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孔子为中华传统文化所作的贡献主要表现在哪些方面

2.拿笔的四字成语

3.余世存:今天我们怎样读历史

4.太史公的“项羽情结”

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孔子为中华传统文化所作的贡献主要表现在哪些方面

秉笔直书与春秋笔法区别-秉笔直书与春秋笔法

孔子是儒家创始人,是中国古代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政治家,是中国人最崇拜的圣人。他被中国封建统治者封为“大成至圣先师” 、“万世师表”,被近代国际社会公推为世界历史文化名人。

孔子还是中国师道理论的创始人,也是践行中国师道的楷模。他是当然的师道宗师。

几千年来,为了纪念他,宣传他,传播他的学说,弘扬他的道德和精神,从京城到各地,建造了许多孔子庙。这些孔子庙简称孔庙,又称文圣庙(与之相对应的是武圣庙即关羽庙),简称文庙。少年儿童入校读书,第一件事是拜孔子像。学校里每有大型活动,第一项礼仪是集体给孔子像鞠躬。每年孔子诞辰日(阴历八月二十七),全国各地都要开展各种形式的纪念活动。孔子的名字,在中国,在世界华人圈子里,可谓妇孺皆知。孔子及孔子思想,对于中国人来讲,就像布帛菽粟那样,须臾不可离开。

孔子的教育生涯长达近 50 年。据汉代刘向《新序》载:“孔子年二十三岁,始教于阙里,颜路、曾点、琴张之徒,往受学焉。”是孔子第一次收徒设教。后来,孔子在其门下汇聚了庞大的弟子徒众,形成了最早的儒家学派。孔子的教育活动大致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自开始办学到去齐国求仕之前。此时,门徒不多,但办学很有成效。第二阶段,自37岁从齐国返回鲁国,到55岁周游列国之前,共计 18 年时间(其中4 年多时间在做官),是孔子教育事业大发展的阶段。来自鲁、齐、楚、卫、晋、秦、陈、吴、宋等国的求学弟子越来越多,孔子的威望已经树立起来。第三阶段,自 68 岁周游列国结束回到鲁国,到他 73岁去世,共 5 年时间。他把精力主要集中到办学与整理古代文献典籍上。这一时期培养出了子夏、子游、子张、曾参等才华出众的弟子。

孔子在中华文明的进步史上,至少有五大贡献。

文献学上的贡献。我国传世的第一部文学作品《 诗经》,是由孔子整理成书的。《史记·孔子世家》记载,古时有诗3000余篇,孔子选取其“可施于礼义”的 305 篇,按风、雅、颂分类,形成《诗经》文本,并作了解说。《尚书》又称《书》、《书经》,中国古代最早的历史文献,相传为孔子编定。

史学上的贡献。孔子是我国第一部编年体历史著作《春秋》的作者。全书仅 1.6 万余字,却记载了上起鲁隐公元年下至鲁哀公十四年共 242年的鲁国历史。孔子修《春秋》,是出于拨乱反正的政治目的。《孟子·滕文公下》说:“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史记·太史公自序》称,《春秋》“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以达王事而已矣”。孔子修《春秋》,确立了许多书写历史的原则和凡例,最著名的是所谓“春秋笔法”,即:用简约的文字表达复杂的微言大义,褒善贬恶,“一字之褒,如同华衮之荣;一字之贬,无异斧钺之诛”。孔子修《春秋》,通过把历史的原始记录改写成历史著作,创立了真正意义上的中国史学。应该说,不是司马迁而是孔子,才是中国史学之父。因孔子作《春秋》,“春秋”二字便成了历史的代名词。

哲学上的贡献。《易》是大道之源,也是中国哲学之源。《汉书·艺文志》记《易》之由来,“人更三圣,世历三古”,认为在《易》之早期发展史上,有三个至关重要的阶段:伏羲始作八卦是第一阶段,周文王由八卦演为六十四卦是第二阶段,孔子作《易传》是第三阶段。《史记·孔子世家》记“孔子晚而喜《易》,读《易》,韦编三绝”。孔子好《易》,是“观其德义”。孔子以其非凡的慧觉注意到《 易》的“德义”层面,发现了蕴含于《易》之中的丰富哲理,于是作《 易传》十篇予以系统阐发。可以说,是孔子使《 易》转向哲学,从而引发了易学革命的第一人。

政治上的贡献。孔子从“仁者爱人”出发,坚持以人为本,实行仁政德治,将社会公正、秩序、诚信和人民的福祉摆在第一位。提出为政要从自身做起,“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孔子主张为政以德,认为“ 道之以德,齐之以礼”的德治优于“道之以政,齐之以刑”的法治。他的政治理想,一是实现“天下为公”的“大同”社会,一是实现“天下有道”的“小康”社会。这是孔子为中国人设定的两个理想社会的目标。

教育上的贡献。孔子创办民营学校,是打破奴隶主阶级对教育资源垄断的第一人。孔子高举“有教无类”的旗帜,冲破了教育上的分配不公,是教育面向平民的第一人。孔子先后培养了“弟子三千,贤人七十二”,是中国模范教师第一人。孔子一生“学而不厌,诲人不倦”,被尊为“万世师表”。孔子在教学活动中,选编了《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种教材;传授礼、乐、射、御、书、数等六种技艺;将弟子分为“德行”、“言语”、“政事”、“文学”四科进行教育。孔子在其丰富的教学实践基础上,提出了一套完整的教育理论。

孔子:行有余力,则以学文

孔子的教育理论和教学方法,被奉为圭臬,指导了两千多年的中国传统教育,而且今天看来,仍然有许多内容与现代教育理念相吻合,闪烁着科学和智慧的光芒。

教育目标是培养君子仁人。孔子认为,通过兴办教育可以对国家和个人,产生巨大的影响作用。《论语·子路》记载:“子适卫,冉由仆。 子曰:‘ 庶矣哉!’ 冉由曰:‘ 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即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孔子特别重视学生思想品格和伦理道德教育,并将其放在首要地位。《论语》多次提到要致力于培养“士”、“君子”、“成人”。孔子十分重视德育,智仁勇并举,而以仁为中心。他的教学内容相当多的是以道德教育为统领。《论语·述而》载:“子以四教:文、行、忠、信。”其中与操行、道德、礼义有关的内容占很大一部分。关于这一点,《论语·学而》篇中讲得就更明确了:“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意思是说,弟子在家里要孝顺父母,在外要敬重兄长,说话要谨慎、诚实,广泛地友爱大众,亲近仁德之人。做到这些之后,有多余的力量,再来学习文化知识。这就是我们今天素质教育所提倡的“育才先育人,育人先育德,育德先育魂”的渊源。

教育对象是“有教无类”。孔子在《论语·述而》中指出:“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尝无诲焉。”就是说,无论贫富、贵贱、智愚,只要带一束“干肉”作为“学费”,有志于学,都可以收为弟子,施以教诲。这是一个非常大胆的教育革新。它冲破了此前学在官府,只有少数富家子弟和官宦阔少才享有受教育权利的樊篱,以实际行动打破了“礼不下庶人”的等级制度,倡导平民教育。孔门弟子人数众多,成分复杂。既有鲁国权贵之子孟懿子,又有“贫且贱”的颜渊、仲弓;既有“家累千金,结驷连骑”的子贡,又有曾为罪犯的公冶长。

孔子收子路为徒还有一段故事:有一天孔子走在曲阜街头,看到一个年轻人,头插公鸡毛,身披野猪皮,带把剑,像个不良少年的样子,那就是子路。 孔子问他,你怎么不来跟我学习呢?子路说,何必学习呢?南山有竹,资质非常好,砍下来当箭可以射穿犀牛皮。子路认为自己就是南山的竹子,天生资质很好。孔子对他说,那么你把南山的竹子前面削尖,装上箭头,后面插上羽毛,不是可以射得更深吗?子路立刻懂了,他说就算我资质好,稍微加上后天的磨练,可以有更杰出的表现。就立刻拜孔子为师。

教学原则是因材施教。“因材施教”是宋代朱熹对孔子教学经验的经典概括。《论语·雍也》说:“中人以上,可以语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语上也。” 对中等以上才智的学生,可以给他讲授比较高深的学问。对中等以下才智的学生,则不宜讲授高深的学问。 孔子非常注意观察学生,对所有学生可谓了如指掌,学生同样问孝、问仁、问政,他的回答往往因人而异,繁简不同。在子路与冉由探讨“闻斯行诸?”同样问题时,他的回答竟然迥然不同,他的解释是,“求也退,故进之;由也兼人,故退之”。子路好勇斗狠,孔子就避其锋芒,谆谆诱导,以礼相待,宽大为怀。使子路幡然悔悟。由此可知,学生千差万别,教师就应该胸中有数,既不能拾优弃劣,又不能良莠不分,最好是各有所得,统筹兼顾。

教学方法是“循循然善诱人”。“循循然善诱人” 就是“启发式” 教学,是孔子首创。《论语·述而》说“不愤不启,不悱不发”,即学生必须要有疑问,然后老师才加以引导。不能他努力想懂而懂不了,我不去引导;不能他努力想说而说不出,我不去引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即,告诉他一个角落如此,他不能随之联想到另外三个角落如此,我就不再多说了。此外,孔子还讲究由浅入深,由易到难,以己推人,取譬喻义,学思并重,由博返约等多种诱导方式启发学生,培养学生的抽象思维能力和逻辑推理能力。

教育目的是“学而优则仕”。孔子曾提出“为政在人”、“举贤才”的主张。子夏用“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对孔子的教育目的加以概括。尽管对这句话的解释分歧不小,但将学习与做官紧密联系起来,则是毋庸置疑的。做官的人应该是受过教育的人,学习成绩优异的人应该被授予一定的官职。教育就是要培养治国安邦的贤能之士。孔子认为,子路果敢大胆,子贡通达事理,冉求多才多艺,从政都不会有什么问题。《论语·公冶长》说:“由也,千乘之国,可使治其赋也”,“求也,千室之邑,百乘之家,可使为之宰也” ,“赤也,束带立于朝,可使与宾客言也”。公冶长可以让他到一个拥有一千辆兵车的国家管理军费,冉求可以让他到一个有千户居民、百辆兵车的地区做地方官,公西赤可让在朝廷上办理外交事务,接待来访宾客。

拿笔的四字成语

妙笔生花、 投笔从戎、 春秋笔法、 笔走龙蛇、 奋笔疾书、 口诛笔伐、 梦笔生花、 信笔涂鸦、 大笔如椽、 神来之笔、 点睛之笔、 一笔勾销、 弃笔从戎、 秉笔直书、 意在笔先、 涉笔成趣、 笔酣墨饱、 笔下生花、 下笔成章、 笔歌墨舞、

余世存:今天我们怎样读历史

和其它文明古国相比,中国有着最悠久、最丰富、最连续、最完整的历史记录。按照胡平的说法儿,跟其他国家的史书相比,中国的历史写作至少有两个特点:1、它坚持真实性,不畏权势,秉笔直书;2、它强调道德裁判,春秋笔法,意含褒贬。我们可以看到,经过一百多年的现代转型,这种史官文化,这种史书写作传统仍未中断。即使有意识形态史观或党派史观的横切,但中国人仍接近并洞察到了历史的真相;比如抗战、抗美援朝、、三年灾害等等,有这些那样的禁区,但今天的中国人仍像无师自通地了解理解了那些历史阶段。对其中活跃的历史人物,中国人也寄予了相当的同情。

太史公的“项羽情结”

雪漠家道文化,打造智慧家庭

XUE MO CULTURE

选自《中华文明》第1期

主编:雪漠

太史公的“项羽情结”

马? 尊

1?

中国史学的开山祖师司马迁,他着《史记》的宗旨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我觉得三者他都做到了。

历代的史学家向来以“直书”“春秋笔法”作为着史的一大标准。可是春秋笔法和秉笔直书很难统一,孔子说:“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是的,我们应该“罪”他,他的“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的伦理原则,一字褒贬的敍述方法,让历史事件晦涩模糊,真伪难辨。北宋最有革新精神的王安石,称《春秋》为“断烂朝报”,真是慧眼独具。而他的同事欧阳修写了一部《新五代史》,却用所谓的“春秋笔法”,我们现在看来,这部书的精彩恰恰在于他的敍事部份,至于“两相攻曰攻,以大加小曰伐,加有罪曰讨,天子自往曰征。”这种“一字褒贬”的风格,以及他“呜呼”开头的传记评论,似乎显得无比迂腐。为什么春秋笔法该“罪”呢?因为往往会歪曲事实,以史官的主观判断或最高统治者的道德标准,来衡量是非曲直,为正统、正朔,涂脂抹粉。最后历史事实往往变成了“成王败寇”的一朝之言,着史的起点变得很低劣了。《史记》之后,恐怕很少有哪部史书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为宗旨,或者有,但是没有司马迁的“史才”“史学”“史识”“史德”。《项羽本纪》便是这四者的绝佳体现。以班固,刘知几为代表的著名史学家、史学评论家,诟病司马迁把项羽列入本纪,似乎纪传体史书的本纪,只应该记录得“正朔”的帝王。而这恰恰是他们在史识上比不了司马迁的地方。

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中说:“余所谓述故事,整齐其世传,非所谓作也,而君比之于春秋,谬矣。”表明自己不为一家一姓正名份,谈正统,如《春秋》一般。任何史学家总免不了要有自己的思想渊源,或意识形态,司马迁不尊《春秋》,便是不尊儒家的史学价值观,那他尊哪家?在谈到自己的家学渊源时,他引用了父亲司马谈对各家学说的评价:“夫阴阳、儒、墨、名、法、道德,此务为治者也,直所从言之异路,有省不省耳。尝窃观阴阳之术,大祥而众忌讳,使人拘而多所畏;然其序四时之大顺,不可失也。儒者博而寡要,劳而少功,是以其事难尽从;然其序君臣父子之礼,列夫妇长幼之别,不可易也。墨者俭而难遵,是以其事不可遍循;然其彊本节用,不可废也。法家严而少恩;然其正君臣上下之分,不可改矣。名家使人俭而善失真;然其正名实,不可不察也。道家使人精神专一,动合无形,赡足万物。其为术也,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立俗施事,无所不宜,指约而易操,事少而功多。儒者则不然。以为人主天下之仪表也,主倡而臣和,主先而臣随。如此则主劳而臣逸。至于大道之要,去健羡绌聪明,释此而任术。夫神大用则竭,形大劳则敝。形神骚动,欲与天地长久,非所闻也。”他借父亲司马谈之口,评论阴阳、儒、墨、名、法、道。唯有对道家没有微词,其他各家都有批评,尤其对儒家强调再三。而当时汉武帝正喊着“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意识形态口号。《史记》列传中,把《仲尼弟子列传》排在第七,韩非都在前面,司马迁的用心值得深思。班固在《汉书·司马迁传赞》中说:“其是非颇缪于圣人,论大道而先黄、老而后六经,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贱贫,此其所蔽也。”在班固看来,司马迁偏离主流价值观,这是司马迁思想中的弊病。历来都认为司马家族尊道家,我们暂且不作归类。《史记·伯夷列传》中说:“或曰:天道无亲,常与善人。若伯夷、叔齐,可谓善人者非邪?积仁洁行,如此而饿。且七十子之徒,仲尼独荐颜渊为好学。然回也屡空,糟糠不厌,而卒蚤夭。天之报施善人,其何如哉?盗蹠日杀不辜,肝人之肉,暴戾恣睢,聚党数千人,横行天下,竟以寿终,是遵何德哉?此其尤大彰明较著者也。若至近世,操行不轨,专犯忌讳,而终身逸乐,富厚累世不绝。或择地而蹈之,时然后出言,行不由径,非公正不发愤,而遇祸灾者,不可胜数也。余甚惑焉,倘所谓天道,是邪非邪?”不难看出,他对天道是否存在,持怀疑态度。作为个人也许是他的悲哀,再加上受到“宫刑”,内心的痛苦与挣扎可想而知,用他的话说“肠一日而九回,居则忽忽若有所亡,出则不知其所往”,心灵处在矛盾的流浪中,精神处在矛盾的纠葛中。但是作为史学家,不以任何一家为意识形态的归属,也许是一种“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的表现,注定是一流的史学家。如果说司马迁偏向于道家,也许更多的原因是对汉武帝“外儒内法”“杂霸王道”等一系列专制思想的一种内心深处的抵触,但不能说他信奉道家。

我们常说黄河流域造就什么文明,长江流域造就什么文明,或者北方属于什么文化,南方属于什么文化(文明和文化至今没有标准的定义区别,我觉得区别在于明和化,变成一种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的文明,可以称为文化,所以无法对古代的文明或文化明确区分。)这是用地域划分文化界限的方式,作为文明的起源有它的道理,但是在文明的冲突中,难免会有彼此的融合,呈现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一种文明的存在,有赖于即使在无数的外来文明侵略,或者交流中,它的核心永远不受动摇,尽管不能硬性划分某地域属于什么文明,但也不能忽略文明的界限,多种文明的交融总有主次之分,中华文明是否有绝对共同的源头,很难考证,但是在商周之际,产生了两种不同文化的对撞,却有很多依据。在周朝,以荆楚,宋,齐为代表的殷商文化继承者,总是和主流周鲁文化,发生冲突。荆楚文化自商朝以来就是半独立的状态,但后来完全受到殷商文化的熏陶,到了周朝,文化更加独立,《史记·楚世家》写到楚君熊渠对周天子说:“我蛮夷也,不以中国之号谥”,明目张胆地分庭抗礼。宋本来就是殷商故地,完全是受殷商文化熏染,齐文化是在晚周才成熟起来的,《管子》一书便是齐文化的集大成,本书的思想核心是以道家为核心的殷商文化。楚宋文化的代表是老庄道家,屈原辞赋,齐文化的代表是管仲,黄老道家,这两种文化的核心是殷商文化;周文化以周公孔子为代表,也是西周的官方文化,到了东周便是儒家文化,孟子大量吸收了齐文化,跟正宗的孔子思想有区别。东周诸侯国名义上仍然尊周天子,所以儒家文化一直是“显学”,即官方思想,秦朝虽用法家的苛刻统治,但是大一统的思想,各种典章制度,仍然继承了周朝。秦朝末年,各诸侯国后裔群起复兴家国,以楚国的反抗势力最为强大,因为楚文化的思想最难接受秦朝的专制思想。汉初,民心未稳,经济凋敝,六国后裔,尤其楚、齐文化还有很大的民间影响力,在这各种形势的逼迫下,不得不奉行“与民休息”的黄老思想,对待匈奴族的百般挑衅,无力反击,只能忍辱负重。经文、景两帝经营,汉武帝时,国力变得雄厚,加之武帝好大喜功的性格,他便一眼看中儒家思想中的的大一统和独裁部份,便别有用心采纳了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为的是统一民心,征服匈奴,开疆扩土,这跟秦始皇采纳李斯“焚书坑儒”的做法,貌似相反,实则一脉相承,只是嬴政没有做到的,刘彻做到了。这种专制在政治稳定,经济发展上,确实有有利的一面,但在文化上,却是个极大的摧残。司马迁亲眼所见、亲身经历了这一意识形态的变革大事件。以他的文化敏感度,定然产生巨大的忧患意识,《史记》便是他苦心孤诣保留百家思想渊源的“传世”之作。

任何与主流文化不统一的思想,永远是被同化的对象。荆楚、宋、齐,便是周、秦、汉统治者的主要同化对象。孔子鄙视管仲不知礼,一旦执政,先杀少正卯,少正卯是齐鲁文化的一位大家。中原诸国普遍认为“齐人多诈”,大概是齐国文化对周鲁礼乐不够重视,崇尚实利,从《史记·齐太公世家》便能看出一二。那么楚、宋呢?自然也是被嘲讽调侃的对象,尤其在寓言中,楚国人,宋国人都是荒唐的非主流代言人。孟子的寓言“揠苗助长”,讲的就是宋国人,韩非的寓言“守株待兔”讲的也是宋国人。《吕氏春秋》中“刻舟求剑”的那个人就是楚国的,汉代刘向讲的寓言“叶公好龙”的叶公也是楚国人。汉朝人王逸在注解屈原作品时,也无意中透露出主流文化对楚国人的偏见,如:“惟此党人之不谅兮,恐嫉妬而折之。”(《离骚》),注曰:“言楚国之人,不尚忠信之行,共嫉妬我正直,必欲折挫,而败毁之也。”“夫惟党人鄙固兮,羌不知余之所臧。”(《怀沙》),注曰:“楚俗狭陋,莫照我之善意也。”屈原所说的党人,是楚国朝廷结党营私的小人,绝不是笼统指楚国人,屈原自己是地地道道的楚国人,他的所有作品,无一不表达对楚国风俗、楚文化的爱恋之心。

也许楚宋之人的行为,确实比较浪漫,放诞,甚至荒唐,很有“狄奥尼索斯”式的酒神精神。从屈原、庄子的作品就能看出它的奔放,不拘。这跟儒家“礼仪三百,威仪三千”中规中矩的思想完全不同。项羽虽是一介武夫,也很能代表受荆楚文化熏染的个人行为的某些方面,司马迁对这个历史人物的浓墨渲染,好像尼采塑造超人一样,托尔斯泰塑造“哈吉穆拉特”一样,使其精神载体、文化内涵远高于历史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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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羽本纪》集周、秦、汉历史撰述手法之大成,文笔纵横捭阖,事件跌宕起伏,人物立体多元,但性格精神又一以贯之,毫无违和感,几尽短篇小说之能事,几乎开了整个中国小说人物塑造、事件编排、氛围营造之先河。所有人物都围绕项羽展开,或者正衬项羽,或者反衬项羽,但出场的无论哪个历史人物,跟项羽一比马上黯淡无光,甚至低劣之极。钱钟书《管锥编》中说:“《项羽本纪》仅曰:“长八尺余,力能扛鼎,才气过人”,至其性情气质,都未直敍,当从范增等语中得之。“言语呕呕”与“喑呜叱咤”,“恭敬慈爱”与“剽悍滑贼”,“爱人礼士”与“妒贤嫉能”,“妇人之仁”与“屠坑残灭”,“分食推饮”与“玩印不予”,皆若相反相违;二既具在羽之一身,有似两手分书、一喉异曲,则又莫不同条共贯,科以心学性理,犁然有当。《史记》写人物性格,无复综如此者。”在纪传体史书中,因为受为单人立传的限制,一件历史事件,往往需要分配到多人传记中,所以详略主次不能均匀,所以要全面看待一个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需要多部传记一起参照,这既是纪传体迷人的地方,也是不足的地方,编年体史书就不存在这个问题,但是对历史人物的饱满度描写,却又远不如纪传体。钱氏所列举项羽性格行为矛盾的一面,都出自他人之口对项羽的评价,钱先生以明锐的鉴识眼光,看到司马迁对项羽性格行为的立体矛盾统一塑造,但是忽视了通过对项羽的评价,也反衬出其他人性格。尤其从项羽一方反水过去的陈平、韩信等人,还有先友后敌的刘邦对项羽的评价,更能看出这一点。

陈平对刘邦说:“项王为人,恭敬爱人,士之廉节好礼者多归之。至于行功爵邑,重之,士亦以此不附……项王不能信人,其所任爱,非诸项即妻之昆弟,虽有奇士不能用,平乃去楚。”陈平一向以使诈谋立功,他最担心的是刘邦对他的怀疑,不信任,所以在评价项羽时,刻意提到项羽不能信人。韩信对刘邦说:“请言项王之为人也。项王喑恶叱咤,千人皆废;然不能任属贤将,此特匹夫之勇耳。项王见人恭敬慈爱,言语呕呕,人有疾病,涕泣分食饮;至使人有功,当封爵者,印刓敝,忍不能予,此所谓妇人之仁也。”韩信用兵如神,但为人反复无常,一直心存野心,投靠刘邦后,很快封为大将军,他在灭掉齐国之后,“使人言汉王曰:“齐伪诈多变,反覆之国也,南边楚,不为假王以镇之,其势不定。原为假王便。”当是时,楚方急围汉王于荥阳,韩信使者至,发书,汉王大怒,骂曰:“吾困于此,旦暮望若来佐我,乃欲自立为王!”所以他评价项羽最在乎是否封爵封王,而从《项羽本纪》来看,项羽最大的失误就是封王太多,没封到的人怨沸腾,封到的越来越不服管束,导致人心涣散,互相攻击,搞得项羽东征西讨,疲于奔波。而刘邦恰恰最吝啬封王封候,否则怎么会逼到韩信讨要封,得天下后把封的侯王们,不是一个个都消灭了吗。再看看刘邦对项羽失败原因的评价:“项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此其所以为我擒也!”刘邦最为自鸣得意的地方是自己无能,却会用人。他说:“夫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镇国家,抚百姓,给饷馈,不绝粮道,吾不如萧何;连百万之众,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三者皆人杰,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者也。”很多人以为这是刘邦的自谦,其实是他的自夸,好像一个暴发户开了个大公司,雇了一群高学历人才,然后说:“我小学都没毕业,那又有什么关系,这些高学历的家伙,还不照样给我打工!”刘邦可能就是这种心理,而听他话的人,以为是在夸大臣们,这是刘邦的帝王术,意思是本事再大也逃不出他的手掌。我猜测施耐庵深明此道,便在《水浒传》中塑造加工了宋江这个历史角色。刘邦在很多场合都展示出他的无赖、泼皮本色,被项羽打得丢盔弃甲时,一路逃跑,“楚骑追汉王,汉王急,推堕孝惠、鲁元车下,藤公常下收载之。如是者三。”把自己的儿子和女儿推下车三次,可谓无毒不丈夫。也就是这次逃跑中,丢下了老父亲和妻子,被项羽活捉了,“当此时,彭越数反梁地,绝楚粮食,项王患之。为高俎,置太公其上,告汉王曰:今不急下,吾烹太公。汉王曰:吾与项羽具北面受命怀王,曰‘约为兄弟’,吾翁即若翁,必欲烹而翁,则幸分我一桮羹。”也许做皇帝就要有刘邦这种特质,项羽怎么斗得过他?无奈之下,“项王谓汉王曰:‘天下匈匈数岁者,徒以吾两人耳,愿与汉王挑战决雌雄,毋徒苦天下之民父子为也。‘汉王笑谢曰:‘吾宁斗智,不能斗力。’”项羽的幼稚可爱,令刘邦忍俊不禁,他说项羽不能用范增,却忘了项羽一直尊范增为“亚父”,陈平使了离间计,项羽才疏远了范增,“稍夺之权”,可是范增却大怒。刘邦说自己会用人,可用完总是卸磨杀驴,刘邦临前,连从一开始跟着他出生入的樊哙都囚禁起来,准备斩首。刘邦所说的不能用范增,应该指的是在“鸿门宴”上没听范增的话杀了他。刘邦君臣上下一心,无所不用其极,使尽权谋之术,而项羽总是我行我素,过于相信自己的勇力,不懂权术,也不屑于用权术。项梁后,自己最亲的亲人项伯,关键时刻总是胳膊肘往外拐,不是通风报信,就是百般阻拦,项羽却从没怀疑过他,项羽后,项伯还被封侯,项羽何等可悲。群雄起兵之初,各个首鼠两端,陈婴明哲保身,宋义侥幸投机,而项羽却“悉引兵渡河,皆沉船,破釜甑,烧庐舍,持三日粮,以示士卒必,无一还心。于是至则围王离,与秦军遇,九战,绝其甬道,大破之,杀苏角,虏王离。”项羽和秦兵做殊斗的时候“诸侯军救巨鹿下者十余壁,莫敢纵兵。及楚击秦,诸将皆作壁上观。”项羽身先士卒,将勇所以兵勇。司马迁连用三个“无不”来渲染项羽之神勇,楚兵之奋勇。“楚战士无不一以当十。楚兵呼声动天,诸侯军无不人人惴恐。于是已破秦军,项羽召见诸侯将,入辕门,无不膝行而前,莫敢仰视。”恐怕没有项羽,秦将章酣早都把起义的“群贼”一扫而光了。汉朝的半壁江山,难道不是项羽打下的?

对于夺得天下的汉方君臣来说,项羽的失败可以有无数种原因,因为成功只有一种原因,胜利本身就是原因。而司马迁不这样认为,他用项羽的悲剧,映衬出整个时代的人性。魏晋时期的思想家阮籍,登上楚汉交争地,发千古之感叹:“时无英雄,使竖子成谋”。项羽的失败,跟宋襄公的失败,跟楚怀王的失败,都有着异代同工之处。

“破釜沉舟”的项羽,在“鸿门宴”,一听求饶(刘邦、张良),一见壮士(樊哙),便心慈手软了,宁肯被范增羞辱,也一言不发。结果弄得“四面楚歌”,陷入“垓下之围”中,不得不上演一出“霸王别姬”,“项王军壁垓下,兵少食尽,汉军及诸侯兵围之数重。夜闻汉军四面皆楚歌,项王乃大惊曰:“汉皆已得楚乎?是何楚人之多也!”项王则夜起,饮帐中。有美人名虞,常幸从;骏马名骓,常骑之。于是项王乃悲歌慷慨,自为诗曰:“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歌数阕,美人和之。项王泣数行下,左右皆泣,莫能仰视。”有神力,有美人,有宝马,有兄弟,有美酒,有歌声,有诗词,有悲伤,有眼泪,有生离别。这哪是逐鹿中原的霸王,争夺天下的枭雄,分明是水泊梁山的好汉,行走江湖的一代风尘侠客,只是一失足在政坛名利场,而成千古遗恨。

当兵败到乌江岸边时,“亭长檥船待,谓项王曰:‘江东虽小,地方千里,众数十万人,亦足王也。愿大王急渡。今独臣有船,汉军至,无以渡。‘项王笑曰:‘天之亡我,我何渡为!且籍与江东子弟八千人渡江而西,今无一人还,纵江东父兄怜而王我,我何面目见之?纵彼不言,籍独不愧于心乎?’乃谓亭长曰:‘吾知公长者。吾骑此马五岁,所当无敌,尝一日行千里,不忍杀之,以赐公。’”楚人信天,信鬼神,所以项羽信天,认为天要亡他,他情愿一。司马迁批评项羽:“放逐义帝而自立,怨王侯叛己,难矣。自矜功伐,奋其私智而不师古,谓霸王之业,欲以力征经营天下,五年卒亡其国,身东城,尚不觉寤而不自责,过矣。乃引‘天亡我,非用兵之罪也’,岂不谬哉!”司马迁的口吻大似恨铁不成钢,他忘了要能觉悟还是项羽吗?要不信天还是“项氏世世为楚将”的楚人中的贵族后代吗?放逐义帝的项羽是该批评,但是杀了小明王的明太祖朱元璋呢?

项羽不肯过江东,却将乌骓宝马赠船工。又“顾见汉骑司马吕马童,曰:‘若非吾故人乎?’马童面之,指王翳曰:‘此项王也。’项王乃曰:‘吾闻汉购我头千金,邑万户,吾为若德。’”再将霸王头颅赠故人。终于在“垓下自刎”了,这一幕幕场景,成了悲壮的传奇。虽然屠咸阳是他最大的污点,但是楚国人对秦国的刻骨仇恨,不止他一个吧,“楚虽三户,灭秦必楚”,千军万马,怎么会不屠秦呢!作为一个鲜活的真性情的“人”,在尔虞我诈的时代,项羽注定要失败的。项羽自刎后,“王翳取其头,余骑相蹂践争项王,相杀者数十人。最其后,郎中骑杨喜,骑司马吕马童,郎中吕胜、杨武各得其一体。五人共会其体,皆是。故分其地为五:封吕马童为中水侯,封王翳为杜衍侯,封杨喜为赤泉侯,封杨武为吴防侯,封吕胜为涅阳侯。”在我们看来,这是丑陋的一幕,司马迁用这些小人们的封侯,来给项羽以最高的葬礼。司马迁说:“吾闻之周生曰舜目盖重瞳子,又闻项羽亦重瞳子。羽岂其苗裔邪?”后来的很多史学评论家,觉得司马迁逻辑不通,难道舜有重瞳子,项羽也是重瞳子,就能断定项羽是大舜的后代?刘邦出生时他妈“梦与神遇”,他爹看见“雷电晦冥”“见蛟龙于其上”,人给人戴绿帽子是耻辱,神啊、龙啊,给人戴绿帽子是荣耀。得人心者得天下,得天下者得天命,得天命者得神助,然后神道设教,为所欲为。这是《二十五史》开国皇帝的标准出身套路,如教科书一般没有创意,连历代农民起义的领袖们都照搬照用,帝王将相却屡教不改。项羽没有这样的出身,司马迁心里不平衡,觉得项羽“何兴之暴也!”(来的这么突然)没有异相,横空出世。肯定是圣人之后,所以才给项羽一个出身证明。《列子·汤问》中记载:“夸父不量力,欲追日影,逐之于隅谷之际。渴欲得饮,赴饮河、渭。河、渭不足,将走北饮大泽。未至,道渴而。弃其杖,尸膏肉所浸,生邓林。邓林弥广数千里焉。”大约项羽是夸父的化身吧,否则怎么生得这么豪气干云,得这么大气磅礴。也许只有荆楚文化能造就出这种人!也许只有司马迁才能让我们用这种方式领略荆楚文化的魅力!

END

雪漠,原名陈开红,甘肃凉州人。国家一级作家,著名文化学者,甘肃省 作家协会副主席,广州市香巴文化 研究院院长,复旦大学和上海中医药 大学肿瘤研究所“人文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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