我行我素，到死也没觉得自己有什么对不起百姓的地方，还总自我夸耀自己的文治武功古往今来无人能超越。实际上，魏征临死很担忧***会不会灭亡在他手里。刘贶《续说苑》记载：”魏征疾甚，太宗与太子再临其第，征加朝服拖绅。帝见征悲懑，拊之泣恸，问所欲言，对曰：’嫠不恤纬，而忧宗周之亡。‘”意思是唐太宗看到已经不久于人世的魏征还是那么忧伤，烦闷，就问他还有什么要说的。魏征回答：“我自家的事没什么可担心，我担心的是***会改朝换姓。”果然没过多少年，周武就取代了李唐。
因病去世。
贞观十七年（643年），六十四岁的魏徵病重，将不久于人世。李世民闻讯后，亲自到魏徵家中探视，屏退左右侍从，与他交谈良久，方才回宫。后来，他带着太子李承乾和嫡女衡山公主（即新城公主）再次到魏徵家中。魏徵强撑病体，穿戴朝服，拖着带子。
李世民见状，悲从中来，一边抚摸着魏征一边流泪，问他有什么想说的，魏征说：“寡妇不愁织布的纬线少，而忧虑宗周的危亡（嫠不恤纬，而忧宗周之亡）。”李世民将衡山公主许配给魏徵的长子魏叔玉，指着衡山公主对他说：“魏公，睁开眼睛看看你的儿媳！”
但魏徵已经身体衰弱到无法起身谢恩了。数日后，李世民忽然在夜里梦见魏徵，如同平日里一样，到次日清晨，他就得到魏徵逝世的消息。
史书编撰
魏徵出任秘书监之职，主管国家藏书之事。上书言丧乱之后，典章纷杂。奏引学者校定四部图书。李世民令他领写四部群书。置雠校者20人，书手100人，校写秘阁图籍。数年之间，秘府图籍，灿然具备。他改职之后，与虞世南、颜师古等硕学名儒续任秘书监之职。
主撰《隋书》，其《经籍志》虽出于于之宁、李淳风等众人之手，但总领其书。
《隋书·经籍志》参考了阮孝绪《七录》体例，以《汉书·艺文志》之法，利用隋代遗书14466余部，89666余卷，与《隋大业正御书目录》核对，按经、史、子、集四部，下分40类，著录存书3127部，36708卷，佚书1064部，12759卷。对考南北朝、隋代的藏书有帮助。
在著录方法上，每类下录书名、卷数、作者、时代、官衔、内容提要、真伪、存亡或残缺。以究学术之发展、考流别之变迁。为我国现存最古的第二部史志目录，是研究古代书目史的重要文献。他在《隋书经籍志·总序》中，对古代藏书的兴亡更替作了历史的总结，丰富了藏书史研究的内容。
魏征（580－643）字玄成，巨鹿下曲阳（今河北晋县）人，从小丧失父母，家境贫寒，但喜爱读书，不理家业，曾出家当过道士。隋大业末年，魏征被隋武阳郡（治所在今河北大名东北）丞元宝藏任为书记。元宝藏举郡归降李密后，他又被李密任为元帅府文学参军，专掌文书卷宗。
唐高祖武德元年（618），李密失败后，魏征随其入关降唐，但久不见用。次年，魏征自请安抚河北，诏准后，乘驿驰至黎阳（今河南浚县），劝嵛李密的黎阳守将徐世绩归降唐朝。不久，窦建德攻占黎阳，魏征被俘。窦建德失败后，魏征又回到长安，被太子李建成引用为东宫僚属。魏征看到太子与秦王李世民的冲突日益加深，多次劝建成要先发制人，及早动手。
玄武门之变以后，李世民由于早就器重他的胆识才能，非但没有怪罪于他，而且还把他任为谏官之职，并经常引入内廷，询问政事得失。魏征喜逢知己之主，竭诚辅佐，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加之性格耿直，往往据理抗争，从不委曲求全。有一次，唐太宗曾向魏征问道：「何谓明君、暗君？」魏征回答说：「君之所以明者，兼听也，君之所以暗者，偏信也。以前秦二世居住深宫，不见大臣，只是偏信宦官赵高，直到天下大乱以后，自己还被蒙在鼓里；隋炀帝偏信虞世基，天下郡县多已失守，自己也不得而知。」太宗对这番话深表赞同。
贞观元年（627），魏征被升任尚书左丞。这时，有人奏告他私自提拔亲戚作官，唐太宗立即派御史大夫温彦博调查此事。结果，查无证据，纯属诬告。但唐太宗仍派人转告魏征说：「今后要远避嫌疑，不要再惹出这样的麻烦。」魏征当即面奏说：「我听说君臣之间，相互协助，义同一体。如果不讲秉公办事，只讲远避嫌疑，那么国家兴亡，或未可知。」并请求太宗要使自己作良臣而不要作忠臣。太宗询问忠臣和良臣有何区别，魏征答道：「使自己身获美名，使君主成为明君，子孙相继，福禄无疆，是为良臣；使自己身受杀戮，使君主沦为暴君，家国并丧，空有其名，是为忠臣。以此而言，二者相去甚远。」太宗点头称是。
贞观二年（628），魏征被授秘书监，并参掌朝政。不久，长孙皇后听说一位姓郑的官员有一位年仅十六七岁的女儿，才貌出众，京城之内，绝无仅有。便告诉了太宗，请求将其纳入宫中，备为嫔妃。太宗便下诏将这一女子聘为妃子。魏征听说这位女子已经许配陆家，便立即入宫进谏：「陛下为人父母，抚爱百姓，当忧其所忧，乐其所乐。居住在宫室台榭之中，要想到百姓都有屋宇之安；吃着山珍海味，要想到百姓无饥寒之患；嫔妃满院，要想到百姓有室家之欢。现在郑民之女，早已许配陆家，陛下未加详细查问，便将她纳入宫中，如果传闻出去，难道是为民父母的道理吗？」太宗听后大惊，当即深表内疚，并决定收回成命。但房玄龄等人却认为郑氏许人之事，子虚乌有，坚持诏令有效。陆家也派人递上表章，声明以前虽有资财往来，并无订亲之事。这时、唐太宗半信半疑，又召来魏征询问。魏征直截了当地说：「陆家其所以否认此事，是害怕陛下以后藉此加害于他。其中缘故十分清楚。不足为怪。」太宗这才恍然大悟，便坚决地收回了诏令。
由于魏征能够犯颜直谏，即使太宗在大怒之际，他也敢面折廷争，从不退让，所以，唐太宗有时对他也会产生敬畏之心。有一次，唐太宗想要去秦岭山中打猎取乐，行装都已准备停当，但却迟迟未能成行。后来，魏征问及此事，太宗笑着答道：「当初确有这个想法，但害怕你又要直言进谏，所以很快又打消了这个念头。」还有一次太宗得到了一只上好的鹞鹰，把它放在自己的肩膀上，很是得意。但当他看见魏征远远地向他走来时，便赶紧把鸟藏在怀中。魏征故意奏事很久，致使鹞子闷死在怀中。
贞观六年，群臣都请求太宗去泰山封禅。藉以炫耀功德和国家富强，只有魏征表示反对。唐太宗觉得奇怪，便向魏征问道：「你不主张进行封禅，是不是认为我的功劳不高、德行不尊、中国未安、四夷末服、年谷未丰、祥瑞末至吗？」魏征回答说：「陛下虽有以上六德，但自从隋末天下大乱以来，直到现在，户口并未恢复，仓库尚为空虚，而车驾东巡，千骑万乘，耗费巨大，沿途百姓承受不了。况且陛下封禅，必然万国咸集，远夷君长也要扈从。而如今中原一带，人烟稀少，灌木丛生，万国使者和远夷君长看到中国如此虚弱，岂不产生轻视之心？如果赏赐不周，就不会满足这些远人的欲望；免除赋役，也远远不能报偿百姓的破费。如此仅图虚名而受实害的事，陛下为甚么要干呢？」不久，正逢中原数州暴发了洪水，封禅之事从此停止。
贞观七年（633），魏征代王珪为侍中。同年底，中牟县丞皇甫德参向太宗上书说：「修建洛阳宫，劳弊百姓；收取地租，数量太多；妇女喜梳高髻，宫中所化。」太宗接书大怒，对宰相们说：「德参想让国家不役一人，不收地租，富人无发，才符合他的心意。」想治皇甫德参诽谤之罪。魏征谏道：「自古上书不偏激，不能触动人主之心。所谓狂夫之言，圣人择善而从。请陛下想想这个道理。」最后还强调说：「陛下最近不爱听直言，虽勉强包涵，已不像从前那样豁达自然。」唐太宗觉得魏征说得入情入理，便转怒为喜，不但没有对皇甫德参治罪，还把他提升为监察御史。
贞观十年（636），魏征奉命主持编写的《隋书》、《周书》、《梁书》、《陕书》、《齐书》（时称五代史）等，历时七年，至此完稿。其中《隋书》的序论、《梁书》、《陈书》和《齐书》的总论都是魏征所撰，时称良史。同年六月，魏征因患眼疾，请求解除侍中之职。唐太宗虽将其任为特进这一散职，但仍让其主管门下省事务，其俸禄、赏赐等一切待遇都与侍中完全相同。
贞观十二年（638），魏征看到唐太宗逐渐怠惰，懒于政事，追求奢靡，便奏上著名的《十渐不克终疏》，列举了唐太宗执政初到当前为政态度的十个变化。他还向太宗上了「十思」，即「见可欲则思知足，将兴缮则思知止，处高危则思谦降，临满盈则思挹损，遇逸乐则思撙节，在宴安则思后患，防拥蔽则思延纳，疾谗邪则思正己，行爵赏则思因喜而僭，施刑罚则思因怒而滥」。
贞观十六年（642），魏征染病卧床，唐太宗所遣探视的中使道路相望。魏征一生节俭，家无正寝，唐太宗立即下令把为自己修建小殿的材料，全部为魏征营构大屋。不久，魏征病逝家中。太宗亲临吊唁，痛哭失声，并说：“夫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我常保此三镜，以防己过。今魏征殂逝，遂亡一镜矣。”
留有《魏郑公文集》与《魏郑公诗集》，《全唐诗》录存其诗一卷。
魏征的明君暗君之别，创业守成之辨
“为君之道”最重要的还是如何治国，魏徵也深深明白这一点。他总是适时地利用太宗的一些发问，来阐述自己的治国理念，不仅解决了太宗的疑难，也达到了规劝的目的。这也是魏徵的聪明之处。
贞观元年（627），太宗刚刚即位，对于为君还充满了疑惑。有一天他问魏徵：“爱卿，你说何为明君，何为暗君？”
魏徵听到此问，心中一动，这不正是自己想提醒皇上的话吗。他从容答道：“兼听则明，偏信则暗。人主如果能广泛地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就可称得上是一位明君，但要是只相信一个人的说法，那就不可避免是昏聩的君王了。昔日尧经常咨询下民的意见，所以有苗的恶行他才能了解；而舜善于听取四面八方的声音，故共、鲧、欢兜这些奸臣都不能蒙蔽他的视听。反之，秦二世只相信赵高，最终导致亡国；梁武帝任用朱异一人，才引发侯景之乱；隋炀帝偏听虞世基之言，天下大乱而不自知。这都是反面的例子。所以人君应该兼听广纳，这样才能充分了解各方面的情况，而不会受到一两个大臣的蒙蔽啊。”
太宗点头称善，说：“若不是因为有了爱卿，朕听不到这样的话啊！”
君主应该广泛听取各方面的意见，也同样是儒家治国理念中非常重要的内容。魏徵继承了这种思想，并通过太宗运用到了贞观政治中去。魏徵提出的“兼听则明，偏信则暗”这个原则在贞观前期的决策中得到了比较好的坚持，太宗遇事经常会与朝臣们广泛地讨论。而这也是贞观政治风气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贞观十二年（638），有一次大宴群臣，太宗又问道：“诸位爱卿，你们说说，是创业难啊还是守成难呢？”
尚书左仆射房玄龄回答说：“隋末天下大乱，群雄竞起。陛下身经百战，历经重重危险，才打下今日江山，这么说来自然是创业更难。”
魏徵回答说：“帝王刚开始创业的时候，都是天下大乱。乱世方显英雄本色，也才能获得百姓的拥戴。而得天下之后，渐渐有了骄逸之心，为满足自己的欲望不断滥用民力，最终导致国家衰亡。以此而言，守成更难啊。”
太宗总结说：“玄龄当初跟朕打天下，出生入死，备尝艰苦，所以觉得创业难。魏徵与朕一起治理天下，担心朕生出骄逸之心，把国家引向危亡之地，所以觉得守成更难。现在创业时期的困难已经成为往事了，守业的艰辛，朕跟大家一起谨慎面对吧。”
群臣都贺：“陛下能这样想，真是国家之幸、百姓之福啊！”
而贞观十五年（641），太宗再次提出守天下难易的问题，魏徵说：“守业很难啊。”太宗反问：“只要任用贤能之人，虚心接受进谏，不就可以了。为何说很难呢？”魏徵进一步作了发挥，说：“看看自古而来的帝王，在忧患危险的时候，往往能够任贤受谏。但到了天下安乐之时，必定会懈怠，这样日积月累，问题渐渐出现，最终导致国家危亡。这也就是居安思危的道理所在。天下安宁还能心怀忧惧，岂不是很难吗？”
其实，创业与守成，打天下与治天下，是历史上经常被讨论的有关君道政体的一个重要话题。辩证地看，创业与守成同样是艰难的。创业时期的出生入死，需要顽强的意志和坚韧不拔的精神。等到战胜了所有的敌手建立了新***之后，从艰苦的战争年代走过来的人，似乎还有想想都后怕的感慨。正如太宗所说，房玄龄经历过战争的艰苦，九死而后生，所以知道创业的艰难。但是，在新***建立起来之后，如果还躺在过去的功劳簿上睡大觉，变得骄傲自满，放纵自己的欲望，不再关心人民疾苦，就会引起新的社会矛盾，导致***的衰亡。魏徵认为，打天下还存在着“天授人与”的机遇，只要顺应时势人心，就一定能够取得胜利；而治天下就必须始终保持谨慎的头脑，不能对个人的欲望有丝毫的放纵，这才是最难的。
其实魏徵也是经历过隋末的，只不过在太宗掌权以前，没有跟随他夺取皇位而已。说他不懂得创业的艰难，这是不可能的。但魏徵的政治修养令他比房玄龄更明白这个时候应该关注的是守成、是治国。当然也是因为魏徵没有创业的功劳可居，没有那方面的发言权罢了。
这是《新唐书》魏征传的译文
看看对你有没有帮助。
其四曰：臣闻为国之基，必资于德礼;君子所保，惟在于诚信。诚信立则下无二心，德礼形则远人斯格。然则德礼诚信，国之大纲，在于父子君臣，不可斯须而废也。故孔子曰："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又曰："自古皆有死，人无信不立。"文子曰："同言而信，信在言前;同令而行，诚在令外。"然则言而不行，言不信也;令而不从，令无诚也。不信之言，无诚之令，为上则败国，为下则危身，虽在颠沛之中，君子所不为也。自王道休明，十有余载，威加海外，万国来庭，仓禀日积，土地日广。然而道德未益厚，仁义未益博者，何哉?由乎待下之情未尽于诚信，虽有善始之勤，未睹克终之美故也。其所由来者渐，非一朝一夕之故。昔贞观之始，闻善若惊，暨五六年间，犹悦以从谏。自兹厥后，渐恶直言，虽或勉强，时有所容，非复曩时之豁如也。謇谔之士，稍避龙鳞;便佞之徒，肆其巧辩。谓同心者为朋党，谓告讦者为至公，谓强直者为擅权，谓忠谠者为诽谤。谓之朋党，虽忠信而可疑;谓之至公，虽矫伪而无咎。强直者畏擅权之议，忠谠者虑诽谤之尤。至于窃斧生疑，投杼致惑，正人不得尽其言，大臣莫能与之诤。荧惑视听，郁于大道，妨化损德，其在兹乎?故孔子恶利口之覆邦家，盖为此也。且君子小人，貌同心异。君子掩人之恶，扬人之善，临难无苟免，杀身以成仁。小人不耻不仁，不畏不义，唯利之所在，危人以自安。夫苟在危人，则何所不至。今将求致治，必委之于君子;事有得失，或访之于小人。其待君子也，则敬而疏;遇小人也，必轻而狎。狎则言无不尽，疏则情或不通。是誉毁在于小人，刑罚加于君子，实兴丧所在，亦安危所系，可不慎哉!夫中智之人，岂无小慧，然才非经国，虑不及远，虽竭力尽诚，犹未免于倾败;况内怀奸利，承颜顺旨，其为患祸，不亦深乎?故孔子曰："君子或有不仁者焉，未见小人而仁者。"然则君子不能无小恶，恶不积，无妨于正道;小人或时有小善，善不积，不足以立忠。今谓之善人矣，复虑其有不信，何异夫立直木而疑其影之不直乎?虽竭精神，劳思虑，其不可亦已明矣。
夫君能尽礼，臣得竭忠，必在于内外无私，上下相信。上不信则无以使下，下不信则无以事上。信之为义，大矣哉!故自天祐之，吉无不利。昔齐桓公问于管仲曰："吾欲酒腐于爵，肉腐于俎，得无害于霸乎?"管仲曰："此极非其善者，然亦无害霸也。"公曰："何如而害霸乎?"曰："不能知人，害霸也;知而不能用，害霸也;用而不能信，害霸也;既信而又使小人参之，害霸也。"晋中行穆伯攻鼓，经年而不能下，馈间伦曰："鼓之啬夫，间伦知之，请无疲士大夫而鼓可得。"穆伯不应。左右曰："不折一戟，不伤一卒，而鼓可得，君奚为不取?"穆伯曰："间伦之为人也，佞而不仁。若间伦下之，吾不可以不赏。赏之，是赏佞人也。佞人得志，是使晋国之士舍仁而为佞，虽得鼓，将何用之?"夫穆伯列国大夫，管仲霸者之佐，犹慎于信任，远避佞人也如此，况乎为四海之大君，应千龄之上圣，而可使巍巍之盛德，复将有所间然乎?若欲令君子小人是非不杂，必怀之以德，待之以信，厉之以义，节之以礼，然后善善而恶恶，审罚而明赏，则小人绝其佞邪，君子自强不息。无为之化，何远之有?善善而不能进，恶恶而不能去，罚不及于有罪，赏不加于有功，则危亡之期，或未可保。永锡祚胤，将何望哉?
太宗手诏嘉美，优纳之。尝谓长孙无忌曰："朕即位之初，上书者或言'人主必须威权独运，不得委任群下';或欲耀兵振武，慑服四夷。唯有魏徵劝朕'偃革兴文，布德施惠，中国既安，远人自服'。朕从其语，天下大宁。绝域君长，皆来朝贡，九夷重译，相望于道。此皆魏徵之力也。"
太宗尝嫌上封者众，不近事实，欲加黜责。徵奏曰："古者立诽谤之木，欲闻己过。今之封事，谤木之流也。陛下思闻得失，祗可恣其陈道。若所言衷，则有益于陛下;若不衷，无损于国家。"太宗曰："此言是也。"并劳而遣之。后太宗在洛阳宫，幸积翠池，宴群臣，酒酣各赋一事。太宗赋《尚书》曰："日昃玩百篇，临灯披《五典》。夏康既逸豫，商辛亦流湎。恣情昏主多，克己明君鲜。灭身资累恶，成名由积善。"徵赋西汉曰："受降临轵道，争长趣鸿门。驱传渭桥上，观兵细柳屯。夜宴经柏谷，朝游出杜原。终藉叔孙礼，方知皇帝尊。"太宗曰："魏徵每言，必约我以礼也。"寻以修定《五礼》，当封一子为县男，请让孤兄子叔慈。太宗怆然曰："卿之此心，可以励俗。"遂许之。十二年，礼部尚书王珪奏言："三品以上遇亲王于途，皆降乘，违法申敬，有乖仪准。"太宗曰："卿辈皆自崇贵，卑我儿子乎?"徵进曰："自古迄兹，亲王班次三公之下。今三品皆曰天子列卿及八座之长，为王降乘，非王所宜当也。求诸故事，则无可凭;行之于今，又乖国宪。"太宗曰："国家所以立太子者，拟以为君也。然则人之修短，不在老少，设无太子，则母弟次立。以此而言，安得轻我子耶?"徵曰："殷家尚质，有兄终弟及之义;自周以降，立嫡必长，所以绝庶孽之窥觎，塞祸乱之源本，有国者之所深慎。"于是遂可珪奏。会皇孙诞育，召公卿赐宴，太宗谓侍臣曰："贞观以前，从我平定天下，周旋艰险，玄龄之功，无所与让。贞观之后，尽心于我，献纳忠谠，安国利民，犯颜正谏，匡朕之违者，唯魏徵而已。古之名臣，何以加也!"于是亲解佩刀以赐二人。
徵以戴圣《礼记》编次不伦，遂为《类礼》二十卷，以类相从，削其重复，***先儒训注，择善从之，研精覃思，数年而毕。太宗览而善之，赐物一千段，录数本以赐太子及诸王，仍藏之秘府。
先是，遣使诣西域立叶护可汗，未还，又遣使多赍金银帛历诸国市马。徵谏曰："今以立可汗为名，可汗未定，即诣诸国市马，彼必以为意在市马，不为专意立可汗。可汗得立，则不甚怀恩。诸蕃闻之，以为中国薄义重利，未必得马，而失义矣。昔汉文有献千里马者，曰：吾凶行日三十里，吉行五十里，銮舆在前，属车在后，吾独乘千里马将安之?乃赏其道里所费而返之。汉光武有献千里马及宝剑者，马以驾鼓车，剑以赐骑士。陛下凡所施为，皆邈逾三王之上，奈何至于此事，欲为孝文、光武之下乎?又魏文帝欲求市西域大珠，苏则曰：'若陛下惠及四海，则不求自至，求而得之，不足为贵也。'陛下纵不能慕汉文之高行，可不畏苏则之言乎?"太宗纳其言而止。时公卿大臣并请封禅，唯徵以为不可。太宗曰："朕欲卿极言之。岂功不高耶?德不厚耶?诸夏未治安耶?远夷不慕义耶?嘉瑞不至耶?年谷不登耶?何为而不可?"对曰："陛下功则高矣，而民未怀惠;德虽厚矣，而泽未滂流;诸夏虽安，未足以供事;远夷慕义，无以供其求;符瑞虽臻，罻罗犹密;积岁丰稔，仓廪尚虚，此臣所以窃谓未可。臣未能远譬，且借喻于人。今有人十年长患，疗治且愈，此人应皮骨仅存，便欲使负米一石，日行百里，必不可得。隋氏之乱，非止十年，陛下为之良医，疾苦虽已乂安，未甚充实，告成天地，臣窃有疑。且陛下东封，万国咸萃，要荒之外，莫不奔走。今自伊、洛以东，暨乎海岱，灌莽巨泽，苍茫千里，人烟断绝，鸡犬不闻，道路萧条，进退艰阻，岂可引彼夷狄，示以虚弱?竭财以赏，未厌远人之望;重加给复，不偿百姓之劳。或遇水旱之灾，风雨之变，庸夫横议，悔不可追。岂独臣之恳诚，亦有舆人之诵。"太宗不能夺。是后，右仆射缺，欲拜之，徵固让乃止。及皇太子承乾不修德业，魏王泰宠爱日隆，内外庶僚，并有疑议。太宗闻而恶之，谓侍臣曰："当今朝臣忠謇，无逾魏徵，我遣傅皇太子，用绝天下之望。"十六年，拜太子太师，知门下省事如故。徵自陈有疾，诏答曰："汉之太子，四皓为助，我之赖公，即其义也。知公疾病，可卧护之。"其年，称绵惙，中使相望。徵宅先无正寝，太宗欲为小殿，辍其材为徵营构，五日而成，遣中使赍素褥布被而赐之，遂其所尚也。及病笃，舆驾再幸其第，抚之流涕，问所欲言，徵曰："嫠不恤纬而忧宗周之亡。"
后数日，太宗夜梦徵若平生，及旦而奏徵薨，时年六十四。太宗亲临恸哭，废朝五日，赠司空、相州都督，谥曰文贞。给羽葆鼓吹、班剑四十人，赙绢布千段、米粟千石，陪葬昭陵。及将祖载，徵妻裴氏曰："徵平生俭素，今以一品礼葬，羽仪甚盛，非亡者之志。"悉辞不受，竟以布车载柩，无文彩之饰。太宗登苑西楼，望丧而哭，诏百官送出郊外。帝亲制碑文，并为书石。其后追思不已，赐其实封九百户。尝临朝谓侍臣曰："夫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朕常保此三镜，以防己过。今魏徵殂逝，遂亡一镜矣!徵亡后，朕遣人至宅，就其书函得表一纸，始立表草，字皆难识，唯前有数行，稍可分辩，云：'天下之事，有善有恶，任善人则国安，用恶人则国乱。公卿之内，情有爱憎，憎者唯见其恶，爱者唯见其善。爱憎之间，所宜详慎，若爱而知其恶，憎而知其善，去邪勿疑，任贤勿贰，可以兴矣。'其遗表如此，然在朕思之，恐不免斯事。公卿侍臣，可书之于笏，知而必谏也。"徵状貌不逾中人，而素有胆智，每犯颜进谏，虽逢王赫斯怒，神色不移。尝密荐中书侍郎杜正伦及吏部尚书侯君集有宰相之材。徵卒后，正伦以罪黜，君集犯逆伏诛，太宗始疑徵阿党。徵又自录前后谏诤言辞往复以示史官起居郎褚遂良，太宗知之，愈不悦。先许以衡山公主降其长子叔玉，于是手诏停婚，顾其家渐衰矣。徵四子，叔琬、叔璘、叔瑜。叔玉袭爵国公，官至光禄少卿;叔瑜至潞州刺史，叔璘礼部侍郎，则天时为酷吏所杀。神龙初，继封叔玉子膺为郑国公。叔瑜子华，***初太子右庶子。
史臣曰：臣尝读汉史《刘更生传》，见其上书论王氏擅权，恐移运祚，汉成不悟，更生徘徊伊郁，极言而不顾祸患，何匡益忠尽也如此!当更生时，谏者甚多。如谷永、杨兴之上言，图为奸利，与贼臣为乡导，梅福、王吉之言，虽近古道，未切事情。则纳谏任贤，讵宜容易!臣尝阅《魏公故事》，与文皇讨论政术，往复应对，凡数十万言。其匡过弼违，能近取譬，博约连类，皆前代诤臣之不至者。其实根于道义，发为律度，身正而心劲，上不负时主，下不阿权幸，中不侈亲族，外不为朋党，不以逢时改节，不以图位卖忠。所载章疏四篇，可为万代王者法。虽汉之刘向、魏之徐邈、晋之山涛、宋之谢朏，才则才矣，比文贞之雅道，不有遗行乎?前代诤臣，一人而已。
赞曰：智者不谏，谏或不智。智者尽言，国家之利。郑公达节，才周经济。太宗用之，子孙长世。
《旧唐书》後晋?刘昫等史籍选要
?唐太宗亲手终结与魏征的君臣佳话
有人说魏征曾让史官褚遂良看过自己的谏诤文章，这一点更是触犯了太宗的神经（由于玄武门之变这一***，太宗对国史的编修非常看重且亲自过问），于是，太宗一怒之下，先是废除横山公主与魏叔玉的婚事，随即又下令扑倒了自己手书的魏征碑，亲手终结了自己和魏征之间为后人所追慕的一段君臣佳话。此举不免令人心生疑惑，凭太宗与魏征之间深厚的君臣之谊，如何到最后竟是这般的恩断义绝呢？
唐太宗在魏征死后，曾废除与魏家的婚约，扑倒自己手书的魏征碑，但这些事不大被人提及，人们津津乐道的，仍是他们作为明君贤臣的故事。其实，这对中国历史上的君臣楷模，有其真实的一面，也有被后人的记载着意塑造的一面。
贞观十七年（643）正月，当朝名臣魏征病危，唐太宗甚是关心。不仅用自己别殿的质材为魏征宅修筑了正殿，赏赐各种家用物什，还专门派中郎将住在魏家，随时禀报病情变化，药品御膳自是送了不少，还不时亲自前往探视，有时一去便逗留一整天。眼看魏征大限将至，太宗问他有何心愿，魏征拖病体勉强穿上朝服，对唐太宗说：?嫠不恤纬，而忧宗周之亡?（语出《左传》，意为：?我对自己和家里的事无心可操，就是恐怕国家出乱子?）。
唐太宗为此深受感动，不久，便决定将小女儿横山公主嫁给魏征之子魏叔玉，希望魏征能在生前看到这个新媳妇。但未得成婚，魏征便撒手人寰，去世后，太宗罢朝五日，并亲自书写碑石立于其墓前。此后不短的时间里，太宗都思念不已，时常登凌烟阁看魏征的画像，或写诗悼念这位名臣。
然好景不长。由于魏征生前曾经举荐杜正伦和侯君集为宰相，结果杜因为过失而遭罢官，侯因叛乱而被诛杀，加之有人在太宗面前说魏征结党营私，令太宗大为不悦；又有人说魏征曾让史官褚遂良看过自己的谏诤文章，这一点更是触犯了太宗的神经（由于玄武门之变这一***，太宗对国史的编修非常看重且亲自过问），于是，太宗一怒之下，先是废除横山公主与魏叔玉的婚事，随即又下令扑倒了自己手书的魏征碑，亲手终结了自己和魏征之间为后人所追慕的一段君臣佳话。
此举不免令人心生疑惑，凭太宗与魏征之间深厚的君臣之谊，如何到最后竟是这般的恩断义绝呢？
我们都知道，魏征在隋末先是追随瓦岗军首领李密，后才投奔李唐的。归唐后，先是在太子李建成府内任职，并在太子建成和秦王李世民关系紧张时，劝说太子建成当机立断，占得先机，但终于李世民高出一筹，发动玄武门之变，亲手除掉了自己的同胞和政治对手，并一步步赢得了天下。
不过，李世民当上皇帝后，不仅没有降魏征的官，反倒是加以重用，史载：?帝悦，日益亲，或引至卧内，访天下事。征亦自以不世遇，乃展尽底蕴无所隐，凡二百余奏，无不剀切当帝心者。?（《旧唐书?魏征传》）也就是说，无论是太宗，还是魏征，彼此都深感遇到了知音，两人在国家大事上总能密切协商，通力合作。最重要的，魏征总是能说中太宗的心思。
太宗多次在大宴群臣时说，自己定天下，是房玄龄之功，而治天下，则多仰魏征。对于自己与魏征之间的融洽关系，太宗在各种场合反复说起，这种言辞上的不断自我确认，其实一定程度上反而说明，唐太宗对魏征的真正态度是比较矛盾的，他虽然肯定魏征是一位不可多得的人才，但却始终难以百分之百信任魏征。由此，也就有助于我们了解上述太宗对魏征态度的巨大反差。
那么，魏征与太宗之间的佳话是如何被经典化并传颂下来的呢？这就不能不谈到吴兢和他修撰的《贞观政要》。吴兢是唐前期重要的宫廷史官，一生经历了高宗、武则天、中宗、睿宗、玄宗五朝，因?励志勤学，博通经史?而受到人们的钦佩，负责修撰国史，曾编修著名的《武则天实录》、《唐春秋》等。有意思的是，无论《旧唐书?吴兢传》，还是《新唐书?吴兢传》，都没有提到《贞观政要》。而今天，《贞观政要》的版权不仅归于吴兢名下，还成为一本广为人知的政治典范之作。
事实上，吴兢是在中宗（656?710）朝，针对?袭武周之制?还是?依贞观故事?的政治纷争，开始了《贞观政要》的编修，到***十七年（729）上呈唐玄宗，翔实呈现了贞观年间的政治风貌，尤其突出地记录了唐太宗与以魏征为代表的贞观名臣的问答与政论。或许是同为谏官的原因，吴兢尤其突出了对魏征的描绘。但此书上呈后，吴兢非但没有受到玄宗的称赞，反倒随即遭到贬官。由此，《贞观政要》虽入藏宫中，其下落却隐而不彰。
直到德宗（742?805）朝，《贞观政要》才由时任史馆修撰的蒋乂（吴兢外孙，747?821）重新整理，得以面世。
此后的唐宪宗（778-820），非常喜欢读《贞观政要》，?每有大政事、大议论?，必召蒋乂?咨访?，蒋乂?征引典故?。现今所见?读《贞观政要》?最早的记载，就是在唐宪宗朝，也就是说，正是蒋乂，使其外祖父吴兢的遗著得以重见天日。此后，唐文宗、唐宣宗，直至宋仁宗所读、所见的《贞观政要》，都是蒋乂整理过的版本。
到唐文宗（809-840）在位时，尤其痴迷《贞观政要》，并将此书写在屏风上，每次阅读都非常正式，视为大事。唐文宗甚至因为联想到魏征的贤达，派人去寻访魏家后人，由此当时魏征五世孙魏谟被提拔为右拾遗。魏谟姿宇魁秀，深得文宗赏识。到唐宣宗朝，魏谟被擢为宰相，当宰相时，在朝廷中论政议事，其他宰相或委抑规讽，只有魏谟直言不讳，无所回畏。唐宣宗曾说：?谟名臣孙，有祖风，朕心惮之。?（《新唐书?魏征传》）可见，两百多年后，魏征的形象已作为某种常规式的历史记忆，进入唐代帝王乃至很多官僚文人脑海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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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我们便可以看出，魏征及贞观之治成为后人心目中的政治理想，有其历史事实的一面，但还有一条隐约可见的线索，那就是吴兢《贞观政要》一书的流传与逐渐受人重视。到五代宋初，?君臣共治?的观念渐趋浓厚，《贞观政要》更是成为一本广为人知的著作，魏征与唐太宗之间的君臣之谊以及贞观之治的政治理想，也随之在人们心中愈加经典化和符号化。
核心提示： 唐太宗亲自为魏征墓碑撰文书丹。做这样的事，在李世民一生中，是第一次，也是惟一的一次。但令人想不到的是，仅仅几个月以后，当年秋天，太宗就命人将魏征墓碑推倒。
近年新修的魏征故居 资料图
本文：中新网，作者：佚名，原题为：《唐太宗曾为魏征墓碑撰文几月后又推倒墓碑》 “君臣协契”的典范魏征的事迹，仅就两《唐书》其传中所列，不下三十来件。不可能一一列举，就说几件魏征管皇帝家事或小事的事吧。
管嫁女。长乐公主将出嫁，太宗因其为皇后所生，嫁妆比永嘉长公主多一倍。魏征说：不行。“天子的姊妹是长公主，天子的女儿是公主，既然加‘长’字，就有它的尊荣显贵。感情可以有深有浅，但不能超越礼仪制度。”唐太宗听了。
管纳妾。郑仁基的女儿又美又有才，皇后做主娶进宫，典册都已具办。魏征说：不行，她已经许配给士人陆爽。太宗听了，命停册使。后来陆爽本人上表称与郑氏无婚约。太宗说：你看看，人家自己都说了没这回事嘛！魏征说：人家怕你，所以这么说，你还当真？太宗遂放弃。
管挑拣饭菜。太宗出巡洛阳，进驻昭仁宫，对地方官多所谴责。魏征说：“隋朝因为责备郡县不进食物，或是供物不够精美，为此事而无节制，以致灭亡。所以上天命陛下取而代之，正应谨慎戒惧，约束自己，怎能让人因供应不奢侈而悔恨呢！如认为充足，如今就很充足了；如认为不足，比这多一万倍也会不知足！”太宗吃惊地说：“没有你，我听不到这样的话。”
能管的管，不方便管的时候就用别的办法，比如装。
装眼花。文德皇后安葬后，太宗在禁苑中建层楼以望昭陵（其为自己身后建的皇陵，记者注），有次带魏征同登，魏征孰视无睹：“臣眼昏花，看不见什么。”太宗指给他看，魏征说：“这不是昭陵吗？”太宗说是啊。魏征说：“我以为陛下您在望献陵（高祖陵，记者注），若是昭陵，我也看得见。”――我以为你缅怀你父亲呢。“帝泣，为毁观。”
装耳聋。太宗以武力定天下，虽已大治，仍不忘经略四夷。魏征向来认为，武力征服四夷劳民伤财，若中原安定，远人必来朝。因此魏征每逢侍宴，听到演奏《破阵武德舞》，就低下头来不看，演奏《庆善乐》，则欣赏回味不倦，其“举有所讽”，到了这样的地步。
魏征够累。但得遇明君，就像棋逢对手，曲遇知音。就算犯言直谏，惹你生气，我也“神色不移”。我敢对你说：你刚上台时表现如何好，现在如何不好。而唐太宗就吃这一套，他把魏征的《十克不渐疏》列为屏障，朝夕见之，兼录付史官，并赐魏征黄金十斤，马二匹。
两人之间曾有一段问答。太宗说：我说什么，你只管当时答应，下来有机会再另外陈述意见，难道不行吗？魏征答：“从前舜告诫群臣说：‘你们不要当面顺从我，退下后又有话说。’如果臣当面顺从又另找机会陈述意见，这就是‘退下后又有话说’，难道是稷、契事奉尧、舜的办法吗？”太宗听了大笑：“人言魏征举动疏慢，我但觉妩媚，适为此耳。”
猛一看这段话，感觉魏征也真会说话啊，将太宗比为尧、舜，谁听了不高兴呢？但读接下来这段话，魏征对太宗绝不是虚夸，“征拜谢曰：‘陛下导之使言，臣所以敢谏，若陛下不受臣谏，岂敢数犯龙鳞。’”也确实是这么回事啊，如果赶上万历皇帝，就算魏征说破嘴皮子，对方听吗？
与昭陵相望的无字碑在陕西昭陵博物馆西南方向，有一个魏陵村，魏征的墓就在半山腰，一通无字墓碑，与太宗安息的九旧揭RO嗤。
怎么无字？
太宗对魏征如此器重，让他当太子的老师，就算魏征老病，仍然说：你就算躺着也能保全太子。魏征病危，太宗派人住在魏府，“动静辄以闻，药膳赐遗无算”。后来“亲问疾”，与太子一同探病，彼时魏征勉强穿上朝服，却无法系好腰带。“帝悲懑，拊之流涕，问所欲。对曰‘嫠不恤纬，而忧宗周之亡。’” ――寡妇不忧虑纬线的多少，而忧虑宗周的危亡！临别遗言如此，太宗能不感动？太宗把衡山公主许配给魏征的儿子，他拉着公主让魏征看一下未来的新娘，魏征已经说不出话。
贞观十七年即公元643年正月，魏征薨。太宗亲临痛哭，罢朝五日。命九品以上官员都去参加魏征的葬礼，并“给羽葆、鼓吹，陪葬昭陵”。如此高的待遇，魏家没全接受，因为厚葬不符合魏征生前之志，魏家拒绝了朝廷馈赠的一切仪仗物品，只用一辆布车载着棺柩送到墓地。那天，太宗登上高楼，向西眺望送葬的队伍，他哭了。赋诗痛悼魏征：“阊阖总金鞍，上林移玉辇。野郊怆新别，河桥非旧饯。惨日映峰沉，愁云随盖转。哀笳时断续，悲旌乍舒卷。望望情何极，浪浪泪空泫。无复昔时人，芳春共谁遣。”
魏征的墓地是太宗亲自定下的，大臣陪葬墓当中数魏征墓离昭陵最近，他知道将来有一天他会来这里和魏征相聚，离得近一些更方便。他亲自为魏征墓碑撰文书丹。做这样的事，在李世民一生中，是第一次，也是惟一的一次。
但令人想不到的是，仅仅几个月以后，当年秋天，太宗就命人将魏征墓碑推倒。***导火索有二：一是魏征曾推荐杜正伦、侯君集，说他们两人有才干，能任宰相。后来杜正伦因罪罢官，侯君集以谋反罪被杀，这时有人站出来指责魏征，说他阿附 *** 。又说魏征曾记下前后谏争之言，悄悄拿给史官褚遂良。也就是说，魏征为让自己名垂千古，把什么都抖落给史官，不顾君王的面子。
太宗大怒。不但“仆倒”墓碑，将字磨去，而且答应魏家的婚事跟着作废。魏家眼看着衰落下来。两年以后，辽东会战，唐军尽力死战，方才破敌。回师途中，太宗怅然，想起魏征：“魏征若在，吾有此行邪？”即召其家觐见，“赐劳妻子，以少牢祠其墓，复立碑，恩礼加焉。”
当初碑拉倒，字迹磨去，如今又立起来，官吏一定请示过：字还刻吗？太宗没有答应，就这样吧。一位媒体前辈这样写道：“做出那个决定的时候，李世民真正读懂了魏征。有些东西是可以磨去的，比如字，有些东西是磨不去的，比如魏征。立在地上的碑石，再高大，都有倾倒的一天。魏征活在人的心中，有那些字，是座丰碑，没那些字，也是座丰碑。”
有人说，魏征不是太宗的“老人儿”，无战功无资历，只能以向皇帝“开炮”作生存武器。但多年开炮在帝王心中不可能没留下一点阴影，所以他死后，李世民借机一泄积怨。当然，事后找个机会重扶起碑，也不损自己明君的形象。这是我最初读到的文章。但读过正史，我依然愿意相信正史。正如《新唐书?魏征传》在最后所说：“君臣之际，顾不难哉。以征之忠，而太宗之睿，身殁未几，猜谮遽行……故曰‘皓皓者易污，ii者难全’……”
皓皓者易污，ii者难全。太宗用一生向世人证明：我是个好皇帝。人们不再计较玄武门之变。魏征用一生匡扶社稷，即使他想通过史官得以流传千古，那又能算多大的过错呢？没有缺点的人就不是人，是神。尽管魏征身后有这样一段曲折，但两《唐书》最后的“赞曰”却是一致的衷心。
不能因为我们极少看到高尚，就不相信高尚的存在。不能因为我们体会不到“协契”，就怀疑伯牙、子期从未出生。这是我读魏征传的最终感受。
赵魏村?表业村 西关祠?乡贤碑今天，很多人在关注魏征。其故里之谜，考证尤热：邯郸馆陶、邢台巨鹿、石家庄晋州……甚至有人说四川广元市剑阁县为魏征故里。由此引发的笔墨论争一直没断过。
晋州方面有一系列证据。除古代史籍中的多处记载，还有诸多遗迹。如《晋县志?地理志》记载：“赵魏，县西南五里，即魏文贞故里；表业，县西南五里，即魏文贞别业。”魏征谥号文贞，别业指别墅。后表业村与庞召村合并，称庞表村。该村北边曾有一个占地30余亩的沙土岗，当地人称“魏家庄户”，《晋县志?古迹志》里说，这是魏征家的一处庄院。但历年取土将土岗大大缩小，如今这土岗被圈进建好的“魏征故居”里。土岗下挖出一口古井，不知是否是魏征家的。另外在表业村，过去曾有一座过街牌坊，据说是皇帝赐建，人称“宰相楼”，惜现已不存。
魏征墓在陕西，但晋州有其纪念性墓地。据《晋县志》载，魏征墓在赵魏村东北，明弘治、崇祯年间曾两次被滹沱河水淤没，后又重修。1958年平为耕地。
还有一个证据是魏征祠。它原在晋州老城西关村西口。创建年代无考，民国时期编修的《晋县志料》中有照片。由于1946年才拆除，很多人对它有印象。
最后一个实物证据是乡贤祠碑。即本文开头提到的残碑，碑身1985年挖出，碑帽2008年挖出。经对照，碑文与《晋县志》中所录碑文完全吻合，该碑文记载了作为晋州乡贤之冠的魏征，以及其称谓、祭日、祝文等。
本土名人称“乡贤”，外来有政绩的官员称“名宦”，这是老县志编辑人物时的通例。不管“乡”在哪儿，魏征都被称为“贤”，这，也就够了。
行车路线魏征公园和魏征故居均在晋州市区西南角，魏征故居在工业路华油小区西邻，魏征公园在中兴路晋州汽车站东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