秉公和公正的区别-公正记事秉笔直书

1.春秋战国的强人有哪些

2.谈谈对史记的看法

3.司马迁的资料

4.《史记》是谁写的？

春秋战国的强人有哪些

李斯（？～前208年），楚上蔡（今河南省上蔡县西南）人，是秦朝著名的政治家、文学家和书法家。在诸子百家中，李斯和韩非师从荀子习帝王之术，后都成为法家学说的代表人物。

屈原（前340年－前278年[1]），芈姓屈氏，名平，字原，中国战国末期楚国丹阳（今湖北秭归）人，楚武王熊通之子屈瑕的后代。中国最伟大的诗人之一。

宋玉（生卒年不详）战国后期楚国辞赋作家。其艺术成就很高，为屈原之后最杰出的楚辞作家，后世常将两人合称为「屈宋」。

庄子（约前369年—前286年），名周，生卒年尚不能断定，约与孟子同时。战国时代宋国蒙（今河南商丘人，另说安徽蒙城人），曾任漆园吏。著名思想家、哲学家、文学家，是道家学派的代表人物，老子思想的继承和发展者。后世将他与老子并称为「老庄」。他也被称为蒙吏、蒙庄和蒙叟。据传，又尝隐居南华山，故唐玄宗天宝初，诏封庄周为南华真人，称其著书《庄子》为南华经。

白起（?－前257年），也叫公孙起，战国时期秦国郿县（今陕西眉县常兴镇白家村）人，秦国名将，中国军事家、统帅。为将三十多年，拔七十余城，共歼过百万敌军，魏国、赵国、韩国、楚国等国皆畏忌三分，有伊阙之战、长平之战等辉煌胜利。白起因战功被封为武安君，与王翦、廉颇、李牧并称战国四大名将。

曹刿，中国春秋时代鲁国人。据《春秋左氏传》记载，长勺之战爆发前，曹刿进见鲁庄公，询问鲁庄公决定迎战的根据。在同意了鲁庄公提出的部份理据后，他获批准随行督战，并带领鲁国军队击败来犯的齐国军队。

鬼谷子，中国历史上战国时代的显赫人物，是「诸子百家」之一，纵横家的鼻祖，也是位卓有成就的教育家。他原名王诩，自号鬼谷，民间称为王禅老祖。「鬼谷」之名，由其出生地或隐居地（今河南登封县内的归谷山）而得，因「鬼」、「归」二字同音相近，一音之传，兼之「鬼」字更富传奇色彩，故将「归谷」习称为「鬼谷」。

廉颇（生卒年不详），战国末期赵国的名将，与白起、王翦、李牧并称「战国四大名将」。他曾在对齐国、魏国的战争中取得胜利。长平之战前期，他以固守的方式成功抵御了秦国军队。长平之战后，又击退了燕国的入侵，斩杀燕国的栗腹，并令对方割地求和。晚年时，因不得志，他先后投奔魏国和楚国，去世后葬於寿春（今安徽寿县境内）。他和赵国上卿蔺相如之间曾发生过「负荆请罪」的故事，传为美谈；史书记载廉颇食量惊人，年老时每顿饭还能吃一斗米，十斤肉，因此宋朝大词人辛弃疾说「廉颇老矣，尚能饭否？」

李信，战国时代秦国将军，助秦王政消灭六国。为汉飞将军李广的五世始祖

庞涓，战国时魏将，中国古代著名军事家，孙庞斗智故事的主角之一。相传与孙膑同拜于隐士鬼谷子门下，因嫉妒孙膑的才能，恐其贤於己，因而设计砍断他双腿的膝盖骨。后魏、齐交战，孙膑困庞涓於马陵（今河南范县西南），涓智穷，大叹「遂叫竖子成名」，自刎而，史称马陵之战。

庄蹻，一作庄豪，战国时楚国人，楚庄王之苗裔，在他生平当中有两件大事，一是反楚起事，二是入滇。

司马错，秦惠王时期将领，学属纵横家。曾跟张仪有过争论，主张先伐蜀再伐韩。前316年从石牛道上纵横千里，灭掉蜀国。秦昭王二十七年（前280年）秋，司马错率陇西兵二十万人南下东攻楚国，迫楚献出汉北及上庸地（今湖北西北部）。

司马穰苴（生卒年代不清），本姓田。春秋时代齐国的将军，大夫。军事家、军事理论家

商鞅（约前390年－前338年），战国时期政治家，著名法家代表人物。衞国国君的后裔，姬姓公孙氏，故称为卫鞅，又称公孙鞅，后封於商，后人称之商鞅。在秦国执政十九年，秦国大治，史称商鞅变法。

孙膑（?－前316年），中国战国时期军事家。本名不传，（另有一说：其本名孙宾）因其受过膑刑（剔去膝盖骨），故名孙膑，生於战国时期的齐国阿鄄之间（今山东省的阳谷县阿城镇，鄄城县北一带）。曾传说他是孙武的后人，但后来此说已被推翻。战国时期曾被齐威王任命为军师，帮助齐国取得了桂陵之战和马陵之战的胜利。

孙武（约公元前535年 - ？），字长卿。后人尊称其为孙子、孙武子、兵圣、百世兵家之师、东方兵学的鼻祖。中国古代著名军事家。

苏秦（－前284年），字季子，东周雒阳（今河南洛阳东）乘轩里人，相传为鬼谷子的徒弟。战国时期著名的纵横家，提倡合纵（联合其他国家对付秦国）。

田单，临淄人，战国时田齐宗室远房的亲属，任齐都临淄的市掾（秘书）。前284年，燕国大将乐毅出兵攻占临淄（今山东淄博东北），接连攻下齐国七十余城。最后只剩了莒城（今山东莒县）和即墨（今山东平度县东南），田单率族人以铁皮护车轴逃至即墨。

伍子胥（前526年－前484年）（胥，Xū，粤音：须）名员（员，yún，粤音：云），字子胥，春秋时期楚国人，后来吴国封他于申，因此又叫申胥。

吴起（前440年－前381年），中国古代军事家和政治家。

乐毅（生卒年不详），战国时期燕将。魏国名将乐羊后代，事燕昭王。本为赵人，有贤才，好兵法，甚为赵人器重

张仪（－前310年），是战国时期著名的纵横家。提倡连横，即秦国联合其他诸侯国中的几个，然后对抗其他的诸侯国。这比公孙衍的合纵更加有效。

赵括（?－前260年9月），战国时期赵国的将领。也叫马服子，其父为赵国名将马服君赵奢。

李牧（？～公元前229年），是中国战国时期赵国的著名将领，战功显赫，生平未尝一败仗。 与白起、廉颇、王翦并称战国四大名将。

王翦（生卒年不详），战国时期秦国名将，关中频阳东乡（今陕西富平东北）人，主要战绩：破赵国都城邯郸，消灭燕、赵；以秦国绝大部分兵力消灭楚国。与白起、廉颇、李牧并称战国四大名将。

田婴，中国战国时期[齐国]人，号靖郭君，孟尝君田文之父，齐威王的儿子，齐宣王的弟弟。

田忌（？－？），中国战国战国时期人物，约为公元前340年，孙膑逃亡到齐国时，田忌赏识孙膑的才能，收为门客。在一次赛马时，孙膑向田忌提出了以下马对上马，以上马对中马，以中马对下马的田忌赛马法。

白公胜(？—前479年) 春秋末期楚国大夫，楚太子建之子，楚平王嫡孙。楚太子建携家出逃至郑国。不久，其父为郑人所杀，又由郑国逃奔到吴国。楚惠王二年(前487年)，楚令尹子西召胜回国。封在白地(今河南息县东)，号白公。欲伐郑报仇而未能，遂恨楚之君臣，暗中积极争取民众，凖备夺权。

秦开燕国将领，早年在东胡做人质，很受东胡的信任，通晓民情风俗。燕昭王即位后，秦开逃归燕国。后於前300年大破东胡，迫使东胡北退千余里，度过辽水进攻萁氏北韩，直达满番汗（今鸭绿江）为界，据有辽宁全境。并开辟辽东，置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五郡，筑燕长城。《史记.匈奴传》有其事迹。其孙为秦舞阳。

赵奢，生殁年不明。中国战国时代东方六国的八名将之一。

魏悼子，名口，春秋时晋国大夫，魏氏领袖，魏国先祖，魏武子之子，魏昭子之父（生卒年不详） 《史记》曰：十九年反，重耳立为晋文公，而令魏武子袭魏氏之后封，列为大夫，治于魏。生悼子。

魏犨 (生卒年不详)春秋晋国大夫 以勇力闻世

左丘明（公元前556年-公元前451年），相传为中国春秋末期鲁国史学家，为《左传》和《国语》的作者。《左传》重记事，《国语》重记言。

董狐，春秋时期晋国沃曲（今山西闻喜县）人。周大夫辛有的后裔，世袭太史之职，亦称「史狐」。因董督典籍，故姓董氏。董狐以秉笔直书闻名。孔子称董狐为「书法不隐」的「古之良史」。后人将写文章能依照事实陈述、公正不偏的人称为「董狐之笔」，宋代文天祥的《正气歌》有：「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但是他写「赵盾弑其君」却不是事实，有违以事实为根据的述史原则。

春申君（?－前238年），名黄歇，中国战国时代楚国人。楚考烈王时期官至楚国令尹（楚国官制，相当於战国时代其他诸侯国的丞相），是战国时代著名的政治家，和平原君赵胜、孟尝君田文、信陵君魏无忌合称为「战国四公子」。

曹沫（生卒年不详），春秋时代鲁国人，为当时的力士。

管仲（约前725－前645年），名夷吾，字仲，諡号敬，史称管子，出生於颍上（今安徽颍上县），春秋时代的政治家，哲学家，周穆王的后代。《史记·管晏列传》、《管子》、《左传》记载他的生活传记，《论语》（宪问第十四）也有关於孔子对他的评论，北宋苏洵的《管仲传》也有一些分析。

荆轲（？－前227年）中国古代著名刺客。也称庆卿、荆卿、庆轲。受燕太子丹之托入刺秦王，失败被杀

吕不韦（前292年－前235年），中国战国时代衞国著名商人，战国后期著名政治家，后位及秦相。衞国濮阳（今河南濮阳南）人

孟尝君，名田文，中国战国四公子之一，齐国宗室大臣。其父靖郭君田婴是齐威王么儿、齐宣王的异母弟弟，曾於齐威王时担任要职，於齐宣王时担任宰相，封于薛(今山东滕州东南)，权倾一时，諡为靖郭君。田婴后，田文继位於薛，是为孟尝君，以广招宾客，食客三千闻名。

平原君，名赵胜（？－前253年），赵惠文王的弟弟，是中国东周战国时期赵国宗室大臣，在赵惠文王和赵孝成王时任相，是著名的政治家之一，以善於养士而闻名。和齐国孟尝君田文、魏国信陵君魏无忌、楚国春申君黄歇合称战国四公子。

秦舞阳（前240年－前227年），燕国贤将秦开之孙。十三岁时犯下案[1]，燕太子丹找到了他，后随荆轲赴咸阳刺秦王，「至陛，秦舞阳色变振恐，群臣怪之」，荆轲连忙解释，「北蕃蛮夷之鄙人，未尝见天子，故振慑。」后来事败，荆轲被杀，司马迁在《史记》中，并没有交待秦舞阳的下场。

叔向，羊舌氏，名肸，叔向是他的字，春秋时期晋国的政治家。叔向历事晋悼公、晋平公、晋昭公三世。前546年，叔向代表晋国与楚国达成了弭兵会盟，缓和了当时的形势。

信陵君（?－前243年），名魏无忌，中国战国时代魏国人，是魏昭王的儿子，魏安厘王同父异母的弟弟。信陵君是战国时代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魏安厘王时期官至魏国上将军，和平原君赵胜、孟尝君田文、春申君黄歇合称为「战国四公子」。

僖负羁，又名厘负羁 (生卒年不明)，中国春秋时代曹国大夫。

西门豹，中国战国时代魏国人，政治家及水利专家。魏文侯在位期间，受翟璜推荐担任邺令，任内破除了「河伯娶妇」的迷信习俗，又发动民众开凿了十二条运河，引河水灌溉民田。

豫让（生卒年不详），春秋时代晋国人，为当时著名刺客。

专诸（？－前515年），又作鱄诸，春秋时代吴国堂邑人，为当时著名刺客。

子都（？－？），是春秋时期郑国大夫，为郑国公族（姬姓），名阏（拼音：è，中古拼音：qat），又称公孙阏，是著名美男。《诗经·郑风》有：「不见子都，乃见狂且。」《孟子·告子》有：「至於子都，天下莫不知其姣也。不知子都之姣者，无目者也。」

邹忌，生卒年不详，战国时代齐国人。《史记》亦作驺忌，田齐桓公时以为重臣，齐威王时为相，封于下邳（今江苏邳县西南），号成侯。后又事齐宣王。

伍奢，楚平王时太子太傅。由於费无忌对太子的陷害，牵连伍奢被补。费无忌担心伍奢的儿子伍尚和伍子胥要报仇，於是召他们来，表示来了就放过伍奢，不来就马上杀了他。伍尚和伍子胥明白去了也只是一同受，伍尚不忍父亲独自受，又怕自已报不了仇，被人耻笑，於是前往。伍子胥则逃走，准备报仇，辗转去到吴国，最终成功报仇。

公子纠 (? — 前685年)，中国春秋时代齐国人，姜姓，齐襄公及齐桓公之弟。襄公时，各公子 (主要是其兄弟) 各自流亡他国以避祸。公子纠的母亲是鲁国人，故他在管仲及召忽的辅佐及陪同下逃到鲁国。公孙无知被杀后，鲁国发兵送公子纠回国，却被公子小白用计争先。小白回国即位，是为齐桓公。

公孙强 (? — 前487年)，中国春秋时代曹国人。原为平民，后获曹伯阳委任为司城。他向曹伯阳提议建立霸业，与晋国绝交及入侵宋国，结果宋国於前487年出兵灭亡曹国。公孙强和曹伯阳皆被宋景公处。

宰孔，相传是周公的后代子孙，人称周公孔，为宰姓的始祖。东周周襄王朝时任王室太宰，辅佐周襄王理政，人称之为宰孔。周襄王元年（前651年）齐桓公称霸中原，召集鲁、卫、宋、许、郑、曹各国诸侯在（今河南兰考县东）会盟，宰孔代表周襄王出席，见证了第一位春秋五霸，他也预言了齐桓公骄傲，「不务德而务远略」的下场。

申生，春秋时代人物，晋献公之嫡长子，齐姜所生，本是晋国太子（世子）。

祭足 (? — 前682年)，字仲，又称祭仲，中国春秋时代郑国的政治家及谋略家。

秦夷公，是中国春秋时代秦国人，秦哀公之子，被立为秦公爵位继承人。《史记》称夷公「早，不得立，立夷公子，是为惠公。」，亦即他未曾成为秦国的正式君主。

秦静公又作竫公，是中国春秋时代秦国人，为秦文公之长子，立为秦公爵位继承人，他在文公四十八年时去逝，赐諡号为竫公，并改立竫公之长子赢立（秦宪公）为秦公爵位继承人。

聂政（生卒年不详），是战国时期著名的刺客。也是史记中提到的五名刺客之一。

范雎（－前255年），据汉文献作范且，字叔，中国战国时魏国人，秦昭王宰相。

费无忌，楚平王时太子少傅，伍奢为太子太傅。楚平王派费无忌替太子建到秦国去迎接秦女孟赢来和太子结婚，孟赢甚美，费无忌便劝平王自已娶她，平王十分宠信秦女，费无忌也转为侍奉平王，由於担心平王逝世后太子对自己不利，於是不断离间平王和太子建。太子建后来被迫逃亡未国，伍奢被迫害而，儿子伍子胥逃走，辗转逃至吴国。后来费无忌与鄢将师妒忌左尹伯郤宛击败吴国，杀其全家，伯却宛之子伯嚭奔吴国。国人怨令尹囊瓦，囊瓦杀费无忌并灭其族。

靳尚，本名尚，战国时期楚怀王时任上官大夫，与三闾大夫屈原为同僚，受封於靳江，世称靳尚。

鲍叔牙（？—前644年），姒姓，鲍敬叔之子，春秋时代齐国大夫，亦称「鲍叔」、「鲍子」，管仲的好朋友。相传为夏禹姒姓之后，是杞国公子鲍敬叔之子。鲍敬叔曾在齐国当官，采邑於鲍（今山东丙城县、历城鲍山一带），故为鲍氏。早期管仲贫困，鲍叔牙时常接济他。后来管仲侍奉齐襄公的儿子公子纠，鲍叔牙侍奉公子纠的弟弟姜小白。齐国内乱，管仲则随公子纠出奔鲁，鲍叔牙随公子小白出奔莒，小白返国继承君位之后，公子纠被杀，管仲被囚车运送回国。鲍叔牙推荐管仲当上了宰相，被时人誉为「管鲍之交」、「鲍子遗风」。

谈谈对史记的看法

《史记》无论是对史学界，还是文学界都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史记》在史学界开纪传体之先河，让人们能够更准确地把握历史人物和事件，还有司马迁在考证时的严谨性和纂写时的公正性，都对后世史学者有深远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其一，《史记》首创了纪传体通史的体裁形式。

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说，他修史的宗旨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

然而，史书编年体的体裁形式有两点严重不足，一是不易集中反映同一历史事件前后的联系，二是不能突出表现人在历史上的作用与地位。

于是编年体的不足引发了司马迁对史书撰写的框架提出了一个全新构想。

纪传体史书以人物为中心，结合记言、记事，这种体裁的史书可以更多地反映各类人物在历史上的活动，记述范围广泛，便于突出一定历史时期的发展形势。

《史记》纪传体的创造，为后世纪传体史书的编纂树立了楷模，对中国史学的发展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后来的史学家撰写纪传体史书，在体裁上基本都是沿着《史记》的路子走的。

其二，《史记》的史学精神对史学的创作具有一定的影响。

所谓史学精神，它包括三个方面，即：实录精神、批判精神、人文精神，其中实录精神是最具影响的。

所谓“实录”，东汉史学家班固在《汉书·司马迁传赞》中说：《史记》“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对当时最高统治者的写实、大胆揭露封建统治集团的罪恶、记载正史官书所不肯收录的下层人物都是实录精神的集中体现。

《史记》的实录精神明辨是非善恶，在《春秋》的基础上作创变突破，把史学从政治和道德评价的范围引更深向对历史探索的园地，使其成为名副其实的史学。

《史记》的文学界的影响也是不容忽视的，它为后代文学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营养和强大的动力。

首先，《史记》的求实求真的创作精神和批判精神影响着后世的文学创作。

司马迁曾受到汉武帝的残酷迫害，因而“发愤著书”，写成《史记》。

但这并不影响他的公正和“实录”精神。

例如在《史记》中，他并不发泄私愤，而是客观地记述武帝的事迹，既记述他的功绩也不避讳其残忍和好大喜功，求仙访道和追求长生不老等可笑事实。

对汉高祖，也既写了他的推翻暴秦、统一天下的伟大历史作用和他的知人善任、深谋远虑的政治家风采，但也揭露了他的虚伪、狡诈、残忍和无赖的流氓嘴脸。

《史记》真正做到了 “不虚美，不隐恶”的“实录”，其秉笔直书的现实主义风格对后世文学的创作影响深远

其次，《史记》渗透有深厚的人文精神。

司马迁作为伟大的历史学家和文学家，在《史记》一书中大力弘扬人文精神，为后代作家树立起一面光辉的旗帜。

《史记》所渗透的人文精神是多方面的，主要有：以立德、立功、立言为宗旨以求青史留名的积极入世精神，忍辱含垢、历尽艰辛而百折不挠、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舍生取义、赴汤蹈火的勇于牺牲精神，批判暴政酷刑、呼唤世间真情的人道主义精神，立志高远、义不受辱的人格自尊精神。

《史记》中一系列血肉丰满的人物形象，从不同侧面集中体现了上述精神，许多人物成为后代作家仰慕和思索的对象，给他们以鼓舞和启迪。

再次，《史记》是传记文学的典范，也是古代散文的楷模，它的写作技巧、文章风格、语言特点，都为后代散文家所效法、学习。

从唐宋古文八大家，到明代前后七子、清代的桐城派，都对《史记》推崇备至，他们的文章也深受司马迁的影响。

《史记》将我国古代散文推向了新的、难以企及的高峰。

一、它具有高超的语言艺术，运用时代语言刻画历史人物的性格、特点，生动而简练，如《项羽本纪》中“彼可取而代也”，率直大胆，刻画出了项羽的强悍卤直。

又如《高祖本纪》中“大丈夫当如此也”，委婉曲折，写出了刘邦的贪婪狡诈。

二、善于引用民谣和谚语，如：《李将军列传》“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极富表现力。

最后，《史记》对后世小说和戏曲产生了一定影响。

《史记》的许多传记情节曲折，人物形象栩栩如生，为后代小说创作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尤其是《史记》对人物形象的塑造：通过典型化的细节、借助个性化语言、选择重大的历史事件、利用尖锐的矛盾冲突等基本手法的运用对小说起着直接或间接的影响，它对我国古典小说传统风格的形成起了巨大作用。

另外，《史记》的许多故事在古代广为流传，也成为后代小说戏剧的取材对象。

像明代出现的《列国志传》，所叙人物和故事有相当一部分取自《史记》。

总之，《史记》成为中国古代小说、戏剧的材料宝库，它作为高品位的艺术矿藏得到反复地开发利用。

司马迁的资料

司马迁和《史记》

前面我们说到，司马相如的赋和司马迁的《史记》，在表现时代意识方面有共同之处，但这并不意味两者在思想、艺术方面处于同样高度。作为宫廷文学侍从的司马相如为迎合君主趣味而写作的赋，与虽作为王朝的史官却保持相对独立的学者立场的司马迁所创作的《史记》，两者之间不言而喻存在显著差别。《史记》不仅具有雄伟的气魄，而且反映出不断强化的君主专制对于社会思想文化的巨大压迫，意识到这个时代的复杂的社会矛盾，体现了对人类社会历史的深刻思考，这些是汉赋不可能具有的。事实上，《史记》不仅是汉代最伟大的著作，也是整个中国文化史上少数几部最伟大的著作之一。 司马迁的生平和他对历史与社会的理解

司马迁（前145—约前87）字子长，左冯诩夏阳（今陕西韩城）人。他的父亲司马谈是一个渊博的学者，对于天文、历史、哲学都深有研究，所著《论六家要旨》一文，对先秦各家主要学说作了简要而具有独特眼光的评论。这对司马迁的早期教育无疑有重要意义。将近十岁时，司马迁随就任太史令的父亲迁居长安，以后曾师从董仲舒学习《春秋》，师从孔安国学习古文《尚书》，这一切都奠定了他的学问的基础，二十岁那年，他开始广泛的漫游。据《史记·太史公自序》，这一次游历到达今天的湖南、江西、浙江、江苏、山东、河南等地，寻访了传说中大禹的遗迹和屈原、韩信、孔子等历史人物活动的旧址。漫游回来以后，仕为郎中，又奉使到过四川、云南一带。以后因侍从武帝巡狩封禅而游历了更多的地方。他的几次漫游，足迹几乎遍及全国各地。漫游开拓了他的胸襟和眼界，使他接触到各个阶层各种人物的生活，并且搜集到许多历史人物的资料和传说。这一切，对他后来写作《史记》起了很大作用。

汉武帝元封元年（前110），司马谈去世。临终前，把著述历史的未竟之业作为一项遗愿嘱托给司马迁。元封三年（前108），司马迁继任太史令。此后，他孜孜不倦地阅读国家藏书，研究各种史料，潜心于著史，并参与了《太初历》的制定工作。

就在这过程中，发生了一场巨大的灾难。天汉二年（前99），李陵抗击匈奴，力战之后，兵败投降。消息传来，武帝大为震怒，朝臣也纷纷附随斥骂李陵。司马迁愤怒于安享富贵的朝臣对冒涉险的将领如此毫无同情心，便陈说李陵投降乃出于无奈，以后必将伺机报答汉朝。李陵兵败，实由武帝任用无能的外戚李广利为主帅所致，司马迁的辩护，也就触怒了武帝。他因此受到“腐刑”的惩罚。对于司马迁来说，这是人生的奇耻大辱，远比刑更为痛苦。在这一场事件中，他对专制君主无可理喻的权力、对人生在根本上为外力所压迫的处境，有了新的认识。他一度想到自杀，但他不愿宝贵的生命在毫无价值的情况下结束，于是“隐忍苟活”，在著述历史中求得生命的最高实现。这也正是一位学者对君主的*威和残酷的命运所能采取的反抗形式。终于在太始四年（前写于这一年的《报任安书》中，司马迁对于自己的际遇和心情作了一个完整的交待，此后其事迹不清，大概卒于武帝末年。

《史记》原名《太史公书》，东汉末始称《史记》。它是古代第一部由个人独力完成的具有完整体系的著作①。总共一百三十卷，五十二万余字，又是到那时为止规模最大的一部著作。全书由本纪、表、书、世家、列传五种体例构成。“本纪”是用编年方式叙述历代君主或实际统治者的政迹，是全书的大纲；“表”是用表格形式分项列出各历史时期的大事，是全书叙事的补充和联络；“书”是天文、历法、水利、经济等各类专门事项的记载；“世家”是世袭家族以及孔子、陈胜等历代祭祀不绝的人物的传记；“列传”为本纪、世家以外各种人物的传记，还有一部分记载了中国边缘地带各民族的历史。《史记》通过这五种不同体例相互配合、相互补充，构成了完整的历史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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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史记》以前，历史著作都带有资料汇编和整理的性质，作者大都不明，难以说是由某个个人独力完成的：诸子书实际也是各个学派文献的汇编，并非由学派的开创者单独完成，而且其中的文章大多是独立成篇的。

这种著作体裁又简称为“纪传体”，以后稍加变更，成为历代正史的通用体裁。

《史记》纪事，其时间上起当时人视为历史开端的黄帝，下迄司马迁写作本书的汉武帝太初年间（前104—前10空间包括整个汉王朝版图及其四周作者能够了解的所有地域。它不仅是我国古代三千年间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历史的总结，也是司马迁意识中通贯古往今来的人类史、世界史。在这个无比宏大的结构中，包涵着从根本上、整体上探究和把握人类生存方式的意图。如司马迁本人在《报任安书》中所言，他的目标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所以，不能够把《史记》看成是单纯的史实记录，它在史学上、文学上以及哲学上，都具有极高的成就。

《史记》被列为中国第一部“正史”。自此以后，历代“正史”的修撰从未断绝，汇成一条文字记载的历史长河，堪称世界史学史上的奇迹。但是，《史记》的情况同后代正史又有很大不同。《史记》以后的历代正史，除极个别例外，都是由朝廷主持、按照君主的意志修撰的，是名副其实的官史。而司马迁虽然是朝廷的史官，《史记》却并不体现最高统治者汉武帝的意志。据说武帝读《史记》后，对其中几篇感到愤怒，下令加以删削，这也是有可能的（今传《史记》中一部分是后人补缀的）。那么，司马迁究竟是站在什么样的立场上写作《史记》的？这也是理解《史记》的关键之一。

我们需要注意到，在从秦始皇到汉武帝确立君主个人绝对权威前，君主的权力，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整个贵族集团的制约。在这种背景下，史官不仅享有较高的地位，而且有“秉笔直书”的义务和权利。司马迁的祖上世代为史官，他虽然意识到在自己的时代，史官已经跌落到“主上所戏弄，倡优蓄之”的地位，但他有意识地继承了古老的史官传统，并不想把自己的笔变成为君主唱赞歌的工具。

另外一点很重要的是，司马迁对孔子有一种特殊的崇拜。他并不是完全服膺孔子的学说，对当代的儒士更鄙视有加，但他钦佩孔子的人格，尤其是孔子以普通士人的身份，而有为天下确立文化准则的宏大理想。司马迁把自己写作《史记》的工作视为孔子修《春秋》事业的继承，这就在精神上自居于很高的地位。扩大地说，这也是继承了先秦诸子的理性态度和批判意识。

时代赋予司马迁以宏大的眼界，和全面总结历史的任务，广泛的游历使他对社会得到前人所未有的了解，残酷的命运促使他深刻地思考人生，继承先秦的史官传统和诸子文化，司马迁又确立了不屈服于君主*威的相对独立和批判性的写作立场。正是在一个特殊历史阶段和特殊的个人遭遇中，产生了伟大的《史记》；在这部伟大的《史记》中，又表现出司马迁对人类历史与社会的多方面的独特理解。

首先，正如上面所说，《史记》是一部批判性而非歌颂性的著作。尤其对汉王朝的历史，对当代即武帝时代的政治，司马迁始终保持冷峻的眼光。他在肯定汉王朝开国皇帝刘邦历史功绩的前提下，毫不容情地、活生生地描绘出刘邦的乡村无赖相和自私、刻薄的心理。对一代雄主汉武帝，司马迁也大胆揭露了他任用酷吏、残害人民、任人唯亲、压抑人才以及迷信求仙、滥用民力等种种行径。至于官僚阶层中种种勾心斗角、厚颜无耻的现象，更是纷呈毕现于他的尖锐的笔下。这些揭露与批判，并不带有丑化的倾向，也不是单纯的否定，而是具体可信的、体现人物的真实性格的史实记录。从中体现出一种深刻的怀疑和思考：历史上获得成功的人物，正在掌握权势的人物，并不像他们宣称的那样，是因为拥有高贵品质和道德正义，才得到他们的地位。有时恰恰相反，品质高贵和信守道义的人物，倒往往是遭遇不幸和失败的，就像与刘邦相比远为坦率和自尊的项羽，与武帝的宠臣相比远为正直和勇敢的李广，都不免以自杀结局。虽然司马迁不曾从理论上揭示这些现象背后的规律是什么，但足以启发人们作一种深入的反省。

《史记》首创的以“纪传”为主的史学体裁，第一次以人为本位来记载历史，表现出对人在历史中的地位与作用的高度重视。过去的历史著作都记载了人的历史活动，但这些记载都是以时间或事件为本位的，人的主体地位未能被充分地意识到和表现出来，而且，这些历史著作中的人物总体说来，一是局限于社会上层，至多包括了游士策士，二是局限于政治性人物，范围有限。《史记》所记述的人物，虽然仍以上层政治人物为主，但其范围已扩大到整个社会，包括社会中下层人物和非政治性人物。我们看到在《史记》中，帝王、诸侯、农民领袖、卿相、将帅、后妃、宦官、文学家、思想家、刺客、游侠、商人、戏子、医师、男宠、卜者，各各显示出人类生活的不同侧面，又共同组成色彩斑斓而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而在这以前及以后的史书中，很少看见如此众多类型的人物，尤其是社会中下层的人物。这表明司马迁认识到社会是一个复杂的组合体，各个阶层的人物都在社会中发挥着不同的作用。这一种认识，尤其是对社会中下层人物的态度，在一般“官史”中是几乎看不到的。

司马迁还进一步注意到：究竟是什么样的力量，支配着人的历史活动？他并不否定道义的力量，也表彰了许多信守“仁义”的君子，甚至在这方面具有某种理想主义的态度。但是作为一个忠于生活的观察者和深刻的思想家，他也确实认识到并且公然提出：是人的物质欲望、追求生活满足的要求，支配着人的历史活动。在《货殖列传》中，他不厌其烦地列举多方面事实，证明“富者人之情性，所不学而俱欲”，“自天子至于庶人”，无不“好利”。他把壮士勇于战斗、闾巷少年劫财盗墓、歌妓舞女出卖色相、渔夫猎人冲风冒雪、赌徒彼此争胜、医师方技之人苦心钻研、农工商贾的各项经营，乃至吏人舞文弄法以求贿赂，各种不畏苦不惧的行为，全部归结为是追求财富、追求物质利益的活动。尽管这样并列的叙述使很多人难以接受（因为其中终究有善恩顺逆之别），但在那个时代，司马迁就认识到是物质利益的追求而不是抽象的道德原则才是人的历史活动的潜在动机，这是非常了不起的。

衡量历史人物的地位，司马迁所依据的是他们的实际成就，而不是获得何种名位。项羽未尝称帝，但一段时期中实为天下之主，《史记》中便立了《项羽本纪》；《高祖本纪》之后，是《吕太后本纪》，而没有“孝惠本纪”，因为惠帝虽有皇帝的名义，其实只是傀儡。在这里，司马迁丝毫没有孔子“正名分”的热情。《史记·太史公自序》宣称，作《史记》的目的之一，就是要让那些“扶义俶傥，不令己失时，立功名于天下”的人，得以垂名后世。所以，他也很赞赏为了求取不凡的成就而甘受一时屈辱的人。譬如韩信不耻过胯，曾经勇冠三军的季布甘为奴隶，在司马迁看来，都是“烈丈夫”才能有的壮举。这里面，也包涵着司马迁为完成《史记》而忍辱不的人生体验吧。

在《史记》中，是存在一定的伦理评价标准和褒贬意识的。但它的标准并不完全符合统治阶层的利益原则或世俗的道德意识，也不是狭隘单一的。甚至，前后之间不妨有些矛盾。如《伯夷叔齐列传》歌颂了二位贤君子“不食周粟”的忠节，《管仲列传》却又赞美起先帮助公子纠与齐桓公争位、失败后不肯殉节、从囚牢里出来又做了桓公重臣的管仲，说他“不羞小节，而耻功名不显于天下”。游侠对社会统治秩序有一定的破坏作用，司马迁是明白指出了的，却不妨赞扬他们重然诺轻生的义风。甚至，《酷吏列传》激烈抨击了酷吏的残忍，《太史公自序》又说“民皆本多巧，奸轨弄法，善人不能化”，故酷吏也有存在的理由。这些并不是因为司马迁观念混乱，而是他看到社会本身的复杂性，需要广泛而多视角地理解各种人的生存方式。即使是他所反感的人物，也尽可能如实地描写，不简单地一笔抹杀之。

东汉班固指责司马迁“是非颇谬于圣人：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崇势力而羞贫贱”（《汉书·司马迁传》）。然而，这些恰恰是司马迁远比班固之辈高明的地方。正是由于司马迁对历史和社会具有独特的、极其深刻的理解，对各种人物的生存活动具有巨大的包容性，不受正在建立起来的儒家统治思想的束缚，敢于蔑视世俗道德教条，也不从某种单一的学说出发来理解人和描写人，《史记》方能成其丰富和博大，产生一种独特的魅力，而区别于后代所有其他正史。

《史记》的文学成就

《史记》是一部史学名著，又是一部文学名著。前面介绍先秦历史著作时，我们说这些历史著作中包涵着或多或少的文学因素、文学成分；而对于《史记》，这样说是远远不够的。

因为《史记》的写作，具有文学方面的动机，所以这一部史书本身，就兼有文学的性质。

司马迁本人，是有着浪漫的诗人气质的。从《报任安书》和《史记》中，处处可以看到他富于同情心、感情强烈而容易冲动的性格特点。他由李陵事件而遇祸，也是一场性格的悲剧。因为无论从私交还是从官职来说，他都不负有为李陵辩护的义务。西汉末的扬雄说：“子长多爱，爱奇也。”（《法言》）也是看到了司马迁浪漫的诗人气质。

《史记》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为写作的目标，我们前面已经提到，这不仅意味着总结历史、记载史实，而且也意味着通过大量历史人物（其中有许多是作者同时代的人物）的活动，形象地反映和推究人类的生存方式，人类在世界中的地位，人类生活中的各种矛盾、困境。这些也正是文学的根本目的。只不过《史记》作为历史著作，在虚构方面受到较多的限制。

《史记》还具有抒发情怀的目的。《报任安书》中，把《周易》、《诗经》、《离骚》等等，归结为“大抵皆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由此提出了“发愤著书”之说。这种说法不一定完全符合于他所列举的古人著述的实情，但完全符合于《史记》的实情。《史记》在叙述历史人物事迹的同时，处处渗透了作者自身的人生感受，内心的痛苦和郁闷，这就是我们千年之下读《史记》仍不能不为之感动的关键。鲁迅《汉文学史纲要》称《史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后者也正是从这一点着眼的。

为了达到这些目的，《史记》使用了大量的文学手段，达到了很高的文学成就。以下，我们从它的叙事艺术、人物形象塑造艺术和语言艺术三方面加以介绍。应该说明，《史记》的核心部分——本纪、世家、列传，基本上由人物传记构成，它既有很强的故事性、戏剧性，又通过这些故事来塑造人物形象。所以，所谓叙事艺术和人物形象塑造的艺术，本来是无法一分为二的。只是为了表述的方便，我们先从总体上分析《史记》叙事的方式和艺术特点，然后再分析它如何塑造人物。

在《史记》以前，中国的叙事文学已经历了漫长的发展过程。先秦历史著作中已有颇为庞大的战争场面的描写和较为复杂的历史事件的叙述，其中也包含不少生动有趣的故事，这为《史记》提供了一定的基础。但是，先秦史家的主要兴趣，还在于首尾完整地记述历史事件，并通过这些事件来表达政治和伦理评判，其叙事态度主要是史学性的。司马迁则除了记述历史事件以外，具有更强烈的要努力再现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场景和人物活动的意识；除了政治和伦理评判以外，具有更强烈的从多方面反映人类生活的意识。所以他的叙事态度，有很明显的文学性。

《史记》的叙事方式，基本上是第三人称的客观叙述。司马迁作为叙述者，几乎完全站在事件之外，只是在最后的“论赞”部分，才作为评论者直接登场，表示自己的看法。这种方式，为自如地展开叙述和设置场景提供了广阔的回旋余地。但是，所谓客观叙述，并不是不包含作者的立场和倾向，只是不显露出来而已。通过历史事件的展开，通过不同人物在其历史活动中的对比，实际也体现了叙述者的感情倾向。这就是前人所说的“寓褒贬于叙事之中”。这种含而不露的褒贬，是经由文学的感染来传达的。

为了再现历史上的场景和人物活动，《史记》很多传记，是用一系列栩栩如生的故事构成的。如信陵君的传是由亲迎侯生、窃符救赵、从博徒卖浆者流游等故事构成的；廉颇和蔺相如的传是由完璧归赵、渑池会、负荆请罪等故事构成的；孙武的传主体是吴宫教战的故事；孙膑的传包含教田忌赌马、马陵道破杀庞涓等故事……。这种情况非常普遍，不胜枚举。众多大大小小的故事，构成了《史记》文学性的基础。虽然先秦历史著作中也包含有故事成分，但同《史记》相比，不但数量少得多，而且除了《战国策》中少数几个故事，也显得简陋得多。以后的历史著作，也不再有《史记》那样的情况①，这是《史记》在中国众多的史籍中特别具有文学魅力的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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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这里也有史学和文学逐渐分离的必然因素。

《史记》的故事，又有不少是富于戏剧性的。司马迁似乎很喜欢在逼真的场景、尖锐的矛盾冲突中展开他的故事，由书中人物自己直接行动以表现自己，使读者几乎忘记了叙述者的存在。如《李将军列传》中的一个场景：

（李广）尝夜从一骑出，从人田间饮。还至霸陵亭，霸陵尉醉，呵止广。广骑曰：“故李将军。”尉曰：“今将军尚不得夜行，何乃故也！”止广宿亭下。

这像是一个很好的戏剧小品。另外，像著名的“鸿门宴”故事，简直是一场高潮迭起、扣人心弦的独幕剧。人物的出场、退场，神情、动作、对话，乃至坐位的朝向，都交代得一清二楚。这段故事不需要花多少力气，就可以改写成真正的戏剧作品在舞台上演出。这一类戏剧性的故事，具有很多优点：一则具有逼真的文学表现效果；二则避免了冗长松缓的叙述，具有紧张性，由此产生文学所需要的激活力；三则在尖锐的矛盾冲突中，最容易展示人物的性格。

《史记》以“实录”著称，这是指司马迁具有严肃的史学态度，不虚饰、不隐讳。但他的笔下那些栩栩如生的故事，不可能完全是真实的。为了追求生动逼真的艺术效果，追求对于读者的感染力，他运用了很多传说性的材料，也必然在细节方面进行虚构。这是典型的文学叙述方法。

另外，《史记》所创造的“互见法”，也同时具有史学与文学两方面的意义。所谓“互见法”，即是将一个人的事迹分散在不同的地方，而以其本传为主；或将同一件事分散在不同的地方，而以一个地方的叙述为主。司马迁运用此法、不仅是为了避免重复。为了使每一篇传记都有审美意味上的统一性，使传主的形象具有艺术上的完整性，就必须在每一篇传记中只写人物的主要特征和主要经历，而为了使整部《史记》又具有史学意义上的真实性和完整性，就必须在其他地方补写出人物的次要特征和次要经历。这是人物互见法的意义。因为《史记》是以人物为本位的，往往需要在许多人的传记中涉及同一件事，为了避免重复而又能把事件叙述清楚，司马迁就在不同的传记中从不同的角度叙述同一件事，这样就既突出了每个人在这事件中的作用，又不致给人以重复之感。这是事件互见法的意义。通过人物和事件的互见法，司马迁使《史记》既有了史学的可信性，又有了文学的可读性。

在人物形象的塑造方面，过去的著作也已有所积累。在《左传》中，可以看到若干有一定个性的人物形象；到了《战国策》，人物的描写更为细致，性格也更为鲜明。但由于它们以历史事件为本位，人物的描写只是片断地散见于叙事之中，缺乏完整性。另外，像《晏子春秋》专写一人之事，也很值得注意。不过，它也只是把晏子的许多故事结集在一起，相互之间没有内在的联系。总之，在汉代以前，还没有出现完整的人物传记，人物形象的刻画，总的说来也还比较简略。《史记》在这样的基础上，取得了巨大的发展，把中国文学塑造人物形象的艺术，提高到一个划时代的新高度。

从总体上说，《史记》在人物形象塑造方面，具有数量众多、类型丰富、个性较鲜明三大特点。它以大量的个人传记组合成一部宏伟的历史，其中写得比较成功、能够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如项羽、刘邦、张良、韩信、李斯、屈原、孙武、荆轲等等，就有近百个。正如前面已经提到的，这些人物来自社会的各种阶层，从事各不相同的活动，经历了不同的人生命运。从帝王到平民，有成功者有失败者，有刚烈的英雄，有无耻的小人，共同组成了一条丰富多采的人物画廊。这些人物又各有较鲜明的个性。不同身份、不同经历的人物固然是相互区别的，身份和经历相似的人物，也并不相互混淆。张良、陈平同为刘邦手下的智谋之士，一则洁身自好，一则不修细节；武帝任用的酷吏，有贪污的也有清廉的……。凡此种种，在给予我们历史知识的同时，又给予我们丰富的人生体验。

对各种历史人物，司马迁亦有偏爱。那就是“好奇”，就是喜爱非凡的、具有旺盛生命力与出众才华的人物。那些奋起草莽而王天下的起义者，那些看上去怯懦无能而胸怀大志的英雄，那些不居权位而声震人主的侠士，那些胆识过人、无往不胜的将帅，那些血溅五步的刺客，那些运筹帷幄、智谋百出的文弱书生，乃至富可敌国的寡妇，敢于同情人私奔的漂亮女子……，这些非凡的人物，构成《史记》中最精彩最重要的部分。因此《史记》洋溢着浪漫的情调，充满传奇色彩。尤其将秦汉历史剧变之际人物的传记合起来作为一个单独的部分来读，真是像一部英雄史诗。

在描写人物一生的过程中，司马迁特别注重表现人物命运的巨大变化，如写那些建功立业的大人物，常写他们在卑贱时如何受人轻视的情形；而写那些不得善终的大人物，又常写他们在得志时是如何地不可一世的情形。前者如刘邦、韩信、苏秦，后者如项羽、李斯、田横。又在这变化过程中，充分暴露出当时人的诸如势利、报复心之类普遍的弱点。如刘邦微贱时嫂子不给他饭吃，父亲也不喜欢他，成功之后刘邦不肯忘记把他们嘲弄一番；李广免职时受到霸陵尉的轻蔑，复职后他就借故杀了霸陵尉；韩安国得罪下狱，小小狱卒对他作威作福，他东山再起后，特地把狱卒召来，旧事重提……。这些命运变化和恩怨相报的故事，最能够表现人与环境、地位的关系，揭示出人性的复杂性。

司马迁非常清楚地知道：迎合社会、迎合世俗的人，往往得到幸福；反之，则容易遭遇不幸。他常常用比较的方法，表现他的这种看法。如《苏秦列传》写才能杰出的苏秦被人刺，他的平庸的弟弟苏代、苏厉却得享天年；《平津侯主父偃列传》写主父偃锋芒毕露而遭到灭族，公孙弘深衷厚貌却安享富贵尊荣……。但司马迁绝不赞美平庸、苟且、委琐的人生。《史记》中写得最为壮丽动人的，是英雄人物的悲剧命运。《项羽本纪》写项羽最后失败自杀，竟用了一二千字，作为历史记载，可以说毫无必要；作为文学作品，却有一种淋漓酣畅的效果。项羽在可以逃脱的机会中，因无颜见江东父老，拔剑向颈；李广并无必之罪，只因不愿以久经征战的余生受辱于刀笔吏，横刀自刎；屈原为了崇高的理想抱石沉江……。在这种反复出现的悲剧场面中，司马迁表现了崇高的人对命运的强烈的抗争。他告诉人们：即使命运是不可战胜的，人的意志也同样是不可屈服的。我们从中看到汉武帝时代的文化中那种壮烈的人生精神，为之感叹再三。

对于《史记》所描写的人物，人们可以强烈地感受到他们面目活现，神情毕露，如日本近代学者斋滕正谦所说：“读一部《史记》，如直接当时人，亲睹其事，亲闻其语，使人乍喜乍愕，乍惧乍泣，不能自止。”（《史记会注考证》引《拙堂文话》）这种艺术效果是如何形成的呢？

首先，《史记》注意并善于描写人物的外貌和神情，使得人物形象具有可视性。如写张良“状貌如妇人好女”，李广“为人长，猿臂”，蔡泽“易鼻、巨肩、魋颜、蹙齃、膝挛”等等，虽然比较简单，却各有特征。而且司马迁很少单纯地描写人物外貌，而总是同人物的性格有某种或隐或显的联系，所以给人留下很深的印象。譬如读过张良的传，我们很难忘记他的“如妇人好女”的相貌。神情的描写则比比皆是。《廉颇蔺相如列传》写蔺相如使秦，秦王欲强夺和氏璧，相如“持其璧睨柱，欲以击柱”，“张目叱之，左右皆靡”，“怒发上冲冠”，好像可以亲眼看到一样。

生活细节的描写，是文学作品塑造人物形象、表现人物性格、展现其内心世界的基本手段。这在一般历史著作中出现很少，在《史记》中却相当多。《李斯列传》一开始就是这样一段：

（李斯）年少时为郡小吏，见吏舍厕中鼠食不洁，近人犬，数惊恐之。斯入仓，观仓中鼠食积粟，居大庑之下，不见人犬之忧。于是李斯乃叹曰：“人之贤不肖，臂如鼠矣，在所自处耳！”乃从荀卿学帝王之术。

单纯从史学角度来看，这种细琐小事是毫无价值的。但从文学角度来看，却是非常具体而深刻地揭示了李斯的性格特征、人生追求。又如张汤儿时劾鼠如老吏，刘邦微时的豪放无赖，陈平为乡人分割祭肉想到宰割天下等等，都是由细琐的事件呈现人物的性格，避免抽象的人物评述。自然，在这种描写中，难免有传说和虚构的成分。

对话往往最能活生生地体现人物的生活经历、文化修养、社会地位，也为《史记》所注重，有许多优秀的例子。刘邦、项羽微时

《史记》是谁写的？

《史记》是西汉著名史学家司马迁撰写的一部纪传体史书，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通史，被列为“二十四史”之首。

司马迁?（西汉时期文学家、史学家、思想家）

司马迁（公元前145年-公元前90年），字子长，夏阳(今陕西韩城南)人，一说龙门(今山西河津)人 。中国西汉伟大的史学家、文学家、思想家。司马谈之子，任太史令，因替李陵败降之事辩解而受宫刑，后任中书令。发奋继续完成所著史籍，被后世尊称为史迁、太史公、历史之父。

司马迁早年受学于孔安国、董仲舒，漫游各地，了解风俗，采集传闻。初任郎中，奉使西南。元封三年（前108）任太史令，继承父业，著述历史。他以其“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史识创作了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史记》（原名《太史公书》）。被公认为是中国史书的典范，该书记载了从上古传说中的黄帝时期，到汉武帝元狩元年，长达3000多年的历史，是“二十四”之首，被鲁迅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史记》记载了上至上古传说中的黄帝时代，下至汉武帝元狩元年间共3000多年的历史。与后来的《汉书》、《后汉书》、《三国志》合称“前四史”。

《史记》对后世史学和文学的发展都产生了深远影响。其首创的纪传体编史方法为后来历代“正史”所传承。同时，《史记》还被认为是一部优秀的文学著作，在中国文学史上有重要地位，被鲁迅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有很高的文学价值。刘向等人认为此书“善序事理，辩而不华，质而不俚”。

《史记》全书包括十二本纪（记历代帝王政绩）、三十世家（记诸侯国和汉代诸侯、勋贵兴亡）、七十列传（记重要人物的言行事迹，主要叙人臣，其中最后一篇为自序）、十表（大事年表）、八书（记各种典章制度记礼、乐、音律、历法、天文、封禅、水利、财用），共一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余字。

《史记》最初没有固定书名，称“太史公书”，或“太史公记”，也省称“太史公”。据现知材料考证，最早称司马迁这部史著为《史记》的，是东汉桓帝时写的《东海庙碑》。“史记”本来是古代史书的通称，从三国开始，“史记”由通称逐渐成为“太史公书”的专名。